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周恩来的回答更为巧妙，他举的还是个建筑学的例子:“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终为大众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对照起来，似乎更能体会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深意。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的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周恩来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诚恳表白最终平息了对于大会堂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几年之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大礼堂能把整个天安门城楼装进去，这样大的空间怎么消除压抑感？周恩来说:"'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大礼堂的设计有所启发。"

　　争论虽然暂时平息，专家的意见却也给建筑师们敲响了警钟——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无论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却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二分之一——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鎛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均空间6立方米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大礼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听得清，那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鎛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鎛一时摸不到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一千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鎛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