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长汀著名传奇女性、87岁高龄的革命老人刘赐福，从上海回故乡长汀居住了一段时间。刘赐福老人是长汀籍开国中将、中央红军医院院长、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的原配夫人。

    刘赐福老人回汀后，不住宾馆，依旧住在自己的百年老屋内，这幢老屋就是长汀著名的红色旧址—傅连暲故居。老人回汀后，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县里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她作为革命前辈被邀请坐在主席台上，两个小时的会议，她认真坐着，一直到会议结束。

    我有幸陪同老人再一次来到被誉为中央苏区“红色医院”的福音医院，又一次登上位于卧龙山麓的红军医院休养所。老人健步攀登着昔日曾经无数次踩踏过的台阶，抚摸着福音医院旧迹斑斑的门窗，这里曾经是她挥洒青春梦想的地方，在这里她度过了人生最为辉煌的岁月。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她是那么的熟悉。她静静地看着，当年那场革命的暴风骤雨，似乎又奔涌到她的面前，她的眼睛湿润了。曾经快人快语的老人，此时一句话也没有。我轻轻地对她说：“刘老，我真想听您说说过去的故事。”老人没有回答我，只是边走边看着。离开福音医院时，我向老人告别，老人突然对我说：“欢迎你有空来我家坐坐，我告诉你一些过去的事情。”我受宠若惊般地连忙点头答应：“哎，好嘞！”

    几天后，一个晴朗的冬日上午，我拜访了刘赐福老人。我来到位于长汀县城东大街98号的傅连暲故居，这是一座富有传统的闽西客家风格的建筑，坐北朝南，土木结构。整座故居的布局分为三个部分：从临街的台阶登上大门，是一条长约10来米的宽敞通道，通道两边是左右对称的3间平房，这些平房就是当年傅连暲为长汀老百姓看病的门诊室。从通道进去是长汀传统民居特色的门楼、庭院、厅堂和左右对称的厢房，为悬山顶建筑式样。门楼横眉上书写有“注意卫生”四个字，这是当年傅连暲亲笔题写的。最里面就是后厅和天井。

    傅连暲故居里格外静谧，诺大一幢房屋里，此时只有老人一个人在家。老人见我来了，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动作麻利地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我赶紧双手接过。刘赐福老人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背不驼，腰不弯，精神矍铄，稀疏的头发整齐梳在脑后，一丝不乱，根本不像已是年近九旬的年纪。

    老人随即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来，从信封里拿出好几张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邮票，其中有一张精致的小型张。刘赐福老人眼睛湿润地告诉我：“这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邓颖超寄给我的纪念邮票。”老人轻轻的声音，我听了却心头一震：这是邓大姐亲自寄给她的周恩来纪念邮票！我顿时觉得这些邮票不同寻常和沉甸甸的分量。刘老告诉我，解放后她长期居住在上海，1976年1月8日，她听到广播说周总理逝世了，她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刘老告诉我说：“周总理去世了，我感觉好像天塌下来了！总理啊总理，你太累了，我无论如何也要去北京为总理送行！”她不顾八十高龄，当即购买火车票前往北京。刘赐福老人说：“我到北京后，邓颖超的秘书接待了我，并安排我作为周总理的亲属，参加了追悼大会。”作为周恩来的亲属？我怀疑是我的耳朵听错了，据我所了解，刘老并不是周总理的亲属。我正要仔细询问老人，这时老人拿出其中一张邮票对我说：“你难得来我家，这张邮票送给你做个纪念。”我如获至宝般小心翼翼地接过邮票，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接着老人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来递给我说：“这是前几天刚收到的信。”我展开信，原来是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大姐写给刘赐福的一封信，是用全国政协办公厅的便用笺写的，信的大意是：赐福大嫂，近好！你委托县领导带给我的布鞋收到了，我非常喜欢穿你做的布鞋，但是我希望这是你最后送我的一双布鞋了。你年纪比我大，眼睛不好，以后千万不要再为我做布鞋了，否则，我的心会不安的，愿你多多保重，你的满姑邓颖超。

    赐福老人说，邓颖超很喜欢穿她做的布鞋，所以，她曾经好几次给邓颖超做过布鞋。不久前，长汀县委领导去北京开会，刘赐福赶做了一双布鞋，委托县委领导转交给邓大姐。这封信就是邓颖超主席收到布鞋后，给赐福老人的回信。

    面对眼前这位瘦小的老人，我心中顿时涌起无限的敬意。但是更让我迫切想知道的是，邓颖超大姐与刘赐福老人非亲非眷，为什么邓颖超称刘赐福“大嫂”，而邓颖超却自称“满姑”？她们这姑嫂关系究竟是怎么来的？于是，我急切地问道：“刘老，为什么邓颖超大姐称您为大嫂，而她却自称满姑？”刘老笑了笑说：“后生仔，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就是她的大嫂，她就是我的满姑，你耐心听我慢慢说。”刘赐福老人又为我斟了一些茶水，我搬过一条椅子，扶老人坐下。

    刘赐福老人环顾了一下故居的院子，用手指了指厅堂对我说：“那时候啊，我这个院子里，哪一天没有红军首长在这里吃茶，聊天啊！毛主席、贺子珍是我这里的常客。朱老总、康大姐也时常来坐坐。周恩来、邓颖超还有邓颖超的妈妈也经常到我这里来。许多在福音医院治病的红军干部、战士，他们散步时都会到我这里来，我这个客厅可热闹呢。那时，我和傅连暲每天都忙于红军医院的工作，家里就由我婆婆操持家务。他们到我家里来，我们有粥吃粥，有汤喝汤，大家亲得就像一家人。”

    我的问话，勾起了赐福老人深深地回忆，她对我侃侃而谈……

    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率南昌起义部队到长汀，福音医院收治了300多名起义部队伤病员。傅连暲夫妇带领医护人员日夜忙碌，对伤病员进行精心医治和护理。从那时起，傅连暲和刘赐福就与周恩来、朱德等结下了革命友谊。

    苏区时期，福音医院成为第一所中央红军医院。许多红军首长和红军战士，都曾经在福音医院治病疗伤。傅连暲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在医术上的精益求精，得到许多红军首长和战士们的爱戴，傅连暲也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终生的好朋友。在这段时期里，毛泽东、朱德、谢觉哉、毛泽民、毛泽覃、谭震林等中共领导人都先后受到刘赐福及其家人的热情款待。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福音医院分娩，刘赐福亲自买鸡买蛋给贺子珍补身子，给予悉心照料。

    1931年冬，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上海来到苏区，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妈妈也一同来到苏区。杨妈妈由于水土不服，身体不适，经常生病。傅连暲耐心地为她医治，刘赐福则为她调节饮食，问寒问暖，无微不至。杨妈妈原本也是懂医的，非常感激傅连暲夫妇，每次有病，都找傅连暲看。

    傅连暲的家离福音医院不远，周恩来、邓颖超和杨妈妈经常会到傅连暲家中坐一坐。傅连暲的母亲每次都热情地招待他们，为他们烧水泡茶，有时还留他们吃饭。虽然粗茶淡饭，但情深意长。这样一来二去，邓颖超、周恩来就和傅连暲、刘赐福一家人非常熟悉了。傅连暲的母亲是个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为人慈祥，和蔼，充满爱心。因此邓颖超亲切地称呼傅连暲的母亲“妈妈”，称傅连暲“大哥”，称刘赐福“大嫂”。刘赐福则按照长汀的风俗，以晚辈的身份称邓颖超“满姑”。

    我听了刘老的介绍恍然大悟，心中的疑惑顿时烟消云散。原来这就是邓颖超与刘赐福的“姑嫂情”！这是在艰苦卓绝、患难与共的革命斗争中，超越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革命之情，战友之情！难怪刘老会作为邓颖超的亲属参加周恩来同志逝世的追悼大会。

    1932年，傅连暲把整个医院和全部家产捐献给红军，举家迁往瑞金。在瑞金，刘赐福担任中央红军医院的总务，她经常从瑞金往返160里山路，到汀州采购药品，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在反“围剿”的严酷岁月里，邓颖超病了，刘赐福对她精心护理。经过治疗，邓颖超终于身体痊愈，从此她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她们这种在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1934年秋，红军主力部队实行战略大转移，傅连暲领导的中央红军医院随同大部队长征，组织上留下刘赐福照顾婆婆和孩子，同时把毛泽东的幼子毛毛以及邓颖超的母亲也托付给她照管。不久后，邓颖超的母亲去了上海，毛泽东的幼子毛毛由贺怡接走，刘赐福则备尝艰辛，带领两个孩子辗转回到长汀。

    回汀后不久，刘赐福被国民党囚禁起来，她坚持什么也不说，敌人对她无可奈何只得放了她。后来她受聘于小学任教，还帮人做手工活维持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刘赐福先后任长汀福音医院院长、福建汀州医院副院长。1955年退休后定居上海。

    赐福老人说完，长叹一口气：“时间过的真快啊，转眼50多年啦！”我忽然觉得，刘赐福老人是那么高大，我仰视着这位可敬的老人。

    拜访赐福老人，一晃又是30多年了。白驹过隙，往事如昨，“此情可待成追忆”，我庆幸有这次拜访。

    （注：1988年5月29日，刘赐福因病在上海中山医院逝世，享年92岁。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她经受住种种严峻考验，女儿女婿为革命壮烈牺牲，大儿子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但她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共产党忠心耿耿。邓颖超高度评价说：“刘赐福同志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早已具备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