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周恩来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视察三峡地区，对三峡工程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一行实地考察，风尘仆仆，又连夜召开三峡工程技术讨论会。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周恩来不顾劳累，铺开规划和设计图仔细研究。天亮以后，他的秘书告诉有关负责人说：“总理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错误。”后经复查，证明数据确实不对。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让大家十分感动。在调查中，周恩来坚持既听喜也听忧，而且还特别注意“求真”，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在尊重地方同志意见的同时，周恩来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安排、没有做过手脚的地方去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要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

　“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

　　为了解民情民意，掌握真实情况，在处理问题时做到心中有数，为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周恩来在工作之余，经常到基层、到有问题的地方去，深入群众中，开展专题性调查研究。正如他在１９６４年所说：“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他席不暇暖地奔走于祖国各地，深入社会基层，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周恩来曾三赴三门峡水利工程现场调研，下到工地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了解具体施工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现场会，详细听取各方面意见，还与水电部、沿黄晋陕豫三省、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工程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讨解决黄河泥沙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三门峡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库区的淤积程度严重超出预计。周恩来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总结教训，认真谋划可行的补救方案。在他主持下，批准实施“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挽救了一座接近失败的水利工程。

　　１９６１年５月，周恩来到邯郸农村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武安县伯延村，他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召开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技人员等参加的座谈会。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村民张二廷率直地向周恩来说了真话，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周恩来很赞赏，主动与张二廷交朋友，亲自到张家看望，在炕沿上与他促膝交谈。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周恩来认为不宜继续实行大食堂供给制，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后来中央和国务院在农村政策上改变了前期的做法，满足农村群众的要求，解决食堂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遇到重大事故和突发灾难时，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炎夏酷暑，周恩来总是不辞辛劳，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一定要到出事现场去仔细了解情况，与干部群众一起解决问题，应对灾难。周恩来对革命老区等相对落后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格外惦念，经常到这些地区去调研，诚恳地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商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以期尽快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次日，周恩来就冒着余震的危险赶往灾区。他直奔震中地带，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履险如夷，从容镇定地穿行在狭窄的街巷中，走进一个个窝棚，向干部和群众详细询问受灾的情况，亲切慰问群众，鼓舞大家的斗志。３月２２日，邢台再次发生强烈地震。４月１日，他又乘直升机飞赴灾区，在一天内连续奔赴四个受灾县，七次在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在巨鹿县何家寨公社，他让群众背着风，自己顶着六七级大风，迎着漫天风沙站在大木箱上给群众讲话，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从早到晚，他一口饭也没顾得上吃，一刻不停地走村串户。回到住地后，他在战士营房里吃了点家常烙饼和炒白菜，又连夜开始新的工作。

　　１９７３年６月，周恩来陪越南外宾参观延安。趁此机会，他考察了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情况。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他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难过得流下眼泪。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痛心地说：“没有想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他认真地同大家一起研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措施。回京后，他又找来一些老干部，发起成立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动员各方面力量，帮助延安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延安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

　　周恩来公务繁忙，不可能长时间深入基层，事事都作直接调查。很多时候，他通过召开会议来集中听取各方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从中了解问题。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时，特别是出现争论时，周恩来经常召集各种会议，反复讨论研究，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集中起来。他认为在会上多听取各种意见，可以集思广益，对问题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召开座谈会或讨论会时，他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加讨论，仔细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不满足于看书面材料，而是利用会上会下一切机会，向来自现场、来自基层的人进行调查，非常具体，非常深入。

　　１９６３年５月１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当时还不清楚沉没原因，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指示新华社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周恩来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向事件亲历者、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反复调查了解情况。５月１２日，周恩来在上海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指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他并向东海舰队领导人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后经调查发现，“跃进号”出航前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等情况不熟悉，很可能是偏离航线造成触礁沉没。为进一步摸清事实真相，取得物证，周恩来决定派人出海进行现场调查。出海编队克服重重困难，拍下了现场有关照片，取回了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在１９７０年２月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周恩来把３０个粮棉高产典型的代表请上台去，一个个询问，对每个典型都作了详尽、周密的调查。有些地区报典型材料的数字不准确，有的单位领导不能准确地回答问题，周恩来都给予严肃的批评。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弄清了情况，发现了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切合实际的指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遇到事情先不要武断地下结论，通过召开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充分调研，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然后再作结论，寻求符合问题实际的解决方案。这种科学的工作方式和决策方法，避免了节外生枝，使不少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

　　周恩来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和人才。在调查研究时，除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外，他还十分重视向专家、学者咨询，要求做到“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每当工作涉及专业性的技术问题时，他就找有关的专家、学者或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征求意见；尤其对于一些“反意见”，也给予特别的对待和尊重。在很长时间里，党内普遍强调算“政治账”，周恩来则强调管经济就要算账，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会总要请“二排议员”（业务专家、助手），听专家意见。

　　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的确定，就是周恩来依靠专家、兼收并蓄、集思广益决策思想和方略的体现。而在设计和修建密云水库的过程中，为确保水库工程质量，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尊重和发挥科技工程人员的作用，要充分讨论，详细论证，并特别要求设计负责人——清华大学的张光斗教授对设计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后来，他还向密云水库领导提出，要尊重张教授的意见，要请张教授常驻工地，设计图纸必须经张教授鉴定和签字。在施工过程中，专门设置了质量检查站，并派由教授、讲师和应届大学毕业生近百人组成的设计代表组常驻工地。周恩来每次听取水库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的意见。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师冯寅提出了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来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大坝地基沙砾石覆盖层漏水的难题，周恩来称赞了冯寅敢于创新的设计指导思想，指出可以先做试验。施工队经过摸索、消化、试验，掌握了科学的技术再投入正式施工，顺利完成了水库的建设。

　　周恩来尊重各方面专家、学者的观点，鼓励有益的争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以势压人，不以权力、官衔压制和抹杀正确意见。在三峡及葛洲坝工程决策中，存在“两派之争”。他认为：“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多次强调，“敢提意见就好”，“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共产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不尊重科学，不坚持真理，这是党性问题”。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开工程研讨会都让工作人员通知他参加，在会上还特意请他谈看法，会后又让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面一并送毛泽东参阅。得益于周恩来鼓励民主论争的良好作风，“两派之争”一直持续了３０多年，先后掀起几次高潮，直到工程最终上马。林一山回忆道：“周总理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致，而且特别讲民主。他再三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反面意见，甚至动机不纯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须发扬民主，以便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好的东西，真正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和经济社会情况异常复杂的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样样精通是非常困难的，但作为一个领导者，却常常需要对各种专门性问题进行决策，这是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周恩来能出色地做到这一点，除了他具有惊人的理解力、记忆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他重视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不闭目塞听，做到“谦虚一些，谨慎一些”，避免盲目拍板；善于集中大家的正确主张，汲取众人的知识、智慧，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

    “对上访者确有困难事情，应予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

　　周恩来极为关心和重视对人民信访的处理。他认为，信访工作是反映人民群众呼声的直接途径，可以保持领导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是领导人同广大人民群众声息相通的一条纽带和重要渠道。在他亲自关切下，各级政府逐步设立了专门机构，配备了干部，并制订了各种制度，人民信访工作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不仅经常批阅大量群众来信和来访的接见报告，还指示信访部门，应该将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汇总，编写简报转发有关部门，使他们能及时了解情况，改进工作，以便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在“共产风”、“浮夸风”盛行的年代里，许多地方的群众、回乡探亲的机关干部不断给周恩来和国务院写信，有的还不远千里来京上访，反映各地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征购过头粮，使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等严重现象。１９５９年上半年，信访室给周恩来写了综合报告，反映了几个省严重缺粮的情况。周恩来很快主持召集有关省汇报情况，共同研究措施。各地都采取有力措施，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些地方进行支援，缓解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许多职工积极响应号召，回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但有的地方对这些职工没有妥善安置。这些职工不断给周恩来写信。１９６４年５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信访室会同劳动部等部门，组成两个工作组到来信较多的省蹲点，向他写了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又指示召集有关五省负责人座谈会，进一步交流安置工作经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１９７４年，周恩来在处理一个来访案件时，针对某些国家机关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指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各有关部门应开会检查这类性质的错误，并规定若干措施。对上访者确有困难事情，应予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