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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试论周恩来的和谐思维及其实践 |
2008-03-19 12:1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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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洪斌、杨大生(第一作者为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兼周恩来故居管理处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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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思想是传统的家教。周恩来的祖先、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师第七》文中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他传授的阴阳之道和天人之道，都是贯穿着一种中正、均衡、和谐、和合、和平的精神。周恩来幼时，仁慈善良、宽容大度的生母万氏给他性格上的影响，使他“天性富于调和性”；温和沉静、礼让贤慧的嗣母陈氏给他文化上的启蒙，使他“求真的心又极盛”；出身劳动人民的乳母蒋氏，教他具有和睦友善、诚实无私的良好品德。破落困窘，屡次漂泊，寄人篱下的家境，“使他自幼就养成偏重于在动乱中求安定，在纷争中求和谐，在屈辱中求忍让，在对立中求统一和在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⑩
对各种主义、思想、文化推求比较，使中西方优秀文化在周恩来的思维活动中交融汇合，兼收并蓄。周恩来五岁入家塾，直到十二岁去东北入新学。在故乡淮安的七年中分别在周、万、陈、龚等四户家塾馆的多名塾师的指导下，读四书五经。周恩来的叔伯辈中有周龢鼐、周嵩尧等在他出生前后中举，如此家庭的书香氛围对于周恩来广泛吸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期间，他阅读了《新民丛报》、《民主报》等进步刊物以及达尔文进化论和与此相关的西方哲学、伦理学论著，使他逐步形成一种通过先进的教育、文化启发人，从而达到社会进化目的的思维模式。在留学日本和参加“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进步束缚的消极内容，提出了“革心”与“革新”的构想。这无疑强化了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使命感和道德自制力，然而面对旧中国严酷的现实，仍然苍白无力，流于空想。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期间，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进行深入的推求比较，认定了“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⑽着眼于以“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理”来进行对社会制度本身的根本改造，终于成为了一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卓越的共产主义者。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祖籍绍兴的进步人士曹天风说过：“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⑾这标志着周恩来依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传统文化已进行了审视和整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譬如：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维”是古今涵盖，东西横贯的。马克思就曾赞扬魏特林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的理念，进而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周恩来的和谐思维与娴熟的政治协调艺术也来源于中国革命复杂的政治实践。周恩来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无论是国共合作，还是“文革”期间，所面临的政治结构的多元性、复杂性，都是举世无双的。中国革命复杂的历史，给周恩来提供了和谐思维的用武之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外致力于和平稳定、交流协作，对内致力于团结稳定、和谐民主。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以其和谐理念，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鞠躬尽瘁、相忍为党，尽其所能做一些稳定、协调、沟通、服务、纠“左”和平衡的工作，切实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成为对"文革"动乱的社会状态进行整合、整顿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努力借鉴周恩来“和谐”思维及其实践经验，为在新时期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并谋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江泽民：《在周恩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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