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不但相信“人定胜天”，还能站在唯物观点的高度对待身后之事。他告诉子女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理解，姚崇说，“人死了就如同粪土一样，没有任何知觉了，厚葬有什么用呢”。他举例说，翻译佛经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赎过生的孝和皇帝、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武三思等人，或不得善终，或家破人亡，或惨遭杀戮；而没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时期， “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至仁寿”，传说中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正是生活在这一时代。他总结道：“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读至此处，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就是说，几十年后写《论佛骨表》的韩愈，也是以姚崇之论为基础的。姚崇并非反对佛教，他反对的是当时统治者和民众过于沉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劳民伤财，影响国计民生。他曾劝诫唐玄宗，阐述了“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论和信仰规谏当政者造福民众、抚慰苍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理”。这一异乎寻常的政治见解，无疑平添了他作为“大政治家”的内涵。

　　毛泽东年轻时评价历史人物，喜欢以“传教者”和“办事人”来概括。“传教者”以创立思想学说影响世人并流传千古，“办事人”则运用自己的才干为民造福、匡时济世。姚崇就是一个政见深睿、为国为民的“办事人”，而且这个“办事人”还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敢于破除迷信、反对沉迷宗教的唯物论者，因此他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

　　〔作者张泽宇，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