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距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印证了毛泽东原来就存在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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