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历史上，周恩来曾三次谦让于毛泽东，一次次把毛泽东推上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乃至最高领导岗位· 在那艰苦卓绝的国一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种领导对被领导的谦让，是让贤、荐贤。尤为可贵的是，周恩来的谦让不是消极的闪避和撂挑子远走，而是一种积极的协助与扶持。这是非常值得每个领导干部学习的。
　　
　　
　　　　一让毛泽东恢复军权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正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时期。1927 年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人会议作出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奉命来传达决定的人还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致使毛泽东有一阵子在党内沦为“民主人士”。
　　1929 年2 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对红四军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批评和决定提出抗辩。他在回信中指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并强调在当前形势下，朱、毛不宜远离部队。向来虚怀若谷、对下属从不抱成见并且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周恩来，看罢毛泽东来信，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有许多不妥之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意朱、毛不离开红军。后又有了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他握着行将离沪返任的陈毅的手，郑重地嘱咐他：“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定。”毛泽东因此得以摆脱厄运，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从而结束了一次军内危机。
　　毛泽东复职后，马上修书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之情。毛泽东这才有“春风得意”、驰骋赣南之举，也才有机会在随后建立的红一军团出任败治委员”。将红军中的“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是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提出的建议。从此，“毛代表”便改称为“毛委员”了。
　　
　　
　　　　二让毛泽东东山再起
　　
　　
　　1931 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周恩来于1931 年底到达苏区首都瑞金，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
　　因为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前，上海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来苏区“纠偏”。这三个人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三人团”。他们作为狱差大臣”，于1 931 年10 月间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开展了“高强度”的批判，给他戴上三顶大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作出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的决定，所有部队集中统一于以朱德为首的苏区中央军事委员会。11 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然而由于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在苏区“一大”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宪法《 大纲》 ，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毛主席”之称由此而来，沿用终生。毛泽东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苏区党和军队仍然笼罩在一片危机之中。这就是周恩来到达苏区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恩来是在带兵啃不动赣州城这块“铁骨头”时，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50 多天的毛泽东的。这虽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但在他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急急如律令”时，便不顾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下山了。
　　然而上海临时中央此时仍在批毛泽东，仍坚持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他们来电批评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游击主义”，是当前“极大的危险”。针对苏区中央局一再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建议，周恩来也一再复电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免“弄得多头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