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博长谈”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那个地方进行的。博古对遵义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没有思想准备，对那么尖锐批评他的发言感到困惑。遵义会议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欢。红军到达这里，准备进行中央最高领导的更换。周恩来对博古敞开心扉地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必须找一个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军事才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我认为，周恩来讲的“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就包括了漳州战役。因为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周恩来还不在中央苏区。他到中央苏区后,首先经历的就是赣州大挫和漳州大捷。这以后不久，毛泽东就被罢免了军政实职。

    周恩来接着又说：宁都会议后，毛离开军队，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这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周恩来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中央政权的博洛交替，由张闻天负总责，担任党中央的一把手。

    遵义会议后，之所以说毛泽东成为实际的领导核心，也如周恩来对博古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随后在苟坝会议上又是新成立的 “三人团”负责人，但他不揽权，在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此后的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直至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凸显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