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与墨(1972-),男,湖南郴州人,硕士,讲师,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纪念馆研究人员、巢卫平(1969-),女,湖南岳阳人, 硕士,讲师,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会研究人员）

    摘要：青年毛泽东从主办工人夜学、创办自修大学到创办工农运动讲习所，其思想经历了从教育救国论到教育服务革命救国论的转变，其内容表现为人格主义的国民教育、平民主义教育和革命主义教育。形成了他教育服务革命、革命不离教育的职业革命生涯的特色。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  工人夜学  自修大学  教育思想

    一、工人夜学：毛泽东教育救国论的人格主义教育实践
    在西方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求学湖南一师时，湖湘大地主要流布军国民教育思潮、实业教育思潮和国民教育思潮。军国民思潮重政治性，旨在增强民众的国民意识，特别是培育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实业救国思潮重在改革旧的课程设置，培植实业人才。国民教育思潮则重点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全民扫盲、开通民智。三者虽切入点有异，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改进教育质量，振兴国运，教育强国，都属于教育强国论的范畴。毛泽东博览群书，他熟读中国近代史，喜欢思考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 、“维新变法”、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培育新民，改造国民性）。特别是“辛亥革命”流产后，改造国民性的教育救国论成为当时社会精英中一种主流思潮。学生时代的毛泽东非常崇拜梁启超，他迅速地接受了“教育救国论”。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论述改造社会必有“本源”，“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1]并认为当时“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1918年他组织了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与风俗”。当时毛泽东持群众落后论的观点，他痛恨中国封建社会“忠孝思想对人民的统治，中国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2] 毛泽东虽然持民智不开、群众落后的观点，但他并没鄙而远之，他来自农村，他决心以教育来改造国民性。1917年11月毛泽东积极地接办了湖南一师上学期开办但已停办的工人夜学，为鼓动工人来上夜学，他煞费苦心地写了白话文的口语化招学广告，循循善诱，并亲自组织同学到工厂以多种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去做直接的招生宣传。一时工人报名争先恐后，夜学限于场地招生了120多人，工人夜学被毛泽东成功地开办起来了。
    毛泽东主办工人夜学的缘起，从他在《夜学日志首卷》中的记载可以看到：一是为了开启民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力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二是为了推行国民教育，保障受教育权的基本人权。“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成之可教者，而不忍恝置也。草木鸟兽，同兹生类，犹宜护惜，而况人乎？”三是为了“扬善止恶”，因人本善。“小人原不小，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毛泽东持的是人本善的思想。四是便于湖南一师同学们实习。五是促进教育走入社会，学校与社会相洽相融相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相隔相疑，乃成三弊：一为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一则社会不遣子弟入学校，……一则烧校阻款之事由此起也。除去三弊，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毛泽东陈述上述理由，得到了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赞成。[3]此外，毛泽东在1918年的《学友会五月十日事录》中在谈到经费与办学的关系时，写道：“又如夜学，利济失学穷民，实属功德无量，竟无法使其经费独立，仅仰校款余沥进行……”。[4]
    综上述可见，1917年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浅处说是出于同情工人“写不得、认不得、算不得”的窘迫困境，更深层次的动机则是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通过提高文化素质育成国民人格意识。这从《夜学招学广告》中亦可见，“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 [5]人格主义教育的着力点是将人们从泯灭个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当时认为教育进步，政治也进步；教育落后，文盲多，政治也落后。他曾以地方自治为例，哪个农村读书人多，则发起和推动地方自治的工作就做得好。现代议会制，实行“民主选举”，需要民众有文化。民国初年两次选举，尽劣绅恶棍武举投票，乡民多数竟不知选举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改造社会，须从办教育入手，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文化，提高群众觉悟，才能消除社会进步的阻力。毛泽东当时的人格主义教育思想，受影响于校长孔昭绶和哲学老师杨昌济。孔治校湖南一师标榜“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杨昌济则倡言 “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教育尽人所宜受。” [6]
    二、自修大学：平民教育运动形式之饰和革命救国教育内容之实
    1919年，杜威应邀来华系统介绍其平民主义教育的主张。杜威宣称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教育即生活”，“社会改良，全靠学校”，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阶级制，莫使少数人有教育，多数人无教育，”必须使人人都接受教育，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方能强盛不衰。平民教育是治国的“利器”。杜威在中国10多省市（包括湖南长沙）巡回演讲后，“平民教育”成为了当时最为响亮、时髦的词句。[7] 随后，罗素又来湘讲演，鼓吹阶级调和、阶级互助和阶级感化的改良主义，主张用循序渐进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进而指出农业国的中国唯一出路就是发展教育、开发实业，随后社会名流大规模来湖南演讲，中外名人咸集长沙，进行种种新思潮、新观念的宣传。[8] 但平民教育思潮其属性仍是改良主义的，是国民教育思潮有所改进的的一种教育救国论；国民教育旨在通过成人扫盲教育、培养国民人格意识，平民教育重在把一直高高在上教育、知识、学问泛化，去其高贵神圣性、垄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