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和陈原道、刘亚雄夫妇是大革命时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相识，结下了深深的战友情谊。正如薄一波在为《刘亚雄纪念集》写的序言所说：“亚雄同志是五四运动后三晋妇女参加革命的先驱之一。我与她父亲刘少白相识较早，同她认识并在一起工作，是在1931年2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她同陈原道同志来到天津，原道同志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主管省委的全面工作，亚雄同志任省委秘书长。不久，因组织遭受破坏，她和原道及大批同志被捕，判刑后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稍后，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又遭破坏，我也被捕，关押在这里。……及至她去延安学习特别是全国解放后出任劳动部副部长，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她那种孜孜以求、扎扎实实的学习和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草岚子监狱里的“铁窗战友”

　　薄一波，1908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1925年12月，在大革命高潮中，薄一波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1927年6月，他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同年夏，薄一波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受组织派遣在晋北的忻县、定襄、崞县、繁峙一带，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组织很快恢复了，但是无法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1929年春，薄一波只身前往天津，找到顺直省委，并奉命打入天津宪兵司令部国民党党部政训处。从此，薄一波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平汉线北段兵暴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军委常委，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等斗争。由于白区工作环境险恶，斗争复杂，他四次被捕，两次入狱，并在狱中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结识，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陈原道，1902年4月21日出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青岗乡陈泗湾村，是我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1925年，他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党组织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陈原道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从事革命工作特别是党的宣传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在苏联期间，陈原道结识了刘亚雄。

　　刘亚雄，1901年10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是山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之女。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陈原道十分赞赏刘亚雄勤奋好学的品格，刘亚雄则佩服陈原道博学多才和质朴稳重的品格。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切磋革命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底，刘亚雄从苏联回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初，陈原道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刘亚雄任干事。这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革命征程中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2月，陈原道调任河南省委，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1931年1月，陈原道赴上海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陈原道受党中央委托，组成以他为首的由徐兰芝、贺昌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当时，顺直省委陷于“混乱”之中。他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矛盾，改组河北省委，于2月5日成立河北临时省委。河北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安子文任秘书长，实际上是在陈原道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同年2月，刘亚雄调河北临时省委担任秘书长。据她回忆：“从1月下旬到4月初，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在叛徒到处追踪、搜寻的情况下，原道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各机关和各旅馆之间，反复工作，有斗争，有团结，终于初步解决了河北党组织的混乱情况，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由于河北临时省委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致省委机关驻地被敌人包围监视都未察觉。4月8日，省委准备在招待处召开常委全体会议时，陈原道和刘亚雄等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

　　陈原道等人被捕后，阮啸仙、廖划平、刘锡五等组成了河北临时省委，并于4月10日后把省委机关由天津迁至北平。中共中央决定，一面立即营救被捕同志，一面派出以殷鉴为首的一批领导，迅速组建新河北省委。5月8日，新的河北省委正式成立。然而，由于省军委负责人廖划平被捕叛变，新组建的河北省委机关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甚至留在天津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未能幸免。6月26日，薄一波、刘澜涛等一批干部相继被捕，关押在北平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8月初，薄一波等39人，又被送到海陆空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在这里，薄一波被判刑8年。8月底，薄一波等“重要分子”全部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因坐落在草岚子胡同，被称作“草岚子监狱”。9月，陈原道、刘亚雄等被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军法处，不久也被转入草岚子监狱关押。

　　在草岚子监狱，对犯人实行法西斯专政，除女犯外，都带脚镣，大号七斤半重，小号三斤重。薄一波、陈原道等被关在南监，刘亚雄等女犯被关在北监。在这里，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为了坚持长期斗争，殷鉴、陈原道、薄一波、杨献珍等一起研究认为，党员必须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以支部为核心，团结全体政治犯，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经薄一波提议，由陈原道担任支部书记。继陈原道之后，孔祥桢、殷鉴、薄一波等都曾担任过支部书记。作为狱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原道想方设法把党团员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薄一波、陈原道等人抓住放风的机会，秘密碰头，研究情况，分析被捕党团员的政治表现、思想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教育计划，对表现坚强的同志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一批青年团员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对少数动摇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员团结起来后，党支部不仅领导难友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等的斗争，还开展了政治性斗争。经支部研究决定，利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开展一次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的斗争，得到了全体政治犯的响应，于1932年3月向当局递送呈文，并以绝食的方法迫使狱方表示“一定转达”，斗争取得了胜利。

　　据当年草岚子监狱的难友刘武雄回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狱中党支部为团结狱中全体同志，提高党、团员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斗争意志，粉碎敌人的‘反省政策’和‘高压政策’，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和学习马列主义的课堂，每当集体在牢房院内放风的时候，我注意以原道以及安子文、殷鉴、薄一波、刘锡五、杨献珍、张友清等同志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一面饮水，一面低声细语，谈谈问题，我想他们大概是研究交谈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吧！”

　　与此同时，薄一波还同难友们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他们克服困难，通过秘密渠道搞到许多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刊物及领导人的报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组织大家学习。正如陈原道在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所说：“这一工作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惟有加强这种工作，才能算达到我们真实任务，这就是武装我们思想与理论，出来时才会起更大的作用。”陈原道翻译俄文，杨献珍、廖鲁言等翻译英文。据当年狱中难友刘澜涛在1983年回忆说：“陈原道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话不多。在狱中他给我们讲《列宁主义问题》，那时还没有书，他记忆很好，一章一章给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