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同志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更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的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方便调查核实，不能因此随便轻易处理群众来信。并当即部署力量进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员到群众家里住下，进行明查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对此，以工农检察部的名义报告中 央政府，并于1933年12月11日在《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公布。苏维埃中央政府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因此，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力量组成“轻骑队”，在何叔衡部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调查。“轻骑队”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侦查工作步履维艰，经过轻骑队员的努力，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检查出来。取得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和检查结果，并以《轻骑队通讯》为题在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报第138期予以公布。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 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关 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蓝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才说出曾查出唐贪污土豪刘绳仪罚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四，黄克功案  1937年10月，老红军担任旅长（红军时期的团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

　　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 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

　　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 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霎时痛哭流涕：“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红军……我给党和红军的脸抹了黑……我死有余辜……来生之世，我一定要将功补过，重塑红军形象。”

　　五，肖玉壁案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连毛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十分消瘦，广大战士普遍生活很苦。

　　秋初的一天，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