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亭：是的。我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他有惊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独创精神。他的思想永远是开放的，永远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开拓新的思路，像他说的那样；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具有极其强烈的创造精神，一接触新事物、新情况，就提出一种新观点、新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他青年时代就认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有“具体、鲜明、热烈”的创新观点。他说“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创造性，不同实际相结合，即使他的马列主义学富“五车”，也是没有用的。

    其次，毛泽东是一位大思想家，但不是空中楼阁的空想家。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确认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研究东方。这也是他具有的第二个特点。毛泽东从踏上社会那天起，头脑中就装着三个东西：一个是要强国富民。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统一的中国，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是要搞民众大联合，要依靠群众创造世界，早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就认识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大联合，缺少工农两界群众参加；一个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这三条可以说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实践之中。毛泽东坚持认为实践出真知。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迷信本本。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领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大量地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去找出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和道路，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像他说的老老实实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去学习、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成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日益地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上，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主张、方法和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虽然他所论述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本本上可能没有具体地阐述过。我们通常说的，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样说，并不是说毛泽东不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说怎样学、怎样用。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他曾说我们党有一百个、二百个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中央的几届领袖中，一个主要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二次抉择：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访问人：您刚才讲的是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时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特点。毛泽东第二个抉择又是什么呢？

    赵福亭：这应该说是上井冈山了，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个抉择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曾设想过中国革命和俄国不同，不能先总解决后及一般。他说，俄国那时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可靠的党众，可以一举成功，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先抓全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能先总解决，要从基层做起，从各省做起，然后来个总解决，总革命。青年毛泽东想试一试，他搞过自治运动，但由于条件不具备，用的又是资产阶级的老办法，结果失败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