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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普：我给总理当卫士 |
2008-02-26 18:14:18 |
来源：大众日报 |
作者：王红军 逄春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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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普说：“在总理身边工作，让我懂得了什么叫高尚，什么叫伟大，什么叫廉洁奉公，什么叫鞠躬尽瘁，他老人家的风范将长存人间。”
中等个，微胖，年逾古稀的他，依然目光炯炯，我们采访时，任何细微动作，他的目光都能捕捉到。他，就是先后为周恩来、邓颖超做过贴身警卫的高振普少将。2月15日下午，高振普在北京接受了我们3个小时专访。至今还有浓重的山东济宁口音的高振普，乡情很浓，他特地给孙女取名高微，就是为了纪念祖籍微山县。
普通孩子走进中南海
我们很好奇地问高将军：您是周总理的贴身警卫，一定武艺高强。高振普哈哈笑了，说：“说不上，说不上。我们有点武术培训，现在条件不一样，比我们那时好。对我们射击要求比较严，我打枪是比较准的，不过我的枪带了30多年，一枪也没有放过。”
高振普家里很穷，父亲是铁路上的码头工人，全家就靠父亲赚的钱来维持。济宁一中毕业后，因无钱升高中，就打听着考济南铁路学校，能免学费，还管饭，于是徒步从济宁到兖州，然后坐火车到了济南，但了解到济南铁路学校人报挤了，就转考了农中。回家后正在等通知，他的初中老师叫他到学校，说让他考济南公安干校。公安干校政审非常严格，必须是三代没有地、富、反、坏分子，历史是‘清楚’，而不是‘清白’，家庭有历史问题，交代了，叫清白，而清楚，就是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公安干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公安厅一处，也就是政治保卫处。
“1956年，中央警卫局从山东调5个人，其中一个不合格，又通知我去补充，就这样在中南海做起了警卫。前前后后，在中南海工作了30多年，我在总理身边工作，自己的家人包括母亲、弟弟都不知道，直到总理去世发表追悼消息，家里人从报纸上看到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名单时才知道。我们当时的身份是保密的。”高振普说。
“总理家里总共两辆车，其中有辆小车是去看民主人士开的，好多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四合院的小胡同里，开着小车比较方便；而且到民主人士家去，就带一个卫士。”高振普被我们的问题拉回到了过去。
总理用饼干充饥
高振普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的生活、工作还是比较有规律的。一般来讲，开会的时间是在上午10时或下午3时，午饭是1时，晚饭7时。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有时忙起来，偶尔也会打破这个规律。可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种人为的矛盾骤然加剧，周总理的工作量逐年增加。接见红卫兵，同各类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及外事活动等，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有时一天十几项活动。活动最多、时间最长的是会见红卫兵。每次要花几个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总理要耐心地听他们说，又要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有时因会议时间拖长，就打乱了原来的工作程序，挤掉了休息时间或吃饭时间。对警卫来说，安排总理吃饭已成为很大的困难，又不能改变原已安排的活动日程，只好利用两个活动的间隙，安排吃饭。如果会见红卫兵或群众组织的代表，到了大家都该吃饭的时间，只好边开会边“吃饭”。因为人员较多，不可能给每个人搞饭吃，只好每人一包饼干。周总理也不例外，同样是一包价值二角钱的饼干。就这样一边吃一边开会。这样的接见几乎天天都进行，遇到该吃饭的时间，总理就以几片饼干充饥。会后当警卫再给他搞饭吃时，总理总是说已吃过了，还反问我们：饼干不是饭吗？”
“日久天长，我们觉得这总不是个办法。我们把问题报告了邓大姐。邓大姐约我们共同想出了个办法，那就是用茶杯盛上玉米面粥，总理边开会边像喝茶水一样喝下去。以后就这样，该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送上一杯。后来，我们又在粥里放进了肉末、菜泥。有时总理来不及吃饭，要去会见外宾，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这办法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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