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生于1902 年10 月12 日。16 岁时在曲沃县立第二高小上了三年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山西省立一中。1923 年，由高君宇、李毓棠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是中共山西省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代书记、书记，顺直省委代书记，领导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当时的军阀进行了坚决斗争。
　　1929 年6 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继续在华北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1941 年后，彭真被毛泽东委以重任，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1944 年，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5 年8 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45 年至1946 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曾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的成员。在此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对彭真委以重任，让他肩负特殊使命，而彭真也不负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托：领导中央党校工作
　　1937 年4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要求白区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
　　此时在白区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彭真，正在指导山西党的工作和促进山西上层统一战线的建立。4 月中旬，白区代表团组成，选举彭真为代表团主席，率团出席苏区党代表会议。4 月底，彭真到达延安。第二天，刘少奇带他去见毛泽东。
　　二人见面后进行了长谈。毛泽东问他是哪里人，当彭真回答是山西侯马时，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有山有水，地势平坦而又险要，是由晋入陕的孔道，也是入豫的要冲。彭真没想到毛泽东对自己家乡了解得这样详尽，心里产生一种崇敬之情。
　　5 月2 日，苏区党代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开幕，彭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5 月8 日上午作为执行主席，主持讨论毛泽东所作的报告。
　　5 月6 日，彭真代表白区代表团作了大会发言，特别强调在白区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广泛组织与发动群众参加抗日。他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将党的独立性提高”，“如果我们不能有独立性，那末我们只有给国民党当尾巴，陈独秀复活，中国革命领导权只有完”。彭真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以后，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他几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正在研究哲学和战争学。毛泽东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上。每研究一个题目，就到军政大学讲授一个题目，以后逐渐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彭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很感兴趣。他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及自己的体会，认为毛泽东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比较通俗，简单明了，又很深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从那时起，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并正式使用“彭真”这一名字。他说这是取“澎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真理”的意思。
　　1938 年9 月，彭真第二次到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报告。他结合晋察冀党的工作实际，强调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并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彭真的报告，在会上反映热烈，受到高度赞扬。会议期间，彭真撰写了《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大成就》一文，发表在《解放》杂志第55 期上。会议结束后，中央任命彭真为北方局委员、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
　　1939 年1 月，中央决定撤销晋察冀分局，成立北方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并领导晋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彭真被任命为北方局分局书记。他和聂荣臻等同志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1939 年、1940 年两年的发展，晋察冀边区已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成了一个新中国的雏型。
　　1941 年1 月25 日，中央决定让彭真回延安参加“七大”，彭真于5 月上旬到达延安。根据中央的安排，彭真从6 月4 日至8 月21 日，就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各项具体政策，分七次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内容包括边区内部各主要阶段在抗战中的政治动向、政权建设、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党的建设等。
　　毛泽东每次都到场听取彭真的汇报，一边听一边还作详细笔记。毛泽东赞扬他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认为晋察冀边区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泽东还建议彭真对报告进行补充修改，整理成《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印成小册子发到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全国各地。
　　由于中共七大推迟召开，彭真便留在延安。从8 月27 日起，受中央安排，他参加了陈云为主任的中央组织委员会和毛泽东兼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以后又参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和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起草委员会；参加起草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等。
　　1942 年2 月28 日，彭真成为中央党校组织管理委员会成员、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会议。
　　实际上，彭真从1941 年12 月起，在毛泽东提议下就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工作。毛泽东对他说：
　　“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和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学习。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事’，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是。”彭真深有体会地说：“这个毛病不纠正，严重影响革命事业。”毛泽东说：“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还说：“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
　　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9 月，中央任命彭真为中央党校教育长。他到任后，同毛泽东、任弼时共同商定，起草了一个新的中央党校计划，明确规定中央党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具有理论及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计划对学员的条件、来源，各种不同班次的设置，学员待遇，修业年限，课程安排，以及党校机构的调整、人员任命等都作出明确规定。
　　为了突出中央党校的特点，彭真想请毛泽东为党校题写校训。毛泽东问：“写什么内容呢？”彭真想起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中的一句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我们去研究。”便说：“就写‘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也是你经常要求我们去做的。”
　　毛泽东说：“好，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于是，挥毫写下了这几个大字，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
　　彭真在主持中央党校具体工作期间，根据这一精神规定了三条办校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党校领导和学员互教互学，经常相互面谈、讨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领导骨干。
　　彭真这次到延安时，全党范围内展开的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毛泽东让彭真参加了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协助参与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学习期间，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以后又改为中央党校三部。1942 年2 月28 日，中央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并兼任党校校长；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党校的整风学习由彭真负责，并由他主持政治教育会议，负责出版学习报。5 月14 日，彭真为《解放日报》撰写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16 日，又在《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上发表《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中央党校学员在学习阶段思想比较活跃。针对这一情况，彭真同毛泽东商量后，于9 月16 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的报告，阐明讨论大会的方针是：要以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展开党内思想争论，充分开展党内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其目的在于把原则问题、是非问题、思想问题弄清楚，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全体同志有所遵循，有所取舍。大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自己和别的同志的思想行为当作客观的事物来对待，是则是，非则非，对自己和别人都一视同仁，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10 月10 日以后，延安整风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彭真一边参加政治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会议，一边领导中央党校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经过整顿三风的学习，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都有较大提高，中央党校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为了适应中央党校担负的培养、训练、审察高中级干部的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3 年3 月20 日决定，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决定设立宣传委员会，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并决定彭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1943 年4 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用一年时间在全党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主要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此，中央党校的工作进入党内整风、审察干部和反特务斗争阶段。中央党校继续整风的重点是组织发动学员参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从路线问题入手，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展开讨论，以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路线学习，一直延续到1945 年春党的七大召开。
　　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彭真在中央党校还领导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项审干工作，是结合审察七大代表进行的，这一工作从1943 年夏季开始，一直到七大召开前夕才基本结束。
　　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刚开始时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时任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在反特斗争中恣意扩大敌情，在7月15 日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提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的“失足的人们”都要“坦白”。中央党校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采用大会小会的方式让人们去“坦白”。开始，彭真还相信这些“坦白”，但越搞越玄，许多“坦白”一看就是假的。他又了解到延安其他单位和部门也都发生乱“坦白”的情况。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特别是康生提出开展所谓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多天的时间里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轨道。
　　中央党校也出现了过火行为，把好人当坏人。彭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并指示抢救运动要停下来。毛泽东又说到：“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抢救运动”的结果，发现“有问题”的人是极少数，而被批斗的许多人却蒙受了不白之冤，需要甄别。为此，毛泽东制定了“九条方针”，及时纠正这一错误。
　　一天，党校三部召开大会，礼堂里挤满了人。彭真向大家严肃地说：“在‘抢救运动’中出了差错，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伤害了一些好同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学校领导，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接着，他弯下腰向大家深深地鞠躬。许多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忍不住哭了，大厅里响起了抽泣声。对整风审干中出现的偏差，除中央党校自己改正和检讨外，毛泽东也主动到党校承担责任。1944 年5 月，毛泽东到中央党校讲话说：“整风中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道歉。1945 年2 月，他再次来到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毛泽东、彭真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的团结。
　　彭真在中央党校工作三年多的时间里，党校由原来的一部、二部扩展为六个部，学员发展到3000 多人。中央党校经过调整，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大发扬了，学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空气更浓了。
　　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比较满意。因为党校集中了党的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七大代表，他们熟悉党的历史，经受过残酷斗争的考验，有着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正是通过首先抓中央党校的学习，进而推动全党扫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正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王明路线的危害，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时，彭真更加坚信，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在这一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彭真作为领导人之一，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许多具体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修改党的章程。
　　1944 年3 月5 日，彭真出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担负起管理党的干部的重任。3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6 月5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任主任，从此，他转入领导城市工作，为大反攻做准备。9 月1 日，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5 年4 月23 日，党的七大开幕，彭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再托：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东北局。彭真还同时兼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
　　毛泽东对彭真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没有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毛泽东认为：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据此，中央确定先进干部，后视情况再确定进军队。毛泽东起草了给林枫的电报，由他带领干部团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北。当时，程子华尚在晋察冀，林枫远在晋西北，一时来不了，彭真便和陈云、伍修权等先行出发了。
　　蒋介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份。8 月31 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还对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的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很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9 月18 日，彭真等人到达沈阳。当时，东北处在苏联军事管制之下。东北问题牵涉美苏、美蒋、苏蒋关系，苏我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矛盾重重，形势错综复杂。彭真明显地感到他们面临的情况十分严重，党组织惨遭破坏，原有党员有的牺牲有的转移，即或尚在的少数党员也长期与党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局要完成开辟东北解放区的重任是十分困难的。
　　当晚，彭真和陈云等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住下。第二天，召开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确定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阴谋。
　　会议结束不久，接到中央转来毛泽东从重庆发回的电报。电报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还说，国共谈判无进展。毛泽东复电中央，同意罗（荣桓）及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以快为好。
　　大部队开始分批进入东北。9 月28 日，刘少奇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电，指出：“我发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靠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10 月9 日，刘少奇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进入东北的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改造伪警”，“只有在目前高度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彭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抓住苏联在城市实行军管和解放军最早出关部队先于国民党军队到达东北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壮大自己，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顽强争夺战。
　　那时，东北同陕北、华北等敌后根据地不同，它大中城市多、大工业多，铁路交通比较发达，产业工人力量较强，而且相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和铁路沿线特别是南满地区。山区和边远地区，由于日本烧杀等野蛮政策，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冬季又大雪封山，同时被国民党加委的伪军、伪警、土匪遍地，活动十分猖獗。
　　在中共大批出关部队和干部尚未全部到达的情况下，彭真把工作重点放在壮大我党在南满的力量上，同时执行中央提出分散的方针，向其他地区派出一部分干部、部队，分头开辟工作。他立足于建立根据地这一基点，正确掌握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农村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从长远上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矿山、交通的政策，使党在东北初步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到1945 年11 月底，各地迅速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使敌伪统治14 年、党组织几被破坏殆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在辽阔的东北大地插上了党的红旗，为创建东北根据地提供了组织保证。
　　针对蒋介石在东北网罗各种反动势力到处搞“建政”，妄图全面接收东北各地政权的情况，彭真明确提出，政权问题应是我们创建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他在发给毛泽东的请示电中说：“我们对政权，拟采取积极夺取和拒绝交出的方针”。毛泽东复电：“所提方针甚好。总之，竭尽全力抢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也要造成优势，以利将来谈判。”
　　在彭真具体组织领导下，东北局采用一切方法，接收各省及重要市县政权，并自上而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到1945 年底，全区按照建立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地区划分，在所控制的地区，先后建立了省政府。各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在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10 月11 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致电彭真：“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当时，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毛泽东特别注重东北的情况。10 月16 日，毛泽东电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毛泽东又指示彭真、陈云、程子华：“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望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
　　10 月19 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
　　11 月，蒋军开始进攻山海关。美国以31 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运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
　　11 月2 日，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电告彭真，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到海城之线，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10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说：“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11 月12 日，彭真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并报告了毛泽东。15 日，毛泽东复电，“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同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彭真：“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蒋军”。
　　11 月29 日，彭真在本溪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根据中央28 日来电作出东北局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两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在长春路沿线创造战场，包围沈阳、长春及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11 月底，彭真上报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部署，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庞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准备于明春争取大规模的作战。”并向东北各级党与军队作出了关于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训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建设后方等六项工作指示。
　　12 月28 日，病中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并指出，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此外还指出，“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我党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
　　彭真认为毛泽东这一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使我党我军在不利形势下可以有巩固的根据地为依托和基础，同国民党进行争夺东北的长期斗争，在形势有利时，又可以迅速出击，夺取大城市及交通干线。
　　彭真多次主持东北局开会，研究建党、建军、剿匪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加强对东北各地党政军工作的领导，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首先在东北成立了中共辽宁、安东、辽北、吉林、合江、松江、嫩江、黑龙江等省工委，紧接着成立了中共北满分局( 书记陈云)、西满分局( 书记李富春) 及北满军区( 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西满军区( 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1946年1 月又成立了东满分局（书记林枫)、东满军区( 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1945 年12 月底，东北的新老部队经过整编，组建起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辽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等军区。1946 年1 月14 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这时到东北的干部有近9000人，主力部队有17.2 万人。
　　从1946 年1 月下旬到5 月，彭真领导东北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集中兵力，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指示，领导东北军民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顽强斗争。在这段时间里，彭真在认为时机有利时，曾向中央提出过集中兵力消灭蒋军，夺取大城市的意见。
　　3 月以后，国内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3 月27 日，军事三人小组达成调处东北停战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以后，才能谈停战问题。蒋介石一面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5 万兵力进入东北。
　　毛泽东早就料到蒋介石的这一企图，他认为，苏军将于4 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征得彭真、林彪等人的同意后，毛泽东下定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3 月17 日，我军进占四平街。同日，中央电示彭真、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24 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
　　3 月29 日，东北局作出“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各市”的决定和部署。30 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很好。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
　　4 月14 日，苏军最后一列火车刚刚开出长春，我军立即发起进攻，很快便全面突破蒋军第一道防线，18 日即占领长春，全歼守敌2.2 万余人、土匪300 股，俘获蒋顽全部接收人员，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4 月23 日，攻占齐齐哈尔，歼灭3000 余人。4 月28 日，解放了哈尔滨。我军占领长春的第二天，毛泽东即电示彭真、林彪，“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4 月19 日，中央指示“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长、哈、齐“三市是否能确保，决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人，故争取战争胜利是基本环节”。
　　四平保卫战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参战部队奋勇抗击蒋军10 个师的猛烈进攻，毙伤俘敌1万余人，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原以为解放军只能打游击，不能打正规战，尤其不能守城，四平街的顽强固守，出乎他们意料，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打了，蒋介石虽想再打，但亦焦虑没有把握。正因为这样，使敌人未能进犯我控制下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从而使我保住了整个北满，并成为联结东满、西满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
　　夺取长、哈、齐大城市的胜利，彭真预见到干部中可能会出现忽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多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进入大城市了，要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学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他还让文工团排演了话剧《李闯王》，演出多场，及时对广大干部敲起警钟。
　　4 月19 日，在长春解放的第二天，他起草了五条指示，明确提出：“大家的注意力切不要被占领长、哈、齐等大城市的胜利所吸引，而忽略中小城市，广大乡村的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不把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建立巩固之后方根据地，我们便不能持久作战，已占之大城市亦难以站稳。”还提出，为了能迅速深入地普遍发动群众，同时解决干部缺乏的困难，“除了个别地区外，地委、军分区一级一律取消。在省委与县委中间可建立中心县委，协助省委领导附近县委的工作，以抽调更多干部加紧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肃清土匪，加强战时各种后方建设。”
　　4 月23 日，毛泽东复电彭真，“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即4 月19 日）五条指示很好，望切实执行”。
　　1946 年6 月16 日，中央根据东北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特别是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东北即将迎来更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决定对东北局主要领导重新分工，以加强统一领导。重新分工后，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由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以上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会。在东北局分工时，彭真负责城市工作、社会部工作，并具体指导东北局直属的哈尔滨市的工作。
　　1947 年4 月11 日，中央决定，让彭真从东北回到中央工作。7 月10 日，他抵达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会后留任中央工委常委。三大战役后，彭真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

    三托：率团出使布加勒斯特
　　1960 年6 月2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建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对当前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同意，并决定由彭真率团前往参加。中共代表团原定由柯庆施为团长。毛泽东当时预见到在莫斯科的会见和布加勒斯特的会议会有一番尖锐的争论。毛泽东认为彭真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深厚的理论根底，了解中苏分歧的来龙去脉，是最合适的人选，遂改由彭真接替柯庆施任团长。
　　行前，毛泽东向彭真面授机宜：代表团应该坚持六句话的方针：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6 月16 日，彭真率代表团离开北京，当天到达莫斯科。第二天，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科兹洛夫进行会谈。一开始，彭真就问布加勒斯特的兄弟党会议怎样开法，会前做哪些准备工作。科兹洛夫避不作答，推说这个问题需要到布加勒斯特去商议。
　　6 月19 日，彭真率团抵达布加勒斯特。22日下午，彭真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6 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攻击“中共提以苏联为首是不真诚的”，并对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观点、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对时代的看法是教条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企图利用斯大林问题改变苏共领导”等。彭真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这些分歧带有原则性，不是鸡毛蒜皮。”他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中同苏共有分歧的几个主要问题，以及两党的团结等问题阐明了中共立场。同时，希望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消除分歧。
　　在晚饭前休息时，赫鲁晓夫对彭真说：“苏共中央就中苏分歧写了一份材料来阐述苏共的立场，准备发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央，当然也要发给中共中央。”彭真回答说：“这是你们的事，中共中央看过后会答复你们。
　　晚饭后继续会谈。彭真问赫鲁晓夫：“兄弟党的会议怎样开，有何打算？”赫鲁晓夫说：“最好能通过一个简短的公报，肯定《莫斯科宣言》正确。”彭真说：“苏共中央6 月7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表示，各兄弟党可在布加勒斯特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表示同意。中共中央派我们来是根据你们6 月7 日的信，没有授权我们搞任何文件。发公报，我们必须请示中央。”
　　会谈后，彭真到驻罗使馆，给北京发电，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并就是否签署公报问题请示中央。
　　6 月23 日下午，苏共代表安德罗波夫把苏共中央的通知书送给中共代表团。通知书附有中文本共84 页，此文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反对苏共对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攻击中共背离《莫斯科宣言》。晚上7 时，又送来会议公报草案，并对中共代表团讲，内容很简单，你们签字有没有困难。
　　当晚，彭真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分析研究。彭真向大家说，情况已很清楚，这次会议的实质是谴责我们，不论是什么性质的会议，我们都要参加，不给苏方造成攻击的借口。赫鲁晓夫散发攻击中共的材料蒙蔽事实真相，显然是为了煽动不明真相的各国党代表谴责中共。违背“只交换意见，不做决定”的诺言，强行搞公报，如不签字，就证明中共违反莫斯科声明，分裂国际共运；如果签字，就是被“围攻”后屈服就范，证明赫鲁晓夫路线正确。我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团结，揭露赫鲁晓夫的阴谋，说明事实，分清是非，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
　　6 月24 日，举行了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罗马尼亚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主持，实际上由赫鲁晓夫操纵，他坐在德治身旁，不时加以指点。
　　会议开始，主席宣布会议发言将按俄文字母排列顺序进行。这时，彭真站起来说：“我代表中共代表团想问问主席，今天开的是什么会议，它的性质如何？”德治没料到彭真提出这样的质问，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最后说，大家来交换意见么，难道你不清楚？彭真说：“不清楚。昨天苏共交给我们一份指责我们党的文件，所以我们想弄清楚，今天的会议是指责我们党呢，还是交换意见。因此我请求主席回答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什么性质。”
　　德治无言以答。赫鲁晓夫站了起来，讲了很长时间，说这次会议就是要看看是谁脱离了《莫斯科宣言》，是谁坚持《宣言》。还说，毛泽东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因此，问题只有拿到这样的会议上来解决，要大家“对对表”。在这一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20 次发言和插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