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山西抗战前夕太原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会干部（脖颈带围巾者）与全校学习成绩最佳的三名同学（身穿校服者）在抗战前夕的一张珍贵合影。此后，她们中的学生会主席陈丽生（后改名于克，照片中右一）、学习成绩最佳者之一任爱莲（后改名魏克，照片中左二）1937年11月在山西介休一起参加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每每欣逢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的思绪往往情不自禁回溯1978年10月。那是金风送爽、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更是粉碎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挫折与困惑中崛起，锐意解放思想，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阔步迈进的重要时刻。那时，父亲在中共中央党校进修，我在北京邮电学院学习。

    一天傍晚，学生宿舍楼传达室的师傅要我接电话，拿起听筒，传来母亲亲切和蔼的话语。她告诉我，她已来到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兴奋！前一段，母亲曾来信说，她8月6日到郑州开会，参加选举河南省出席中国工会九大代表，光荣当选，不久就要来到北京。此后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惦念、盼望着母亲的到来，因为为了力争多学些知识，自己放弃假期回家团聚的机会，已经久未见到亲爱的母亲了。

    第二天下午没课，我兴冲冲乘公交车从学院路辗转来到位于八大处的北京军区大院。办理登记手续，取得与母亲的联系后，我快步来到招待所楼房南侧郁郁葱葱的花坛前，满怀喜悦等待久别的母亲。大约一刻钟后，母亲神情凝重地从楼内急匆匆地向我走来。见到慈祥的母亲，心中甭提多高兴啦！可母亲刚来到我的面前却说：“正在开会，你回去吧。”紧接着，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说“等我一下”，转身急急忙忙回到楼内。过了一会儿，她近乎小跑似地拿来一包纸儿包纸儿裹的糕点说：“这是给你的，快回去吧，我还要开会。”说完头也不回，急匆匆再次回到楼内。望着母亲忙碌的身影转瞬即逝，先前与母亲共话家常的殷切期待顿时全然落空，虽然隐隐有几丝酸楚，但更多的是心底升腾起为母亲感到自豪、骄傲的由衷敬意和深深感慨。

    10月11日下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辞。他强调指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 “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报刊和广播电视宣示的这些话语，令人无比振奋！

    考虑到星期天与会代表应该休息，我先后与父亲母亲取得联系，约定周日上午9时在北海公园南门内会面，一同游览这座昔日皇家苑林。那天我如约而至，久等父亲母亲未到。大约11时前后，父亲来了，他告诉我：“昨晚接到你妈电话，说他们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还有会议，也不知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也就晚来了。”父亲和我一边闲聊着，一边期待着母亲。12时许，母亲仍未到。临近下午1时，看到母亲急匆匆来到公园内。我喜出望外地高声呼喊“妈妈！”跑着上前迎她。然而一见面，她却说了句令我大失所望的话：“下午还有会议，我马上就要回去。”

    迎着沁人心脾的微风，和着午后温熙的阳光，我赶紧准备好相机，在永安桥北端东侧为敬爱的父亲母亲留影。此时此刻，映入我眼帘的是两位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贞共产党人，他们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生死考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歌猛进，“文化大革命”的疾风迅雨，改革开放的澎湃春潮，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笑迎朝霞虹霓，冷对风雨雷电，气质潇洒，襟怀博大，显得那么庄重、典雅、崇高和伟岸，仿佛是一帧浓墨重彩、气概凛然的巨幅画作，更若一曲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的浩荡壮歌！我激动地按下相机快门，心中百感交集：这对曾经的老八路，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下肩并肩走到今天，历经刀光剑影、艰难困苦和无数坎坷，不仅要面对敌顽的凶残，而且要面对内奸的毒箭，他们是怎样地不容易啊！刚刚照完几张像，母亲便急切地告辞，迈着坚实的脚步匆匆离去。

    10月21日下午，中国工会九大胜利闭幕。10月22日，《人民日报》以《中国工人运动伟大的新起点》为题发表社论。10月2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母亲与出席中国工会九大的400余名女代表一起受到德高望重的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代表们就要离京了。那天下午，为母亲送行，我再次来到北京军区招待所。母亲引我来到她的宿舍，房门上写着母亲的姓名。母亲让我坐在她的床铺边。原以为会议已经结束，离京前，母亲总该和我叙叙家中事，谈谈心里话了吧？然而我的期待再一次落空了。我独自无语地悄悄坐着，只见母亲心绪重重，依然是在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并不和我说一句话，似乎我并不在这里。她也许是在与其他代表研究如何把中国工会九大精神落实到位？也许是在与其他代表依依话别？也许是……夜幕降临，在前往北京站的面包车内，往日开朗健谈的母亲沉默不语，陷入深深的思考。当我把行李送入母亲所乘列车的包厢内，母亲颔首微笑，轻轻叮嘱：“快回吧，回去早些休息！”

    回到学院已夜深，睡意全无。月光皎洁若水遍洒大地，漫步在静谧的林荫路上，眼前浮现出几幅难以忘怀的景象。

    ——品学兼优是母亲从小就具备的特质。家里的几个铜制墨盒、陶瓷笔筒是母亲读书时获得的奖品。母亲从家乡的小学毕业，考入县城的高小，再考入省城中学，后被保送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母亲的学习成绩优异，在太原女子师范同学中位于前三名，不仅免交书费、校服费，而且毕业后还可留本校附校任教。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她在太岳区晋城等地购买的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胡华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等书籍，纸张印装都很粗糙，虽经多次搬家、“文革”中被抄家，母亲一直带在身边，十分珍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上面布满母亲的标记和感言。“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是母亲的常常告诫。

    ——母亲是被家乡百姓传颂的“介休抗日十姊妹”之一。在《介休县妇女运动史》一书中，有《介休县女中第一》一文，母亲名列第一。她在太原读书时，奋不顾身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1月，她带领年仅13岁的妹妹毅然走出温馨富裕的家庭，不畏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坚决要求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她原名任爱莲，妹妹原名任毓莲，她俩取英文“胜利”以及“布尔什维克”的谐音，分别改名为“魏克”和“任韬”，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1938年2月，在日寇侵占介休县城的前夕，部队撤往山区，包括母亲和姨姨在内的十位女战士组成“介休抗日十姊妹”。部队领导担心她们难以爬山涉水，经受不住艰辛困苦，没有流血牺牲的准备，打不了游击。“介休抗日十姊妹”的共同回答是：“宁愿死在战场上，决不当亡国奴！”她们加入部队的政治工作团，举办培训抗日骨干训练班，到乡村宣传动员抗日，进连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等，她们疾恶如仇、英勇顽强、不畏苦累、舍生忘死的精神，深受介休抗日军民的钦佩和赞扬。

    ——1939年4月，穷凶极恶、武装到牙齿的日寇大举进攻，介休抗日根据地成为游击区，形势复杂严峻。面对日寇的气势汹汹，介休抗日妇女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誓死抵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1939年5月1日，介休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在介休绵山云峰寺宣告成立。母亲任县妇救会的负责人，还有4位女委员。面对极端艰险残酷的环境，母亲等把“我们要做民族解放的英雄”，“争取民主和自由”，“反帝反封建”等写入妇救会会歌，抒发介休抗日妇女雄心壮志，感天动地，令人荡气回肠！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县妇救会的5名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潜入一座座村庄、一户户农家，与乡亲们一面做家务、唠家常，一面深入浅出地宣传抗日。在情感融洽、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她们先后举办三期培训班，训练妇女干部45人，选拔区女干部18人、村女干部6人，建立村妇救会85个，发展妇救会员6000余人，汇聚起介休抗战的重要力量！

    ——缅怀老战友，母亲曾亲笔写下：“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我们的处境的确极其困难，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加上严寒环境，经常没吃没喝，在坚冰积雪中露宿，连夜经受着肆虐的暴风雪……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紧密团结，相互支持帮助，毫不动摇，下定决心，一起开展艰难而壮丽的斗争！”母亲曾告诉我，部队行军常常吃不上饭，饥肠辘辘，中途短暂休息时好不容易做熟了饭，却没有碗筷，一位战友索性把自己的上衣下摆撩起盛饭，我们伸手抓着吃。我思忖，这种险恶境遇，对于母亲这位从富裕家庭走出的大家闺秀而言，必是更加艰难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封市是河南省的省会。第一区是开封市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解放后，它发展为全市重要的工业基地。1952年9月，开封市第一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共开封市委任命母亲为首任区长。10月14日，她结束了在河南省委的工作来一区上班，16日即前往第一区的贡庄镇开展民主建政。她素来是深入第一线亲力亲为，自觉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重视通过“解剖麻雀”获取第一手材料，坚持实事求是、刚直不阿，厌恶那种坐机关、听汇报、打官腔等官僚主义做派。1953年4月，母亲任中共开封市第一区委员会第二书记，不久，区委第一书记进修学习，母亲主持区委全面工作。她带领全区干部群众全面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开展对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合作化教育等方面，不断刷新着业绩。

    ——随着河南省省会迁址郑州，母亲调任郑州市二七区区委书记。我已记不得年幼的自己当时是为何及怎样来到母亲的办公室的。母亲的办公室干净、整齐，一个个书柜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书籍和报刊散发着墨香，地板上的油漆多已剥落，室内严肃紧张的氛围与楼下市场不绝于耳的嘈杂形成鲜明反差。我静静地坐在母亲身后的长条藤椅上，凝神注视着母亲时而伏在办公桌上奋笔疾书，时而穿梭似地进进出出。时值正午，母亲为我从餐厅端回饭菜放在办公桌上，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她搬来一摞书，放在长条藤椅上，让我枕着书休息，而眉头紧锁的她依然在屋里屋外紧张忙碌着。我眯着眼睛困惑地望着母亲，心想：“妈妈吃饭了吗？”“妈妈怎么不午休呢？”“妈妈的工作怎么这样忙呢？”……

    ——一个暑假的夜晚，我和哥哥姐姐妹妹们吃过晚饭，坐在家门前柏油马路的小椅凳上，在璀璨星空下欢声笑语地畅谈。忽然，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到满身疲惫的母亲从夜幕中一步一挨地向家里走来，大家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纷纷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兴高采烈地跑上前去，有的帮助母亲提公文包，有的搀扶着母亲，还有的跟在母亲身后蹦蹦跳跳，大家都为见到劳累一天的母亲而充满欢欣。当母亲进入家门，我们又回到小椅凳上继续嬉笑着谈东说西。这时，哥哥提议明天晚上到公共汽车站等候母亲，我们都说好！第二天傍晚，我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来到花园路口的公交车站。夜幕降临，没有路灯的街道黑漆漆一片，公交车等车辆亮着明晃晃的大灯一辆接着一辆驶来离去。我目不转睛盯着一次次到站的公交车的车门，却每每看不到母亲从上面走下。满怀渴望的我心中泛起一个个疑惑：“什么时候才能接着妈妈呢？”“妈妈下班怎么这样晚？” “妈妈是不是很劳累？”……

    ——母亲总是自觉服从党的安排。她1938年9月入党，1938年12月任介休县民族革命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宣传部长，1939年5月任介休县妇联首任主席（时称“妇救会秘书”），1940年5月任中共介休县委妇委首任书记……她先后从事组织宣传、妇女工作、党校培训、学校教育、土地改革、生产救灾、城区政府、城区党委、统计调查、政治思想、工业交通、工会工作等，她从事一行、热爱一行、钻研一行、做好一行。在曾经工作的多个单位里，她参加革命时间早、党龄长，但从不以此自矜，从不争名争利，总是朝气蓬勃、乐观豁达地顽强奋进。即使是遇到委屈、磨难的逆境，也没有任何消极、抱怨、牢骚。记忆中，母亲从未对评级待遇等有过任何不满。她至少两次主动放弃评级，把名额让给其他同志。她恳挚地说：“这些同志的家庭生活更需要关心照顾。”

    ——妹妹说，听母亲讲，自己是早产儿。1956年5月12日，临近分娩的母亲向干部群众作报告。在站着作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中，母亲颇觉疲惫，她扶着身旁的椅子坚持讲完，以致第二天妹妹提前10天降临这个世界。姐姐告诉我，在烽火连天、命悬一线、颠沛流离的残酷战争中，母亲先后有两个孩子因早产而夭折。不难想象，这宛若晴天霹雳般的不幸，曾给予母亲身心怎样的深深创伤！

    ——母亲有着顽强禀性、坦荡胸怀。史料记载，战争年代，她曾和一位战友深入接敌区进行抗日宣传，村子突然被日寇包围，乡亲们掩护她们藏入深井内。敌人撤退后，她们抓着井绳爬出，母亲竟然笑声朗朗：“我们这次真正是坐井观天啊！”母亲回忆说，一次部队行军，突遭日寇飞机轰炸，弹片横飞，硝烟弥漫，她和战友便一起向草木丛生的山下滚去，当敌机飞走后，母亲站起来，看着自己和战友的军装被一处处划破，头上身上满是杂草枯叶的模样，却笑了。年长者言，五十年代末反右倾，母亲曾遭诬陷，在全市批斗大会上，母亲高呼：“我不同意！” 愤然退场，继而向省监察委员会申诉，事实得以澄清。“文革”中，原任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第一副检察长的父亲被长期拘禁在省人民检察院接受批斗，坚强的母亲谨记毛主席关于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教导，顶着风风雨雨，带着我们渡过一个个难关。记得一天清晨，母亲告诉我，她和多位其他原负责同志一起要被挂牌游街示众。我十分担心母亲能否经得起这种凌辱。中午时分，母亲回到家中，对于我关切的问询，她不仅没有任何的叹息与伤感，反而坦然自若地说，听到围观群众议论：“快看，还有一个女的呢！”

    ——母亲虽然出身富裕家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奢华做派、娇骄之气，而是处处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她没有什么贵重的衣着，更无任何首饰，总是给人以干干净净、朴素大方的感觉。一个很深的印象，家里过年包饺子，她连白菜的根茎也要削去外皮剁碎作食用。她心灵手巧，包的饺子皮薄馅大样式美观，我们都想学，却就是学不会。母亲常常爱说的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她的女红很好，缝补衣服的针脚细密均匀，一丝不苟。母亲对我们总是严格要求，记得我的衣服、鞋子大多是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也常是打着补丁的。

    ——母亲悉心体贴关爱着家中每一个人。20世纪50年代末困难时期，居住在省人民政府主席院里的我们家，同广大群众一样忍受着饥饿的煎熬。7岁多的我上学不久就得了浮肿病，后转成营养性肝炎。母亲不让我再住校了，让我走读，回家食宿。多年后，听姐姐回忆说，那时家里吃面条，你常常舍不得吃，总是把碗里不多的几根面条留在最后吃。看到这个情景，母亲常把自己碗里的面条给了你，看着你津津有味地吃。姥姥则十分焦急地对母亲说：“这怎么行？你还要上班工作啊！身体垮了怎么办？”“文革”中，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让时年十五六岁的我这个“走资派”的孩子、“今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参加批判会，并且被要求坐在最前排。后来学校工宣队安排同学们进一家机械厂“学工”，要我到铸造车间当翻砂工。听人说，这是厂里最脏最累的活。母亲知晓后，鼓励我认真向工人师傅学习。她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为我备餐。吃完喷香的早餐，我顶着满天星斗去厂里上班。那些天里，在重重灰霾、奔流铁水、飞溅钢花中，我见证着劳动的艰辛、欢欣与光荣，感受着工人阶级的勤奋、淳朴与伟大！回望当年，既感激慈母的温馨照顾，更感激她的深刻启迪！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全身心投入战斗、工作的母亲无暇抚育子女，只能委托普通群众作孩子的乳娘、养母。母亲对她们十分尊重，尽可能地帮助她们解决难题，相互间建立了深厚情谊。母亲曾教育我，乳娘虽家境贫寒，但她却比生母还要亲！要我常去乳娘家里看望。一次，乳娘的女婿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魏姨对我们的体贴令人感动。我俩结婚时，百忙之中的她特地送来喜礼。”

    ——是年八月，收到体弱多病的母亲来信，内中洋溢着火焰燃烧般的激情：“在气候炎热、任务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对我说来这是最幸福的！在这大好形势下，心情也很愉快。”捧读来信，吟诵“最幸福”熠熠生辉的字句，感受她紧紧跟随党忠贞不渝地战斗、工作、学习的赤诚情怀，联想给予我一以贯之的谆谆教诲，获得心灵洗礼、精神升华：“敬爱的母亲笃学躬行毛主席倡导的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要求，是我永远的榜样！”

    数十年后，我在保存的档案资料里，看到一行行记载有母亲和同事们的久违的史实。1978年11月15日，驻马店地区工会工作会议在地区柴油机厂礼堂隆重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进一步明确工会工作方针、任务和工人阶级在新长征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与会人员500余人。在7天会期里，时任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地区工会办事处主任等职的母亲首先向与会同志宣读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委员长向大会的亲笔题词，接着传达邓小平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的致词和马纯古同志的开幕词以及中国工会九大的盛况；传达余秋里副总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传达倪志福同志的工作报告等；先后主持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经验交流，地委、地革委领导同志作指示，地革委领导同志作全区工业生产形势报告以及会议总结等多场会议。年近六旬的她带领同事们起草、修改、审订多份文稿，精心安排会议各个环节，及时解决遇到的种种问题，确保会议顺利举行，开启团结动员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为实现新的伟大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的新征程。

    拜读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留存，体悟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滚烫红心，感受“我们要做民族解放的英雄”的豪迈誓言，追思“最幸福”的坦荡情怀，眼前仿佛重现敬爱的母亲那不知疲倦、全身心投入工作学习、急匆匆忙碌的熟悉身影……

    （本文作者系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原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