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暑假，我从南京乘火车去上海。到达父亲宿舍时，他仔细打量我的穿着，十分惊讶：“你穿的怎么是新四军的军服？”其实，我穿的只不过是一件劳动服。那年月，高校都有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发放劳动服很正常。

    我就读的高校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兵种工程学院，后改名为某部属高等院校。在校园内，经常会看到有穿着旧军装的，这从其上衣肩膀上的原安放肩章的样式就可以看出。咱师资班有班主任，还特地配备了一名“指导员”，军事院校的传统保留可见一斑。我猜想， 这新四军“军服”肯定藏匿着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果然，父亲给我讲述的过往，让我茅塞顿开。

    为生活所迫，父亲13岁那年就去上海工厂当学徒工。1942年秋，他24岁时因身体原因回乡休养。这期间，新四军粟裕部队就驻扎在我家大园。邂逅粟裕将军，两人一见如故，竟成莫逆之交。解放初，粟裕将军奉命从南京调动来到上海。某日，父亲与粟裕将军偶遇。两人久别重逢，喜不自胜。忙里偷闲，粟将军还请我父亲一起看了一场电影。

    抚今思昔，抗日烽火中的往事历历在目，二人感慨万千。

    随着各种抗敌组织的建立，南通县骑岸、十总、二窎等地区逐步成为相对巩固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夏秋，粟裕率领新四军一师师部进驻十总地区，此后，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也较长时间驻在十总、二窎有关村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和南通县警卫团等部队则分驻通中乡村，根据地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抗战新气象。

    受新四军嘱托，父亲为部队军服制作出了贡献。为防敌特骚扰，他身穿长衫，头戴礼帽，雇了一部手推木轮小车，去金沙北同乐运回“抗币”。之后与乡邻一起，去杨港早市收购棉纱，让织户织成“蚂蚁布”；更为便捷的是，直接收购“蚂蚁布”，作为军服制作的原材料。

    何为抗币？原来，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主要用于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支持抗战物资供应和根据地经济发展。

    1942年，苏中行政公署正式发行江淮银行钞票（俗称“抗币”），制订了兑法币的暂行办法，并发布《告苏中同胞书》，说明发行抗币、严禁伪币，对抗日和保护人民大众利益的重要意义。

    “抗币”通过统一货币流通，打破了日伪政权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保障了军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并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发展。苏中行政公署正式发行的“抗币”可兑换粮食、棉花等实物，解决了根据地物资短缺问题。

    当年，新四军在南通地区的军装主要依赖自产解决，初期曾接受国民政府配发，但后期因补给中断，主要依靠根据地军需工厂生产。布料多采用当地生产的粗布或细布，颜色以土黄色或草绿色为主。

    南通土布是江苏省南通市的特色传统技艺，以色织工艺著称，采用天然棉纱线，通过经线与纬线交织形成色彩对比鲜明的纹路。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江南移民将棉纺织技术传入南通，经数百年发展形成独特的色织工艺。南通土布曾是当地重要产业，鼎盛时期专业织户超十万户，产品远销全国。

    其中，蚂蚁布采用手工织机与天然棉纱制作。它以淡蓝色纱为经，深蓝色纱为纬，交织而成，形成不同的深浅花纹，犹如蚂蚁排队，因此得名，主要用于制作服装。近水楼台先得月，军民鱼水一家亲，新四军选用蚂蚁布制作军服，也就在情理之中。

    现如今，在抗战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服呈现出灰色和土黄色两种颜色。实际上，这两种颜色都是当时真实存在的。因为抗战时期的环境异常艰苦，各根据地只能根据自身条件制作军装，而不同的布料和染色剂也导致了军服颜色的差异。这种多样化的军服现象，也成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历史的一个独特印记。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的迅猛发展，国民党政府切断了供应。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得不完全依靠自身来解决军服问题。

    整装待发的新四军战士展示了即便服装不统一，依然昂扬的战斗精神，成为抗战中的独特画面。

    此刻，我眼前仿佛浮现出新四军战士身穿蚂蚁布军装参加战斗的场景。新四军在南通的抗战活动，为保卫苏中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在南通地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红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