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毛泽东一生对河南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受河南传统文化影响很大，他对河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的心血很多，他与河南干部群众的联系很广，他对河南人民的感情很深。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深切缅怀这位伟人吧！

    毛泽东对河南传统文化的借鉴与运用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态度是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对河南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同样的态度，且从中受益匪浅。

    从河南古代政治家的智慧中吸收精神营养。河南古代政治家的各种思想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称战国时期的内黄县人商鞅是中国四千多年来“首屈一指”的伟大政治家，他对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新郑人韩非和上蔡人李斯都有过仔细研究，甚至可以背诵《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五蠹》以及李斯的《谏逐客书》等名篇。他在文章和谈话中引用过《韩非子》中许多著名典故，如“自相矛盾”、“讳疾忌医”、“名副其实”和“循名责实”等。毛泽东在《后汉书·光武帝纪》批注中称东汉光武帝、南阳人刘秀是“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用人，最会打仗的皇帝”，对他指挥的昆阳大战评价很高，并作为以少胜多的战例收入《论持久战》。东汉时期的禹州人郭嘉多次受到毛泽东赞赏。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推荐大家读《郭嘉传》，号召大家学郭嘉。唐代的陕县人姚崇身为三朝宰相，其政治主张为毛泽东所欣赏。毛泽东在读《姚崇传》时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还称唐代的洛阳人张说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非常敬重南宋抗金名将、汤阴人岳飞的民族气节和文韬武略，一生常吟《满江红》，并多次手书《满江红》。他晚年做白内障手术时，就是在《满江红》的音乐声中进行的。

    从河南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中受益颇多。河南古代哲学家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春秋时期的鹿邑人老子的《道德经》是毛泽东终生反复研读的经典，毛泽东在讲话、谈话、文章中常常引用老子名言。譬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中，引用了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战国时期的商丘人庄子，也是毛泽东喜爱的哲学家，毛泽东一生喜读《庄子》，经常在诗文里援引《庄子》中的典故，他在党的七大的工作方针中引用庄子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比喻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他特别赞赏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由此引发他关于“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称战国时期的鲁山县人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还把他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从《资治通鉴》中汲取历史经验。毛泽东十分喜爱北宋时期的光山县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这部294卷300多万字的史书，毛泽东一生通读了17遍，给予很高评价。1954年冬，毛泽东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南朝历史学家、南阳人范晔的《后汉书》也是毛泽东熟读的史书，并在著作、书信、谈话中经常引用其中的典故。

    河南古代文学家对毛泽东文风的积极影响。以贾谊、韩愈等为代表的河南古代文学家对毛泽东的文风影响巨大。西汉时期的洛阳人贾谊，写得一手好文章，尤以政论文名垂千古。毛泽东最喜欢他的《治安策》，称赞该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贾谊的政论文风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的许多政论颇有贾文的风格。唐代文学家、孟县人韩愈的文章也是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痴迷的，他能够把韩愈的许多诗文背得滚瓜烂熟，他认为“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毛泽东在著作、讲话中，引用过许多韩愈的作品。如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大会上指出：“韩愈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出自韩愈的《原道》，他的《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来自韩愈的《送穷文》。

    河南古代诗人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刻影响。以杜甫、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为代表的河南古代诗人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影响巨大。毛泽东非常熟悉巩义人杜甫的诗，并能够灵活运用。对宜阳人李贺、沁阳人李商隐的诗评价很高，对洛阳人刘禹锡的诗文也极为喜爱。在他80多岁时仍然可以背诵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陋室铭》、《竹枝词》等诗文，经常引用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圈画过30余首李商隐的诗。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新乡接见沁阳县委书记赵汉儒时，说：“沁阳是李商隐的故乡，我很喜欢他的诗！”

    毛泽东的雄文伟业与河南

    毛泽东的名著与河南在毛泽东的名著、名言中有许多起因于河南，譬如家喻户晓的名著《愚公移山》，新闻杰作《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广泛流传的名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等等。

    老三篇之一的《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源于河南人列子的著作《汤问》，愚公的家乡王屋山位于河南济源，毛泽东多次向干部战士讲述愚公移山的典故，并能结合革命实践赋予其新的内涵与精神。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向全党发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号召，再次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来闭幕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愚公移山》，成为家喻户晓的“老三篇”。

    新闻杰作《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年11月4日，毛泽东获知中原解放军占领南阳后，欣喜挥笔为新华社撰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全篇一气呵成，文笔优美，是中外新闻史上罕见的杰作。这篇消息绝妙地运用历史背景，说明南阳的战略地位和我军占领南阳的重要意义。胡乔木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真实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魄。”

    确定党的城市工作方针。1948年4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亲自制定洛阳城市管理9条方针，该电报突出体现了人民城市由人民负责管理的思想，特别强调该方针基本适用一切新解放的城市，因而具有普遍意义。此电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河南革命事业的转折关头，力挽狂澜，决胜中原在河南革命事业的重要转折关头，毛泽东领导河南人民，攻坚克难，使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确立了河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领导河南抗日军民努力奋战，达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抗日战争初期，河南大部迅速沦陷，广大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认为“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及时调兵遣将，从延安等地派出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武装骨干力量，奔赴河南敌后发动、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很快打开了河南抗日斗争局面，在河南周边地区创建了太行、冀鲁豫和豫鄂边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河南战役，豫中、豫西及豫南大部地区沦入敌手。毛泽东认为河南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当即部署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挺进河南新沦陷区，大力发展河南，使我党领导的陕北、华北、华中三大根据地连成一片，完成了“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其意义在于：一是打通了我党领导的华中战略区与华北战略区的联系，使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处于进退有据的有利局势；二是党在中原地区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达十余万人；三是我党在河南先后创建了６块抗日根据地，解放人口2000多万，根据地的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扩大了我党在中原地区的政治影响，为解放战争时期逐鹿中原，夺取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坚持斗争，夺取中原突围的新胜利。中原地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胜利后，我新四军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等部6万余人会师桐柏山区，创建了中原解放区。国民党为扫除其进攻华北、陕北解放区的障碍，调集30多个旅进攻中原解放区，将我中原解放军围困于大别山区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区域内，企图聚而歼之。毛泽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领导指挥中原解放军开展反对国民党围攻的斗争，一方面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另一方面部署中原我军做好反内战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中原我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当局斗智斗勇，坚持中原10个月之久，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1946年6月，中原我军在毛泽东领导下胜利突出重围，粉碎了敌人围歼企图。中原突围标志着全国内战全面爆发，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开端。毛泽东亲自领导我军坚持中原，并取得战略突围的伟大胜利，其意义在于：一是中原军区部队坚持中原斗争10个月，牵制敌军30多个旅，为全党全军做好反内战准备争取了宝贵时间，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二是教育了全党，打消了对蒋介石所抱的“和平”幻想；三是让全国人民认清了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的实质，赢得了人心，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运筹帷幄，指挥三路大军逐鹿中原。1947年3月，毛泽东根据全国的形势变化，作出了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把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中原地区。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挺进豫南大别山；8月，陈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共8万人，挺进豫西伏牛山区；9月，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16万人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边区。到11月中旬，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约90个旅回防中原。随后，中原三路大军以巩固大别山根据地为中心，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在一年时间里累计歼灭敌军40多万人，解放大批城镇与乡村，直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1948年11月，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至1949年1月战役胜利结束，歼敌55.5万人，广大中原地区全部获得解放。毛泽东指挥三路大军决胜中原的伟大意义在于：一是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二是标志着中国革命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转变，第一次确立了人民武装力量的优势地位。三是突显了河南战场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为河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河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河南工作的批示、指示、谈话多达百余次，先后20多次来河南视察，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学校调查研究，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交谈，听取各级领导干部汇报，亲自部署决策重大工程建设，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刻把河南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无论是河南煤炭基地建设、钢铁工业建设，还是农业生产、城市发展、人民生活，他都给予很多关怀。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来河南视察黄河，就叮嘱河南省党政领导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此后又三次在郑州听取治理黄河有关情况的汇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黄河治理全方位展开，水利水电工程陆续上马。经过60多年的奋斗，如今这条历史上水患频发的大河，按照人民的意志，奔流东去，岁岁安澜。1954年，毛泽东亲自拍板把中国第一拖拉机厂定址洛阳，加快了河南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伐；1958年毛泽东亲自决策上马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为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打下了基础；1969年毛泽东亲自决策修筑焦枝铁路，豫鄂两省人民积极响应，在短短1年时间把这条800多公里长的备战铁路建成通车，创造了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毛泽东与河南人民在一起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过程中，与河南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