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学习。这所学校是当年湖南最大的普通中学，集中了一批优秀教师，校长是符定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中国文史馆馆长。

　　毛泽东爱好史学、文学，文史相通，炼成一色好文字，受到国文教员柳潜的器重，引导他学习梁启超的文风，新闻评论家的笔锋；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鼓励他多读课外书籍。见到毛泽东写得好的作文，柳潜常写上评语交全班同学“传阅”。《商鞅徙木立信论》是其中的一篇，今已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

　　商鞅“徙木立信”，是流传悠久的历史故事，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老百姓对新政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惧，在国都南门树立一根木桩，宣称谁能将木桩徙置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徙置，赐金50两。这时，果有一位手粗脚壮的大汉将木桩由南门搬迁至北门。商鞅当即给大汉赏赐黄金50两，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赏赐一样，取信于民。毛泽东看到这故事，联系当时社会实际，挥笔撰写《商鞅徙木立信论》，抒发胸怀。

　　文章紧扣“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论述法与民的关系。他说：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把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商鞅立法变革，严惩奸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奖励耕织以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以树立国威，清除贫困衰弱，造福人民，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原来是变法前的秦国政府早已失信于民，“黎民惧焉”，尽管执行者煞费苦心，人民依然“立而不信”。于是，毛泽东将笔锋折转，写道：人民中的守旧观念、胆怯心理，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这篇论文仅600字，国文教员柳潜阅后，作了七个眉批和总评，计150字。批语认为该文“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古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鼎”；“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柳潜不愧为一位有眼光的教员。文章末尾的总评是：“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浓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在作文首页大写“传观”二字。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接待美国记者斯诺时还提到柳潜，“那时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录(览)》”，“我读了《御批通鉴辑录(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自学更好。”解放后，毛泽东询问符定一是否知道柳涤庵(柳潜)的下落。符回答：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叹道：“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庵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由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开设的课程，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学校的繁琐校规又使他反感，他在该校住了六个月，便退学，到湖南图书馆自学去了。

    ( 六 )

　　由于父亲毛顺生不同意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以为他在外游荡，荒废学业，断绝伙食费的供应。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后，于1913年下半年，考入湖南第四师范，次年春四师并入湖南第一师范。他在第一师范读了五年。他在这里遇到一位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思想开放的学者杨昌济。

　　杨昌济，字怀中，长沙县板仓人，曾留学日本、英国，前后达9年，研究哲学、伦理学、教育学。1913年归国后，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请他任教育司长，他断然谢绝。他在《达化斋日记》里记载：“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凡军人官僚政客，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土之上也。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枝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他决心“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献身教育事业，培育人才，进行“磨血革命”。他热烈支持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热情向青年介绍和传播西方各派的政治主张和哲学、伦理学说，介绍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鼓励学生树立“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1918年暑假，杨昌济调任北京大学哲学、伦理学教授。他刚到北京，就致信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通告蔡元培等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消息，建议毛泽东赴北京，一方面负责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另方面去北京大学工作，解决学习、生活问题。经他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手下工作了半年，任图书、报刊管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的阅读人员。不幸，杨昌济于1920年元月17日在北京病逝。逝世前，他曾致信好友章士钊，介绍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学、品、行”，赞扬毛、蔡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杨昌济教授真有慧眼，不愧为近代伯乐。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原理，而且在这部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一百分。”

　　( 七 )

　　黎锦熙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虽是老师，但只比毛泽东大三岁，两人交往密切。黎锦熙一生勤写日记，从不间断。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就有20天记载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如“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5月30日，“润之至，交谈社会改造事。”7月21日上午，与润之、章甫(即陈章甫)讨论读书方法，“告以精读《群学肄言·缮性》。”7月31日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

　　同年9月，黎锦熙调往北京教育部工作，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亦未间断。毛泽东在长沙散发《征友启事》、组织新民学会等等活动，都随时通告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谈到社会改造问题，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不能从枝枝节节的改造入手，而要从改造人心入手。“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即具有宇宙之真理。”他决心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寻找真理。“十年未得真理，则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则终身无志。”黎锦熙阅读此信后，在日记里记载、评议：“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当晚复信，以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