邓兆祥(1903-1998)，广东肇庆人。1914年起先后入黄埔、吴淞、烟台海军学校和南京水鱼雷枪炮学校学习，1927年后，任国民党海军“飞鹰”军舰枪炮、航海正、副舰长；1930年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934年回国，任国民党海军水鱼雷营营长、第二舰队司令部参谋、“长治”号军舰舰长、“重庆”号军舰舰长。1949年2月25日于上海吴淞口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安东海军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快艇学校校长，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青岛基地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海军发展史上，邓兆祥无疑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1949年2月25日，在当时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上，邓兆祥与爱国官兵在吴淞口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号起义。从“重庆”号巡洋舰脱离国民党军队驶向人民怀抱的那一刻起，邓兆祥便成为了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由此，邓兆祥开始了与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毛泽东的交往。

　　“重庆”号巡洋舰驶向人民的怀抱，毛泽东致电嘉勉邓兆祥舰长及全体官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英国当局曾没收了中国招商局在港订制的6艘港湾巡艇，转用于欧洲战场。战后，英国政府把一艘轻型巡洋舰赠送给国民党政府作为“赔偿”，这就是著名的“重庆”舰。该舰原名为AURORA(黎明女神)号，它是英国战绩辉煌的荣誉军舰，国民党政府接收后改名为“重庆”号。

　　1946年邓兆祥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批水兵赴英国接收该舰，“重庆”舰成为了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强的主力舰。

　　“重庆”舰上不仅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技术优良的海军军官，而且连士兵都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他们都曾分别在英国皇家海军各专科学校和荣誉号练习舰上学习和受训。1948年5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与英国政府代表福拉寨，在英国朴茨茅新军港正式举行了“重庆”、“灵甫”两舰的交接仪式，5月26日两舰同时起碇回国。“重庆”舰全体官兵在邓兆祥舰长的指挥下，齐心协力战胜了狂风恶浪，航行近一万海里，历时3个月，终于于1948年8月13日回到了上海吴淞口。

　　当久别的游子风尘仆仆地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回到母亲的怀抱时，看到的却是在祖国的土地上到处横行着的外国列强。“重庆”舰驶回上海时，偌大的黄浦江上，竟没有一座码头可供停靠，只能停靠在偏远的高吕庙附近水域，而码头却让外国商人租赁着，甚至在供英国军舰专用，美国的星条旗飘扬在外滩的高楼上，美军的吉普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达官贵人和洋人们在到处寻欢作乐，劳苦大众却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着。蒋介石反动独裁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刚刚回国的“重庆”舰随即被推上了内战的前线。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不久，人民解放军为了堵住敌人入关退路，正集中优势兵力攻打锦州，以期全歼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顿时慌了手脚，他亲临东北督战，并抛出了“重庆”舰这张王牌。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指挥下，“重庆”舰用舰炮猛烈轰击解放军坚守的塔山、高桥阵地。当时，邓兆祥既痛苦又无可奈何。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炮火终于震醒了邓兆祥和舰上的爱国官兵，大家都不愿意再充当蒋介石的帮凶和炮灰了。1948年11月，当“重庆”舰刚从东北返回上海，舰上立即有大量士兵逃亡。邓兆祥常在夜间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并经常阅读上海爱国民主党派主办的进步报刊。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根本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认为共产党并不可怕。他与好友郭寿生（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周应骢(时任国民党海军上海基地办事处主任，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有联系)时常往来。一次在周应骢家，他们谈到了“换旗”问题。周对邓兆祥说:“看来国民党海军要换旗了。”邓兆祥同意了他的看法，两人都表示坚决不去台湾。至于如何“换旗”，他们当时还摸不透，但邓兆祥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应变”的准备。

　　邓兆祥知道国民党对他并不信任，而他对国民党更是丧失了信心。他向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打了报告请长假回乡，但未被批准。

　　1949年2月，国民党当局准备将“重庆”舰开进长江，妄图配合海军第二舰队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在此期间，舰上的士兵已经秘密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并于2月25日子夜发动了起义。当士兵解放委员会的代表、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王颐帧 (“重庆”舰一等兵、军号:4568)请邓兆祥舰长领航开船，把军舰开往解放区时，由于邓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和应变的思想准备，便毅然登上驾驶台，下令开航，亲自指挥航行。经过25个小时的航行，于2月26日晨，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外海，“重庆”舰起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