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就麻烦大了,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回家看到后,表情十分严肃,就发火了,说:‘他们要打倒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样讲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严重。在说这句话时,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但表情非常严肃。”刘建回忆。
朱德与格达活佛
朱德在长征时,与西藏的格达活佛结识。格达活佛1902年出生在甘孜白利乡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36年3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到达甘孜时,曾亲自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两人一见如故。7月初,红军北上去甘肃,临走时,朱德与格达话别,在红缎上为他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
14年后,格达活佛终于盼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欢迎西藏派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正当格达活佛为此奔走于拉萨与昌都之时,不幸遭敌人暗害身亡。
60年后,格达活佛转世活佛六世格达·扎西绒布活佛与朱德外孙刘敏再续前缘。
刘敏说,“我是怀着感恩的心去的。在甘孜,爷爷和五世格达活佛曾9次促膝交谈,结下深挚情谊。爷爷北上临别之时,还特地赠送格达活佛一顶象征解放和希望的红军帽。我们要世代延续这份情谊。”
刘敏送给六世格达·扎西绒布活佛的礼物与爷爷朱德一样:“父亲刘铮的书法作品‘红军朋友 藏人领袖’和一顶特别订制的红军帽”。
朱德临终调侃唯一的遗憾是没吃饱过
朱德晚年长期患有糖尿病。
“爷爷因为糖尿病要少食多餐。冬天我们经常和厨师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上焙干。爷爷饿了的时候就拿点干馒头片吃。有的时候爷爷跟我们讲话,教我们学东西饿了,就会边吃边谈。”刘建回忆说。
刘建说,爷爷喜欢吃四川泡菜和回锅肉,但是后来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的很严格,每顿基本上都是保健菜,过瘾的菜都不让他吃,爷爷这个简单的要求也就被“剥夺”了。有一次廖承志来看爷爷,到饭点了,奶奶留他吃饭,问他喜欢吃什么,廖公一听,借机提出一个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想吃肉”。其实,廖公和爷爷一样,都被医生管着,在家里又被夫人监督着,和猪肉无缘。爷爷这时投了廖公一票,“廖公就这个小小的要求,克清你就满足他吧!”奶奶叫厨房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怕爷爷也加入这个开戒的行列,便指着刘建对大家说,“正好,我们家也有一个吃肉的。”这以后,“吃肉的”成了对刘建的代指,“吃肉的回来了”,每次他回家,保准会得到这个热烈的欢迎词。吃饭的时候,爷爷边吃自己的边看着回锅肉,却一点也不能吃。这时奶奶就得打岔,引开爷爷的注意力。刘建在饭桌上看到爷爷实在想吃,就偷偷夹一块放到爷爷的嘴里面。
后来,朱德临终时还对康克清调侃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
“1976年6月底,爷爷因感冒发烧住进医院,爷爷自生病住院到去世一共10天。爷爷病重的时候我陪着奶奶和妈妈在病房值班,爷爷的病一天天的加重,由感冒转成肺炎,因糖尿病引起肾衰竭。由于排不出小便,导致身体浮肿。前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着急并指示医生们要全力抢救。”当时朱德不知道自己病得这样严重。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朱德逝世,享年90岁。
刘建自述:爷爷“五心”让我们成长
爷爷虽然喜欢孩子,但决不溺爱,要求很严格。
我是1970年才当的兵。有一次,师长专程打电话请示要提我当干部。但是,奶奶转达了爷爷的要求,说让他再多当两年兵,所以我当了5年兵。
我在山西当兵期间,一次回京探亲,临走时,部队首长——爷爷战争年代的老部下让我给爷爷带了点礼物:两瓶汾酒,两瓶老陈醋,还有一些小米。我没有多想就带回了北京,送到爷爷家。爷爷、奶奶问清了情况,说这是收礼并严肃地批评了我。
在我回部队时,爷爷让我把钱捎回去交给部队首长,并要求我把购物发票带回来交给他们。
爷爷逝世之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钱物,他把节余的工资都交了党费,留给我们的只有精神财富。
我总是觉得爷爷的“五心”是我们成长的动力,那就是:对信仰追求的“恒心”,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心”,对人民群众的“爱心”,对权力恪守的“公心”。这些都是他在一生实践中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到的。
在爷爷身边的日子
我小的时候,身体比较差,经常发烧,爷爷对我一直非常关心。1970年初,我住院做阑尾炎手术,爷爷年龄大了不便亲自来,就让奶奶经常到医院来看我。奶奶每次来都要给我带点葡萄干之类的零食,说是爷爷特地嘱咐的。那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但更多的是一种亲情。
小的时候,奶奶让我们自己洗手绢,洗袜子,说洗不干净就打手板,一打手板我就哭。每当这个时侯爷爷就会过来,看到我的手心红了,就会很心疼。把奶奶的手和我的手放在一起看,说“打在你的手心里,奶奶也心疼啊”。
爷爷的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爷爷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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