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从1940年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人结识，随着交往的深入，彼此友谊逐渐加深。其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系尤为密切，共同的爱国、爱民和爱党之心，将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陈嘉庚的心目中，毛泽东才华出众，思想深邃，谈吐不凡，目光远大，是非常值得崇敬和已经做了许多大事的历史伟人。他曾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多次表达这一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应邀回到祖国并到各地视察后，高兴地说：“以我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民气之烈，若有良好政府领导，定可与列强并驾。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所仅见。将来新中国建设成功，其光荣芬芳，前古后今，殆无出其右。”

    1959年8月，在一次12级以上强台风正面袭击厦门之夜，陈嘉庚的好友、著名社会活动家张楚琨(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一直在陈嘉庚身旁相伴。交谈中，陈嘉庚说：“毛主席领导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短短十年努力，将破碎山河改造和建设成独立自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一年等于几十年、几百年，谁能想得到！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中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然毛主席这里指的是人民群众，但这风流人物，不也是毛主席么?”

    曾任陈嘉庚秘书十年，后任厦门市委统战部长、副市长的张其华，是陈嘉庚的知情者。他说：“嘉庚先生对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崇敬，有着深厚感情。他经常对我说，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学上都有非凡的才能，是真正的‘天命’”。

    首访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1940年，正值国难当头，抗日战争转入艰难的相持阶段。为了支援祖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作为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受侨众重托，在南洋组团回国慰劳前方将士，并考察祖国各地的实情。同年3月，陈嘉庚一行首先来到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并相机在重庆考察了一个多月。使陈嘉庚深感失望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所闻不外是官吏营业，机关滥设，特务横行，民不聊生；所见长衣马褂，脂粉旗袍，灯红酒绿，车马如龙；倡‘新生活’而污秽满目；夸‘民主’而钳制舆论；谈‘抗日’而销售敌货”。他在重庆实地考察的结果，“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身居国家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须三十几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感忧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像一块大石头压在陈嘉庚的心中，沉甸甸的。

    正当此时，毛泽东从陕北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此前，陈嘉庚已有意访问延安，不过他对延安知之甚少，所闻谣言则甚多。因此，他是抱着“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的复杂心情，决心前往探明真相，才不负南侨之重托。一路上，他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直到5月底，终于到达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陈嘉庚在延安实地考察了8天，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延安各界人士、华侨学生分别见面，自由交谈。同时，还深入考察了延安城区、学校、工厂和商店。考察结果是“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延安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国福民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共产党人物”。陈嘉庚在延安看到了抗战的前途和祖国的希望，心中忧虑一扫而光，压在胸中的大石头从此落了地，心情也愉快多了。他从延安归来后，高兴地对好友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庄明理说：“我未访延安前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许多大事，此人现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陈嘉庚的延安之行，是他一生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感性到理性，从朴实、直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将重庆与延安，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做了一番实实在在的比较之后，就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拥护对象确定为后者，并从此与共产党结下了风雨同舟的不解之缘。

    新政协筹备会：海外华侨的绝大多数都拥护共产党、毛主席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向全国和海外人士发出召开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得到了包括陈嘉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各海外侨团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1949年元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再次电邀陈嘉庚回国共商国是：“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陈嘉庚当即复电，表示“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至于政协会议就不参加了，原因是“唯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陈嘉庚从小就习惯讲家乡闽南话)，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

    5月，陈嘉庚应邀乘船回到祖国。6月7日，他在周恩来陪同下到北京香山会见毛泽东，刘少奇也在座。好朋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陈嘉庚对毛泽东说：“在延安临别时(指1940年５月底陈嘉庚首次访问延安之事)，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了。头一件，我回到重庆就跟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为抗战，对国民党绝无恶意，劝他要和共产党团结合作，但他就是不听，我也拿他没办法。第二件，我等回到南洋，就把我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如实介绍。蒋介石因此对我产生恶感，我也不顾，凭我的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呀!”

    毛泽东对爱国老人如此重信义，重承诺，仗义执言，无所畏惧，深感敬佩。他对陈嘉庚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如今解放战争又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以最快速度肃清残敌，统一全中国，进行各项建设。现在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全国新政协筹备会就要召开了，请你一定参加。”陈嘉庚说：“毛主席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对政治素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恐怕会辜负主席的美意呀!”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陈先生过谦了，众所周知，你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语言不通不要紧，有翻译嘛!”他们当天又谈及许多中外大事，深夜始归。

    翌日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马寅初等许多陈嘉庚在京的知心好友，先后来到王府井北京饭店看望陈嘉庚。大家叙旧拉呱，坦诚相见，气氛融洽。交谈中，好友们异口同声地劝说陈嘉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也再次进一步劝说陈嘉庚：“先生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召开新政协是国家大事，华侨首席代表非你莫属，如果你不当那谁当?语言不通不碍事，心通胜于言通嘛！”陈嘉庚为周恩来和好友们的真诚态度和深厚情谊所感动，终于同意以海外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这样，就为新政协会议各界代表人物的组成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继毛泽东、朱德等人讲话之后，陈嘉庚也上台发表重要演讲。他说，这次祖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对华侨都有很大的影响，华侨在海外的地位也可提高。海外华侨听到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的消息，一定非常高兴。他相信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海外华侨的绝大多数，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

    9月30日，首届全国新政协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被选为首届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陈嘉庚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中侨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侨联主席等职），从此，他更加积极地参政议政。

    10月1日，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当天下午，陈嘉庚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健步登上天安门，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陈嘉庚听到那隆隆的礼炮、雄壮的国歌，看到那鲜艳的五星红旗、雄伟的阅兵仪式和狂欢的人群，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面对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他耳边仿佛又清晰地响起毛泽东在新政协开幕会上讲的一句至理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是的，中国亿万人民千真万确地从此站立起来了，可以昂首挺胸阔步前进了!

    全国性旅行考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做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陈嘉庚生前以华侨领袖身份，曾经三次(1940年、1949年和1955年)进行全国性旅行考察，每一次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周到的接待和亲切的会见；每一次都让他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看到了新气象、新事物，并使他在思想认识上产生新的飞跃。他本来打算1960年(时年87岁)再进行第四次全国性旅行考察，可惜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如愿。为什么陈嘉庚越到晚年，其旅行考察的兴趣越浓?一是他办事历来十分认真，什么事都想亲眼看看后再决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从不轻信。二是他经常和身边的人讲，我们很荣幸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领导我们从一个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贫穷国家中摆脱出来，并且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陈嘉庚曾深情地回忆说：“1940年我们所到过的许多地方(指国统区)，看见那种腐败的情况和衰退的景象，我们的内心感到很忧虑。解放后我们每次所到的地方、所看见的各方面的情况，都一次比一次进步，新气象、新建设多到不胜枚举。像这样的情况，的确使人愈看愈欢喜。”陈嘉庚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又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百业兴旺，一切建设都在蓬勃发展，陈嘉庚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却感到自己年轻了。以往他与朋友们谈话，面部表情历来比较严肃，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朋友们交谈就笑口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