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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数字 |
2008-02-26 10:42:57 |
来源：人民政协报 |
作者：梦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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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法深有同感。会议期间，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的情况。他已经注意到农业上正在日益突出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明显意识到这些年来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条分缕析道:“第一，1956年‘八大’上提出粮食5000亿公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猪3亿头的计划，这三个数字基本上提得太高，很难达到。第二，对这三年的产量都估高了，1958年出现第一次被动，一直到去年庐山会议才改下来。今年1月把去年的产量又估高了，粮食报5400亿斤，实际上只有4800亿斤；棉花宣布4820万担，实际上只有3800万担，现在又被动了。第三，因为去年估高了，今年的计划数字也高，就是在去年的数字上头增加10％，即粮食5940亿斤，棉花5300万担，现在看今年是完不成的。今年能够保持去年的产量就了不起，就是很大胜利。现在，我们不但今年陷于被动，而且到1962年的计划也有完不成的危险。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1962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这番话再次显示了周恩来“拿数字说话”和“拿事实说话”的科学思维习惯。
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一次把主动权拿过来”。他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进一步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周恩来善抓事物根本、忧国爱民的高度责任感很明显地溢于言表之中。
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话题深入问下去:“那么究竟怎么来转这个弯子呢？”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回答:“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
他还深谋远虑地谈道:“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1962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1962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都要把它压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听完周恩来的发言，大家都很赞同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全国粮食调度期间的一串数字记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其中尤以粮食紧缺为重。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时常要为各省市粮食的分配、调运、贮存的事情工作到凌晨，成了名符其实的“粮食调度总指挥”。
周恩来每周都要几次约请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在听取汇报时，他总是亲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当时，各省的粮食供应十分困难，包括一些产粮区也很紧张。请他们拿出一些粮食并不容易，需要实事求是弄清真实底细，而且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周恩来总是亲自同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
尤其可贵的是，周恩来在调运粮食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在调粮过程中，周恩来也十分体谅地方的困难，对确有难处的省份，给予了最大的帮助。譬如，四川原来一直是粮食调出省，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误了农田的收割，以后又高估产，加上自然灾害，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粮食紧张。周恩来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省内自己调剂。后来，四川粮食告急时，周恩来又紧急调粮支援四川，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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