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达县蒲家场老家遇险

    父亲母亲考虑到当时恶劣的环境，跟着他们孩子不安全，同时也便于他们集中精力搞好党的工作，决定把我和苗妹送回老家。苗妹当时只有八个月，任由我的大姨抱走。我不愿意走，但经不住父母的劝说，被老家的一位堂哥，连哄带骗地用背篓背了回去。

    与重庆相比，老家的环境让我感到很新鲜。一开始，我被送到蒲家场的外婆家，没过几天，又把我送到髙家坝大姨家。大姨长得像妈妈，好在重庆也见过一面，我感到很亲切。大姨家的女儿叫永华，活泼开朗，她领我认院子里的指甲花，告诉我怎么染红指甲，还跟我讲怎么采集鸡冠花的籽；她还领我看大姨醃的咸菜，还用筷子夹一根让我尝尝，味道鲜不鲜。有一天，我高兴了，教永华妹唱“东方红，太阳升…”大姨听见了，吓一跳，赶紧跑来叫我：“莫唱，莫唱！”她叫永华教我唱当地的儿歌：“黄蚂蚁，黄蚂蚁，过河来喫（吃）嘎嘎（肉），先来的喫肥肉，后来的喫不着…”我很快就会唱了。在大姨家里，有永华妹与我做伴，我很开心。

    在大姨家住了十几天后，又把我送到山区李家大院的三姨家。三姨家境况不好，她男人已去世，还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生活很困难，很少有笑脸。三姨家穷，粮食不够吃，成天吃胡豆（蚕豆），既当菜又当饭，把我吃厌了（长大了我再也不想吃）。我常常跟邻居家一个叫“哈鸡母”的小男孩一起上山，看大人们砍又粗又高的竹子，有些竹筒中有甲壳虫，从筒中倒出放在小锅里，架在火上烤，烤熟了，拿几个让我尝尝，味道好香。我们还上山坡，找野草腾上长出类似小南瓜的小红果，可好吃了。由于水土不伏，加上天气热，平时在山里乱跑，又不洗澡，身上长出许多黄水泡（黄水疮），痒得我钻心，遭了大罪（后来回到爸妈身边才治好）。

    在三姨家，我第一次见到同父异母的大姐魏心荃，她妈妈李国兰烈士是我父亲的前妻（三姨是李国兰的双胞胎妹妹），是当地搞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红军撤离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致死。大姐比我大9岁，已经上住校的初中，暑假她知道我回来了，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泣，不愿见我（当时我怎么也不理解她的心情）。后来我们慢慢熟悉了，她就经常领我到山里玩。记得有一天，天气炎热，大姐领我到一个山清水秀有瀑布的岩洞去避暑，我很高兴，一路走去，我很快就走不动了，大姐背一段我走一段，到了岩洞真凉快！我和姐姐赤脚在水里走，抓小鱼，检石子，开心极了，玩着玩着，我就跟大姐捉起迷藏来，我闭着眼睛把头埋在水里，屁股撅老髙，叫大姐找我，把她乐坏了，她拍了一下我的小屁股说：“我找到你了！”后来我们长大在北京相聚，这个小故事常成为我们谈话的笑料。

    住在三姨家的时间最长，令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抓小八路”。蒲家场街上有我的一个姑婆，听说我回老家了，再三托人捎信，要领我到家中去见面。起初三姨不让去，怕我出事。后来因老人非常想见我，再三催促，三姨就带我上街了，我看到街上摆着各种食品小摊，卖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东西，我东张西望，眼睛看不够。我这一上街，真惹来了杀身大祸。蒲家场街上传开了，把魏传统的女儿回来了，说成是魏传统回来了，八路军、共产党要在这里打国民党了…。刚回到三姨家没几天，就传来消息，说国民党大军和乡里民团来搜山，来抓共产党了！这时，大人们也不敢去山里劳动，白天都跑沒影了。三姨对我说：“兰兰，你跑不动，躲到屋后茅厕去，不要出来！”果然，我在厕所里听到国民党大兵的喊叫声：“有人吗？共产党出来！”我吓得一动也不动。他们到处搜查，看不见人影，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我一个“小共产党”竟然把李家大院那一带弄得惶恐不安，鸡犬不宁！那时国共分裂日趋白热化，反动派制造反苏、反共游行，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等事件，山城形势严峻。父母知道我留在老家很危险，捎信来让老家人把我和大姐魏心荃一起送回重庆（大姐要上学，没有走）。三姨用背篓背着我，走了三、四个小时把我送出山。送到外婆家后再返回重庆。

    （五）重返曾家岩周公馆

    回到周公馆，父亲母亲看着又黑又瘦的我，又惊又喜。我送给他们两件“礼物”：一件是一口浓重蒲家土腔的四川话，我当即用土腔土调给他们唱“吃嘎嘎”的四川儿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另一件是长了一身的浓疱疥疮。这可难为了他们，经医生诊疗是传染性强的黄水疮。幸亏父亲每天晚上用开水泡中药为我擦洗，在他精心照料下，很快痊愈了，可我却把父亲传染上了，直至解放后到北京医院才治愈。

    听母亲说，我回老家期间，父亲因日夜操劳，身体累垮了。躺倒了不省人事，不吃不喝，昏睡十天十夜，到了第十一天居然醒过来了。好在父亲是经历了长征考验的红军钢铁汉命大，慢慢地恢复了。我回到周公馆时，父亲刚恢复过来沒几天，难怪我见到父亲颧骨变高了，眼眶凹下去，身材又瘦又高。可父亲却不以为然，又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了。

    七月，国民党反派为了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分裂，国民党四川特委会不断造谣，发训令，称：“王维舟、魏传统要 组织搞大暴动，不欢迎他们在重庆，要求他们尽快离开四川！”在这样情况下，党组织考虑到王、魏的安全，经请示周副主席同意，王老伯和父亲带着我们一行人于8月7日乘飞机由重庆转至南京。我们住在梅园新村，又见到了周副主席和邓妈妈。父亲他们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几天后搬到新华社去住。十月，经周副主席同意，我跟着这一行人又回到延安。父亲母亲带着我，又开始了面对胡宗南进攻延安撤退行军的战斗新里程！

   （2012年2月1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