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同志在领导和组织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坚持的“谨慎稳步，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却一再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他曾三次率家人唱起《国际歌》，以表达他刚直不阿，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

    第一次唱《国际歌》的时间是发生在1957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因工作劳累，又被指责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而情绪沉闷，患了一场大病，糖尿病、腰痛病等相继复发，不得不停止工作，中共中央安排他到江西庐山休养。某一天晚饭后，邓子恢夫妇和警卫员在门外纳凉。邓子恢突然问夫人陈兰：“你还会唱《国际歌》吗？”陈兰不知何意，一时语塞。他接着说：“我们当时不是总唱吗”。接着他就起头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陈兰以及警卫员也跟着唱起。这是邓子恢夫妇第一次一起唱歌，而且是唱《国际歌》。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唱音或许不一定准确，但唱词一定准确无误，因为这首歌曲见证了他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艰辛历程。《国际歌》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歌，那么邓子恢为什么要在建国8周年即将到来之时邀夫人同唱《国际歌》呢？也许他是在回忆曾为之奋斗、倾注心血的中华苏维埃的光荣历史，来证明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第二次是在十多年后的1968年底。当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冲击波刚过，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邓子恢在家里有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但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又与朱德、陈云一起成了党内老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再次受到点名批判，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所受到的误解是空前的。随后就要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是不是能保住八大中央委员的位置，继续当选九大中央委员还是未知数。这期间，邓子恢得知儿子邓运要去参军，就特意把邓运叫去，问到：“你会唱《国际歌》吗？”儿子不解地答到：“会呀！”，“你知道《国际歌》哪段词最重要吗？”儿子更不解了。邓子恢说：“《国际歌》的第二段词最重要，我最喜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黄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你要记下来，因为你要出去工作了，就要一切靠自己……”说着说着，他领儿子唱了起来，表明了他面对当时政治逆境时的坚毅和自信。

    后来由于毛主席亲自提名，邓子恢出席了党的九大并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境遇好了许多。邓子恢晚年每每有机会出席中央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回来，都要向家人讲述，又见到毛主席啦，又见到朱德老总、董必武等老同志，讲述他的愉快心情，还讲自己又向毛主席推荐自己一直认为农业生产要有责任制的观点。

1970年8月，邓子恢在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留影。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子恢抱病参加了中央组织的老同志座谈会，后来就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中央老同志党支部，他是其中一员。在林彪出逃的复杂形势下，这个支部为中央和毛主席出主意，对稳定党内团结发挥了作用。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毛主席审时度势提出要求全党再唱《国际歌》，以凝聚人心。

    这时，儿子邓运恰好从部队回来探亲，而父亲邓子恢已经因病住院。见躺在病榻中的父亲，儿子十分心酸，他知道父亲对自己在农村工作中的主张不被接纳而受到批评心理不平，又没法劝慰父亲，深感内疚和痛苦。但病中的父亲反而表现的十分乐观，一见面就告诉儿子：“现在好了，毛主席要大家唱《国际歌》，要团结了。《国际歌》我给你讲过了，凡事就是要靠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随后两人唱起《国际歌》，儿子边唱边含着眼泪看着老迈病重的父亲，从父亲的眼光中看到的是乐达和刚毅。这就有了邓子恢率家人第三次唱《国际歌》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