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要始终坚持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他说：1956年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我们就没有料到，国内也有一些事没有料到。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他再次谈到了过去讲过的“十七条困难”，说：我记得七大的时候，罗列了十七条，其中有“赤地千里”就是大旱；还有一条所有县城都丧失，我们只有乡村。他要求各省、各部党组就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谈一谈，列出一个单子来，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事情来了，我们就要差一些了，比如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上层人物的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这就可以列一条。

    但遗憾的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严重不足，骄傲了，轻敌了，我们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犯了错误，吃了大亏，留下了严重教训。这是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反思和“引以为戒”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关于“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思维方法及列举的“十七条困难”，为我们提供了坚持和善用底线思维谋事创业的范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在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凡事从最坏处入手，设想各种可能，“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妥善解决我们事业发展中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问题。“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一切困难都挡不住中国人民阔步前进的步伐。71年前，毛泽东在七大上阐述中国前途时讲过一段话，本文结束时引借于此，我认为仍然是适用的：“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