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爷爷临终的嘱咐

　　“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借机大搞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乱，国民经济更遭到严重破坏。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奶奶也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周总理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住局面。”

　　这年6月份，我从部队回家。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早晨，爷爷一起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觉得爷爷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了，应该好好休息。但是爷爷不顾我们的劝阻，坚持要去，他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就随便不去了呢？”

　　爷爷这次会见的外宾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弗雷泽1975年竞选获胜出任总理后一次重要的出访。爷爷按安排的时间提前来到达人民大会堂，在开放着冷气的休息室等待客人。会见的时间到了，客人还没有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外交部人员来说明情况，爷爷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浑身发冷。过了好一会，爷爷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爷爷带着病体，坚持到会见活动结束。回到家中，越发感到不舒服。经过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

　　根据日程安排，26日爷爷还有会见外宾的活动，他还想去，但在奶奶和我们以及医生的劝说下，爷爷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就医。

　　爷爷住院后，尹庆民秘书就和我们商量，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爷爷的浴室给改一下。

　　新六所的房子是50年代修建的。20年多年过去了，这房子不但显得过时，而且多年失修，已经破旧。当初设计时，这些领袖人物们都还在盛年，所有的主卧室都设计在二楼。而现在，他们的年岁都大了，特别是爷爷，都快90岁的人了，上上下下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在1970年入住5号楼之后，爷爷便住在了一层。刚来时，因为爷爷的卧室里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地非常不方便，中办和新六所的领导看在眼里，便想把这里给改造一下。而当时任中办管理局副局长的李维信同志向爷爷汇报了这一想法后，爷爷一口就给回绝了。他说：“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现在好多老百姓都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李维信五六十年代曾在中央警卫局专门负责首长们的警卫工作，后来调入中办管理局负责首长的生活服务，他对我们家非常熟悉，也很善于作首长的“工作”。他见爷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这只是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了李维信这么一说，爷爷这才勉强同意。

　　于是，利用爷爷夏天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5号楼给彻底“维修”了一下，将爷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并与卧室连成了一体。又将餐厅改成了爷爷的办公室，又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的餐厅和一个理发室。

　　那年爷爷从北戴河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改建么！？你们这是给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爷爷生气归生气，但看到木已成舟，又不能把新修好的房子改回原样，在奶奶和我们大家的劝说下，这才勉强住了下来。

　　但这次维修留下的惟一的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磁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中，爷爷每天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了，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爷爷才能顺利地完成洗浴……

　　这一次爷爷住院了，尹秘书抓住了这个时机，赶紧和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了改造。可谁也没想到，爷爷会这么快就走了……

　　澡盆改装完工后，我归队的时间也到了。我本想在家多住几天，守在爷爷身边，服侍服侍他老人家。可我知道爷爷的脾气，他老人家从来不允许我们任何一个人超一天假。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按时归队。因为这样，爷爷才会满意。

　　临走的那天，我去跟爷爷告别，他老人家虽然已住进了医院，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和工作着。看我来了，爷爷很高兴，又听说我要按时归队，他就更高兴了，他说：

　　“军人嘛！就得这样才行！”

　　我坐在爷爷身边，对他老人家说：

　　“爷爷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这话爷爷有点不大乐意听，说：

　　“身体不好不能成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你回去以后，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时此刻的心情，轻轻地点点了头。

　　于是我告别爷爷，回到部队。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回到部队，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说爷爷病情加重了！等我赶到爷爷身边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

　　当时专门为爷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爷爷一次，奶奶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7月初，爷爷的病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爷爷本来是闭着眼睛，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爷爷轻声缓缓地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看望爷爷，奶奶贴着爷爷耳边告诉他，他吃力地睁开双眼，看着这些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同志，嘴煽翕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我也哭了。此后，爷爷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爷爷那颗为真理、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跳动了90年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那一刻，巨大的悲痛向我袭来，我情不自禁地哭喊着：

　　“爷爷，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为敬爱的爷爷送行
 

　　爷爷去世后，奶奶让我和爷爷的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以及护士盛菊花给爷爷换衣服。可我们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像样一点的。直到最后实在是找不着了，我们这才想起来，爷爷根本就没有新衣服。

　　我们知道，爷爷一生对衣着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他有一身较好的衣服，平时怎么也舍不得穿，只是在接见外宾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马上就换了。他的内衣就更破了，领口、袖口、肘部磨破了，就请工作人员补一补，继续穿。他的一件浴衣，穿了近20年没有换过。一条棉被，盖了20多年，补了多次，临终前还用着它。他说：“衣服被子只要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得穿好多年!”

　　爷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朱德同志的美德之一是崇尚简朴。他一生和旧势力、旧观念作斗争，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谋解放，一生中过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我第一次见总司令时，只见他贴身穿的是一套浅蓝色丝绸面的棉衣，补丁挨着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一直舍不得丢弃。外边罩一套制服，照样年年穿它过冬。一直到1960年以后，这套棉衣实在无法再补了，才换了一套新的。”

　　1956年的一天，爷爷向警卫员要他那一套灰色哔叽料子的中山装。警卫员说：“那套衣服两只袖子已经磨得破烂不堪，不能再穿了。”

　　爷爷坚持说：“补一补，还可以再穿嘛：”

　　衣服补好后，爷爷高兴地说：“衣服不怕它破，破了可以补上，洗得干净，这样穿起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外国人看了都好嘛：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做出榜样。”1976年6月13日，我母亲来北京看望爷爷。

　　一进门，就看见工作人员正在给爷爷补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