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毛泽东又在最后的定稿上加了一句十分重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对于《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更为关心和重视。他不但亲自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的修改,而且还为很大一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
毛泽东在提出图书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的同时,提出了图书质量的艺术要求。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具体行动,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图书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毛泽东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个特性毛泽东解释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当王明在1940年继续用教条主义那一套来吓唬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时候,毛泽东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具有民族风格的表现形式写出了《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与此同时,他还找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谈话,鼓励大家采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作和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郑清源 原载1992年3月23日《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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