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释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中共七大以来，共产党人已经有意识地将目光转向城市。但是，形势逆转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正如刘少奇所担心的，如何治理国家确实是一道难题。

　　石家庄是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但部队、民兵、民夫和后方机关入城后便各自为政，出现了哄抢物资、搬拆机器的现象，致使石家庄的工业生产受到了破坏。

　　刘少奇看到《新石门日报》上连篇累牍刊登贫民游斗工商业者的报道后，立即做出了严厉批评：将这种错误登上头版头条是错上加错。随后，他又派陈用文到石家庄纠错，陈用文临行前，刘少奇亲自接见，头一句话就是“石家庄永远是我们的了，一切工作都要长期打算，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批国民党士兵接受改编，解放军内部甚至出现了打骂群众和地方干部等错误行为。这些都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警觉。他说：“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就会好一些。”

　　“决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对此也是有清醒认识的。早在1944年的时候，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连载了一篇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记述了李自成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仅20多天，即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便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此后根据会议发言形成的《学习和时局》一文是这样陈述的：

　　第一次是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到达武汉，一些同志骄傲了，忘记了国民党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红军打了一次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了，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自以为了不得，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结果使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这些重大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就会犯路线、政策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

　　然而，与此同时，国统区则正在以《中央日报》为首，对同一篇文章发起“围剿”，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在“影射当局”，为此不惜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

　　如果用这件事情来审视角力的国共双方，一方虚怀若谷、不断自省，另一方则掩耳盗铃、盲目自大，实则胜负已分。

　　次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和毛泽东谈话时，又意味深长地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晃近四年，黄炎培提出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了毛泽东面前。眼前的胜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胜利都要大得多，毛泽东还没进城，就估计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决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5日，是个艳阳天。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齐聚西柏坡，出席了新中国建立前夕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为七届二中全会拍摄纪录片的苏河清清楚地记得，会场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儿，是临时搭建的中央大伙房。土坯垒墙，檩条搭顶，没有椽子，将苇帘直接搭在檩上，上面便抹泥封顶了。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缺点是连电灯都没有，只能借助自然光进行拍摄。

　　会场中，除了主席台上铺着的虎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这张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回来的，开会间隙，委员们都上去摸摸。开会时，委员们也没有固定的座位，除了主席和几位书记坐沙发外，大部分同志都是自带椅子、凳子、躺椅，散会后，还要自己再搬回去。由于没有扩音设备，发言人只能站在主席台右边大声喊话。

　　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

　　他特别强调：在胜利面前，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还给各级领导及党员，同时也是给他自己，定下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杨尚昆回忆，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恩、列、斯和朱、毛的画像，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中最后一条，即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关于进城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够清楚了，可在临进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中直机关各部、委、办的头头们，叫到他那间土坯屋，给他们讲：我们要准备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京不是去享福，决不可像李自成进北京。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不当李自成这一点呢？三百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李自成进北京，因为没有戒骄戒躁，部分将领腐化，内部发生斗争，从而导致失败。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有句俗话传说了几百年：“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却只坐了18天！”

　　305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也要进北京了。共产党南征北战打了20多年，好不容易取得胜利，会不会重蹈覆辙？当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这天下午，警卫员李二亭陪毛泽东在村边散步。毛泽东有意识地考问：“二亭，你想没想过，我们进了北平以后，你想干什么？”

　　“进了北平，头一件事是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也高兴高兴，知道我们进北平了！然后……”

　　“然后再干什么？”

　　“我想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我们能休星期日的话，我要逛遍北平城，也不枉活一世！”二亭老老实实地对主席说了心里话。

　　“我们既然进了北平，决不会像李自成只住18天，我们住下来就永远不走了。北平城迟早会让你逛遍的，不必那么着急。写信告诉家里倒是好事，但也不用立即……”

　　只隔了一天，李二亭他们的警卫班，收到了一份办公厅印发的“进京守则”：

　　一、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

　　二、不准进入民家，不准随便进入剧院、影院等公共场所。

　　三、保守机关机密。不知者不求知，知者不外传。出门不带文件，不带武器。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

　　一共订了八条，也叫“进京八项注意”。

　　1949年3月22日晚，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难以入睡的一夜。据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批阅完文件后，又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睡觉。临睡前，他嘱咐说：“9点以前叫我起床。”

　　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指示李银桥：“不要9点叫醒主席，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因此，到了10时许，警卫员才叫醒毛泽东。周恩来前来看望毛泽东，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毛泽东笑道：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正像毛泽东说的，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阳春三月，中共中央进军北平，要开创一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