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当他在莫斯科听到赫鲁晓夫说苏联将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时，他那要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的愿望也变得更加急切。一贯富有挑战性格的毛泽东当即按捺不住，向赫鲁晓夫表示，你苏联能在今后15年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那么我们中国也能在今后15年时间内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更为不满。1958年1月中旬，在广西南宁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共27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并明确告知大家，他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在会上还手举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委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摇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一说毛主席举着的是一张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这份报告内容十分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做法，其工农业生产指标都是根本完不成、做不到的天文数字)，当众责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诚恳地回答：“我写不出来。”

　　接着，毛泽东就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泄了中国人的气等等，连要撤换他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意图都暗示了出来，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有着绝不妥协的性格，他只有默默地忍受着批评，并且一再违心而痛苦地作检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掌管了全国的经济工作。内心比较苦闷而又十分矛盾的周恩来则谨慎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那是1958年6月上旬的事。后来虽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认为目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取代周恩来的位置，但他也很难在那段时间内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发挥他那比较务实、稳健的作用，国家经济在“大跃进”的思路下越走越远。

　　凡是经历过“大跃进”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充满一步登天的神奇幻想的时代，是个“共产主义近在眼前”的时代。为了达到全国钢产量翻番的年产1070万吨的高指标，农村竟砍光房前屋后和路边树木，还被迫放弃成熟的庄稼不收而上山伐木，并砸掉锅灶，以致连割草的镰刀都拿出来扔进土高炉炼钢；为了在亩产上“放卫星”，广西某地竟将6亩多地的成熟水稻移栽到一亩地上，过磅时又采用戏剧舞台上“跑龙套”的方法，周而复始，重复称重，以致创造出中稻亩产13万多斤的神话。

　　高指标满天飞，“卫星”到处放，浮夸风几乎刮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完成钢产翻番，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抡起铁榔头和工人们一起去打铁。他们既是体验生活，也是想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基层情况。可是头脑冷静的周恩来见到河南新乡县一个月炼出102万吨生铁的简报后，心里仍旧充满怀疑，悄悄派从鞍山钢铁厂调到他身边当工业秘书的顾明前去调查了解。顾明熟悉冶炼专业，经过他实地考察后，回来向周恩来汇报说，如果他们县能炼出这么多生铁，就必须要用1000多万吨焦炭、石灰石和铁矿石，按这个县目前的交通状况，在一个月时间内，根本运不进这么多原材料，更不用说他们炼铁的设备和技术了。而且，他在新乡见到炼出来的那一点生铁也都是一些质量低劣的蜂窝铁。这些铁的事实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数字完全是假大空的。

　　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周恩来认识到了，那么毛泽东是否还不知道呢?也未见得。早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已认识到原来制定的赶英超美的一系列经济高指标，在实际生产的运作中是根本完不成的。他已明确提出在党内认真读书和搞好调查研究的建议。因为毛泽东毕竟是经过我国长期革命斗争选择出来的伟大领袖，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上犯了错误，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一旦发现错了，就勇敢地承担错误的责任，并努力去纠正错误。所以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期，当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时的失误时，就说过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国乱思良将，家贫识贤妻。”并一再提议仍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即毛泽东在认识到“大跃进”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后又主动向周恩来交还了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大权。

　　当时，人们均以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或许会就此走上健康、正常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原本意在纠“左”的庐山会议后期反而变成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再度被人为地扭向“左”转，继续刮起新一轮的“跃进”风潮。

　　历史是无情的!新一轮的“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农业的全面滑坡，人民的吃穿用更加紧张起来。在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已经到了国家非改变经济政策不可的时候。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终于有所悔悟地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更为明确地对曾经因反冒进受到他严厉批评的周恩来说：“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这不仅看出了毛泽东的坦荡胸怀，也是他为周恩来的反冒进“错误”公开平反。这使一大批到会人士的心情很舒畅。

　　打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按周恩来、李富春所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运营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渐渐走上正轨并恢复元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国经济形势已基本摆脱了因“大跃进”而投下的阴影，也就是说“走出困境”了。是年底，毛泽东到了杭州。他一住进汪庄宾馆就让人催周恩来也到杭州疗养一段时间。当得悉周恩来到了杭州后，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将他一篇尚未改定的得意新作《满江红·和郭沫若》的词“书赠恩来同志”。他老人家向周恩来所表达的歉意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因此，毛泽东的这份“书赠恩来同志”的手迹也成了两位开国领袖的那段历史上相互关系的重要见证。

　　注：毛泽东的这首词公开发表时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