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独秀在五大前夜从上海到达武汉时，时任湖北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向陈独秀汇报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陈独秀掌握了军事力量，在五大的报告中，陈独秀专就军事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作了阐述。他说：“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他强调：“对旧军队的改造，现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他还说：

　　“要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

　　中国革命要坚持把军事因素放到头等的、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强调军事因素就立即受到干扰，国际如此，中国党内也是如此。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强调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就称，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他强调了群众运动，“可能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游击主义性质的现象，但这可以说是阵痛，是历史上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中国，在五大会议上，当陈独秀谈到军事因素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时，那个告密者，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说：“党对军事因素不应估计不足，但是注意中心仍旧应当是社会因素，而且必须加强社会因素。”

　　罗易的干扰、对抗，党内一定程度受到影响。在周恩来处理了上海工人起义遭蒋介石突然袭击后的善后工作，来到武汉后，陈独秀就建立了中共中央军委（一说，称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称周恩来到武汉后，原湖北省委军委改称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建立后，工作正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聂荣臻说：“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第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士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工作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十个人。”军委建立后，紧张到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那就是说，军委正在贯彻陈独秀对军事工作的指示，在我们掌握的部队里紧张地在干部和士兵中增加工农的成份。当然不是直到1927年7月下旬，才开始和部队进行联络、组织等工作。有的书上说在陈独秀时期建立的军委，如同装饰品，等到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军委才忙碌起来，显然是想当然的。殊不知，要积累到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需要做多么艰苦的工作！

　　为了起义，要做好用兵之道，决不能让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