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的日子，发表这篇文章纪念我们心中的伟人，怀念那从未远去的身影。】

    父亲跟随周恩来始于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因不满蒋介石剿共方针，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西安临潼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并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员赴西安共商大计，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

图为 中共代表团在西安 右起：周恩来、叶剑英、博古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主的代表团，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龙飞虎当时是红军大学一期二科学员，被中央保卫部挑选为周恩来的随从副官，任卫士组长同赴西安。从此，父亲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战斗工作了十一年，开始了他伴随领袖的光荣篇章。

    在处理西安事变这段日子里，周恩来非常忙碌，每天早出晚归，每天的睡眠不足四个小时。那时，西安的形势非常严峻，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南京亲日分子指挥的“讨伐”大军逼近潼关，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整天忙着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谈话，给他们分析当时严重的局势，详细地阐述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

图为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左）、杨虎城（右）

    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南京被扣押后，西安城内面临严峻的形势。东北军的少壮派，大都是掌握实权的团营级军官，他们与张学良有着深厚的感情，见张学良迟迟不能返回，有的人就怪罪元老派，认为他们想取而代之，于是发动签名运动，反对元老派的和平主张，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与中央军开战，一时间主和派都不敢发表讲话。杨虎城担心蒋介石报复，对开战也没把握，也望张学良快回来，思想上倾向少壮派。这期间，风云变幻莫测，心怀各种想法的人都在盘算着未来。

    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繁忙，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父亲紧随周恩来，亲眼见他迎来送往，奔走游说，以至嗓子都哑了。周恩来认为战端一开，即不能争取张学良回来，也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他认为应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

    由于东北军少壮派不满意元老派谋求和平的主张，于2月2日派人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时西安谣言纷纷，有些人挑拨说，少壮派的行动是受共产党指使的。面对这突变的风云，前途叵测的险境，周恩来心急如焚。他带着我父亲，亲临王以哲家中吊唁。当时，王家已乱成一团，周恩来亲切的慰问使王的家属和部下们深受感动。

    “为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商议，由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率代表团大部人员撤到云阳红军总部，留下警卫副官龙飞虎、杨家堡，机要员童小鹏和报务员彭绍坤、林青跟随周恩来和刘鼎坚持在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摘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后因东北军内部的分化，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强大压力，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东北军的负责人于学忠不得不接受南京政府的提案，即十七路军由西安撤回三原，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于2月5日联合发表和平宣言。西安事变遂和平解决。

    根据周恩来与蒋介石在西安就抗日统一战线谈判时的承诺，红军在西安设立了红军联络处。2月9日，父亲即跟随周恩来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一号，正式成立红军联络处。

图为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原七贤庄1号红军驻西安联络处）

    至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在风云变幻，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西安事变结束后，父亲返回延安任西北局保卫部情报科长；1937年8月周恩来在太原拍来电报，调他到太原办事处工作，任办事处副官，并跟随周恩来出入南京、武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图为 1937年龙飞虎在延安

    1937年12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常驻武汉，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父亲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交通科副科长。1938年10月23日，在李克农的率领下，父亲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们乘“新升隆”号轮船由武汉前往重庆，在湖北嘉鱼县燕子矶水域遭日寇飞机轰炸，船上有25人遇难。父亲龙飞虎冒着弹雨跳水求生，在长江中漂流了几个小时才被群众救起返回部队。

1940年，周恩来（中）接受美国皮货皮革工人工会向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赠款，右立者为龙飞虎（摄影童小鹏）

    1939年，父亲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交通科长。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的指挥下，父亲和其他同志一起到香港和越南河内、海防等地转运由宋庆龄和海外华侨募捐支援八路军的救护车、药品、汽油、无线电器材等重要物资。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战友们历尽艰险，前后有百余辆车次物资安全运抵延安，对抗击日寇起了重要作用。父亲在任交通科长期间，护送了许多革命知识青年往返于延安、重庆、武汉、桂林，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文艺界、知识界的杰出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和平，停止内战，党中央派出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父亲和陈龙、颜太龙等同志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2日，毛泽东在重庆工作了43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战斗了43个日日夜夜，确切保了毛泽东的安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图为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乘坐的专车。左起：陈龙、龙飞虎、朱有学、司机。

    1947年3月，蒋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父亲龙飞虎担任毛泽东主席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转战陕北。在一年多的征程中，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中央机关和革命领袖安全的任务，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党中央已迁入西柏坡，在这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时刻，父亲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毅然奔赴解放战争第一线。当时他的职务已是师级干部，却坚决要求下到第一线作战团里任职，率部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凇沪、福州等战役战斗。

    父亲临离开中央机关前，周恩来与他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鼓励他到部队要努力学习。父亲是放牛娃出身，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化，但他记性特好，悟性高，平时就抓紧时间看各类书籍，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遇事虚心地向内行人士请教，很快就适应了野战部队的环境，指挥部队作战不断获捷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长期担任福建军区后勤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长职务，后来还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等职。他离开中央机关后与周恩来的联系仍然没有中断。每次去北京开会、父亲都会到周恩来家里看望总理和邓颖超大姐。

    父亲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十一年，其一言一行对父亲的影响很大，周恩来是党的领袖，他严谨细致务实的风格，文雅谦虚的谈吐，博学多识，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才干，直接影响着父亲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工作作风。

    父亲在工作上的努力也得到周恩来的赞赏，从1940年起直到1946年撤离南京，父亲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保卫科长，对外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交通科长；一直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曾经任周公馆的馆长，党的分支部书记，学委会负责人。

    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周恩来推荐父亲任毛泽东警卫工作负责人，周恩来交待父亲说：“你们要确保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都跟着主席，不要管我”。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不可避免，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周恩来推荐父亲担任了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纵队转战陕北时，父亲又兼任了中央纵队第一大队队长，在一年的时间内，保卫了党的领袖和中央机关的安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右）撤出延安时，在吉普车上与行政秘书龙飞虎（左）合影。

    父亲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期间，1960年曾做了两只樟木箱托人带到北京，交给了时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

    周恩来有规定不准办公室接受任何人的礼品，这一点童小鹏非常清楚，但我父亲是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工作人员和童小鹏也是老战友，他认为这应该不同于一般人的礼物，就收下了。但童小鹏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后，受到了严厉地批评，并要他把两只木箱退回。童小鹏提出按价付款也行，周恩来不同意，一定要他退回，这样两只樟木箱又托运回了福州。

    1948年济南战役胜利后，我母亲孟瑜带着我的大哥、大姐随军进入济南，母亲在济南市电力局任人事科长。恰巧康克清大姐也到了济南，她见我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军作战，十分不便，就提出把孩子交给她管，让我母亲，放心地随部队工作。

1951年，康克清妈妈（左）和小瑜（龙铮）在北京香山托儿所

    就这样我的哥哥小虎(龙桂辉)，大姐小瑜（龙铮）就到了北京，先住在朱总司令家中，1952年又一起进入西花厅，在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身边成长。

图左起： 小瑜（龙铮）、邓颖超妈妈（中）、小虎（龙桂辉）

    大姐离开母亲时才3岁，我母亲回忆当年离开大姐时，曾偷偷地到托儿所去看了她一眼，然而后一步一行眼泪地离去，随军参加了渡江战役，淞沪战役，进军福建、闽北剿匪战斗，一去十几年都未能和大姐见面，以至于大姐15岁时见了母亲，很陌生，让母亲十分难过。

    大哥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朱德、康克清夫妇身边长大并参加工作的。大哥在北京上学住校，星期天就回到周恩来和朱德家中，这样的情形一直到他参加工作。大哥是我们家孩子里面吃苦最多，见识最广的，也年长我十几岁，我们都十分崇拜他。

    抗战期间，父亲跟随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与我母亲曾分别整整四年，母亲在军委办公厅生产处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当时，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后来父亲到部队行军作战，母亲就在后方留守处，带着我大哥、大姐、照样行军、转移。

    撤离延安时，我大哥小小年纪，一样跟随队伍行军，大姐那时才两岁，放在一个毛驴驮的筐里，一个毛驴驮两个孩子和行李，遇到沟坎，毛驴一跳，筐子翻扣下来，两个小孩扣在筐子里吓得哇哇直哭。过黄河时，母亲用一根绳子拴在腰上，一边捆住一个孩子，那时船小人多，后有敌军追击，情况紧急，也有不少家属不慎将孩子遗落河中，待队伍过河后，才发觉孩子不见了，在岸边哭天喊地，这令人心酸的场情母亲何时说起也令人撕心裂肺……

    大哥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国家地质部工作，已是国家干部了。1960年毛泽东针对全党高级干部有一个讲话，大意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不要学清朝的八旗子弟，要到工农兵中去经风雨。

    为此，周恩来总理也发出了号召，父亲响应了周恩来总理号召，送我大哥到部队当兵，从档案中抽出了干部履历表，让大哥从连队列兵做起，大哥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一直干得很出色，第一年就评为“五好战士”。解放军报有位记者，下部队采访发现了这个题材，欲写一篇报道题目就叫《将军的儿子》，但父亲知道后不同意报道。后来师部要调军政兼优的大哥到师部任参谋，也被父亲以多在连队锻炼为由阻拦了。

    哥哥当了三年兵，选拔进入军校培训后提升为少尉排长，他专程去北京看望了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这两位开国伟人对哥哥从军都大加赞赏。后来文化大革命，大哥也因父亲的问题长期受到牵连，一直在基层默默地工作。

图为 1979年，龙飞虎（左）、孟瑜（右）在北京看望邓颖超大姐。

    我的大姐长期寄宿在周恩来家，可是父亲带一些土特产，周恩来基本不收。邓颖超还对父亲说：“许多国际友人送给总理的礼物，都分类登记，全部上交公家”，以此要求父亲不要送东西。在父亲眼里，周恩来是导师、领袖、上级和兄长，他对周恩来充满了崇敬之情，在周恩来面前也直言无忌，周恩来也十分欣赏父亲忠厚耿直，勇敢机智的性格特点。邓颖超曾对我大姐说过：“我和你父母虽然没有亲缘关系，我们是同志关系，但是我们的感情要胜过我那些亲戚，因为这是阶级感情。”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很大冲击。从1968年3月到1970年10月福州军区办了4期清队学习班，重点是贯彻军委文革小组的“把大军区、军、师三级干部审查一遍，要解决路线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关了200多名干部。名义为学习班，实质上是按照文革中对付“走资派”的斗争模式开展的一次要求参训干部交待历史问题的清队审查。

    由于父亲是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老战士，自然成为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眼中钉，成为审查的重点。1969年3月初，父亲被突然通知进了学习班，审查的重点问题是要他交待在国统区工作的问题。

    审查人员给父亲龙飞虎定了四条罪状，其中主要的一条诬陷父亲龙飞虎在“宝鸡事件”被俘叛变。所谓“宝鸡事件”发生在“皖南事变”后。“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自“皖南事变”后，所有的八路军办事处与延安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扣押、刁难，有的达半年之久。1941年1月，父亲率领的车队，输送由延安调南方局的各类干部，路经陕西省宝鸡市检查站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扣压。

    在这远离党中央机关的艰难时刻，父亲孤军奋战，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把国民政府开出的护照拿给检查站站长看，问是否承认你们政府的大印，使敌人哑口无言。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父亲掏出手枪，往桌面上一拍，说延误我的公务，你们要负全部责任。对敌人毫不退让，并积极的采取措施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斡旋，最终成功地将这些干部安全送到重庆奔赴抗战前线。

    父亲完成任务回重庆时，周恩来同志在办事处召开支部会议，对父亲临危不惧、针锋相对的革命精神和灵活的斗争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对敌斗争，有理有节、有胆有识”。1942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整风时，对父亲龙飞虎做出了“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坚决、顽强、勇敢”的鉴定。没想到事隔30年后，在这万马齐喑的年代里，被迫要求交待被国民党扣押“自首叛变问题”。

    在无休止的审讯中，学习班搞逼、供、信和车轮战术，许多同志一夜之间，生出满头白发，精神失常。形势一天天严峻，而学习班却无休止的延续，父亲龙飞虎在逆境中写了一首打油诗，在学习班流传甚广。诗的内容是：“武夷山下摆战场，不分敌我乱开枪；轮番轰炸又扫射，不知敌人在何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何须惧怕鬼叫门。”许多年以后，有一次叶剑英元帅在发言中还引用了“武夷山下摆战场，不分敌我敌开枪”这句话批评一些单位混淆敌我矛盾的做法。

    母亲深知父亲是无辜的，也深知父亲的脾气是不会屈服的。因此，等待父亲的命运自然是凶多吉少。自从父亲去学习班后，电话也不许打，信也无法写，无法与外界联系，走时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也不让送。母亲每天心急如焚。

    当时，福州军区的干部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清队学习班，颇有微词。只是碍于当时的形势，无人敢当面表示不同意见。但私下里许多同志都认为这种审查，实际上是打击和迫害党和军队的老干部。在这些有正义感的同志们支持下，母亲坚定了去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的决心。在去北京之前，母亲也多次犹豫过，因为“文化革命”中周总理一个人挑着重担，要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还要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精疲力竭，母亲实在是不忍心打扰周总理。可是，父亲在国统区工作是组织上派他随周恩来同志去的，也只有周恩来同志才了解他的情况。

    在等待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母亲踏上了北上的46次列车。母亲到北京时，正值党的九大召开，母亲住在老战友家等待机会。在“文化革命”时期周总理根本无法休息，母亲也无法见到总理。母亲就写了一封信，信上简要地提到学习班搞“逼、供、信”，用“车轮战术”审查干部，并提到他们审查父亲在国统区工作的“严重问题”。这封信交给我大姐龙铮转送给总理。

图为 邓颖超与小瑜（龙铮）在西花厅

    周总理看了信后，马上写了一个批条给军委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他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问题，不能推向对立面去。并说：“龙飞虎同志在国统区所做工作均受我指派，他在历史上没有问题，历次审干是清楚的，现在也没问题。”并对当时负责军委工作的有关人员提出对福州军区审查干部的做法提出了疑问。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父亲和一大批受审查的师级以上干部，结束了被审查，学习班草草收兵。

    当母亲从北京返回福州时，父亲龙飞虎已回到家中。短短三个多月，他头发已大部分变白了，要不是周总理及时地拯救了这一大批干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回忆这段往事，母亲万分感慨，在“文化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是周恩来同志维护了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保护了一大批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为国家留住了人才、积蓄了力量。

    1976年1月，当父亲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他当时正在延安。1975年底父亲带领福州军区赴大寨参观学习团在山西昔阳县考察见学。

    考察结束后，根据皮定钧司令员的指示，带领考察的军以上干部去慰问走访驻山西的二十八军，同时去西安参观人防工程，在参观延安时，得到这个恶耗，据同行的同志们回忆，那几天他饭也不想吃，觉也睡不好，并忙着往北京打电话，因“四人帮”干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央文革明令外地各级干部不要进京参加悼念活动。

    父亲只能打电话找老战友们述说自己的苦衷，时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的李金德叔叔是父亲的老战友，也主管周恩来的悼念活动，他对父亲说：“老虎，你一定要来北京，别人不来可以，你一定得来。”小虎（我大哥小名）在总理身边长大，也要来”。父亲就往福州打电话跟皮定钧司令员报告要去北京参加追悼会，皮司令为难地说：“中央有规定不同意外地干部进京啊！”父亲说“不行，我一定得去！”皮司令也就同意了。

    我母亲和大哥先期飞往北京，在机场迎接父亲的到来。据大哥回忆，父亲下飞机后，一见到李金德叔叔，禁不住老泪纵横，两位曾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战斗多年的老战友，在寒风中紧握双手，泪眼相向，在沉默和悲痛中表达着心中的伤感和愤懣。

    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名额十分有限，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夫妇都因名额限制未能进入悼念会场，可我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在李金德叔叔的安排下都收到了参加悼念活动的请帖，参加了追悼会，了却了心愿。

    父亲从北京返回后，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详细地向皮定钧司令员作了汇报，皮司令员当即决定召集福州军区第一政委李志民、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第二政委的廖志高同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的江渭清同志到福州汤井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由我父亲报告在京的所见所闻，商量与“四人帮”的斗争策略。

    以致于在福建的“四人帮”爪牙曾攻击皮定钧、廖志高等五人在汤井巷开五人黑会。这在当时也是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更彰显了这些老一代革命者的大无畏风范。

    父亲曾于1958年写过一篇回忆周恩来同志的回忆录《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在周恩来逝世后，不少地区的干部群众将回忆录油印散发，在后来发生的“4·5天安门事件”中，也有群众散发根据这本书内容油印的小册子；后来“四人帮”还要求福州军区彻查我父亲和“天安门事件”的关系，这件事被当时李志民政委抵制了，不予理睬。

    2026年1月8日是周恩来同志逝世50周年的日子，老一代革命者已远去了，但他们开创的事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