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是邓颖超同志诞辰 120 周年。为纪念和缅怀敬爱的七妈（邓颖超），周恩来侄儿周尔均将军以亲身经历，回忆了七妈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亲属和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感人往事，热情赞美了七妈光辉的人生、挚热的情怀和崇高的品格。本刊特发此文，以表达对邓颖超同志的崇敬之情。
    ——编者

    “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伯父周恩来，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我们侄儿女辈一律敬称他为“七伯”，称伯母邓颖超为“七妈”。

    1949 年 6 月，16 岁的我，遵照七伯、七妈的教诲，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紧接着，做为刘邓大军的一员，投入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斗。在进军途中，部队开设了军邮，我当即写信向七伯、七妈汇报同他俩离别后的经历，也谈到在革命队伍和枪林弹雨的激烈战斗中，自己更加理解伯父辈抛家弃业，舍生忘死，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的意义，初步树立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信念，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

    七伯、七妈得知我参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对我争取入党的意愿尤其满意，回信鼓励我：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命中的大事，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要自觉接受党组织长期考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并说：他俩随时等候我入党的好消息。

1960 年，周恩来、邓颖超与侄子周尔均（右一）、侄媳邓在军（右二）在中南海西花厅合影。

周尔均在中南海西花厅探望邓颖超时合影

    在我争取入党的两年期间，七妈连续写来三封信给予亲切鼓励。由于长期患病，当时她的信多由秘书张元代笔，但给我的信总是亲笔书写。我申请入党时，对父亲在抗战期间和在苏皖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些情况不甚了解，七妈还亲自写了证明，让我看后转送党组织，这封信至今仍存放在我的档案里。

    有了七伯、七妈的勉励和期许，我充满信心，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像七伯、七妈那样合格的中国共产党人。

    通过重重考验，我终于在 1953 年 12 月 31日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后，我立即用航空快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也在最短时间（当时交通邮政还不通畅，航空信也不例外）亲笔给我回了一封充满革命情感和勉励期待的信，全文如下：

    “尔均同志侄：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共产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诉你。你的情况望能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可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
    匆此，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千九百五十四、一、廿四”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七妈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唯一一封谈及侄儿女辈入党并在政治上提出具体要求的珍贵文献。七十年来，我时常展信重温，从中汲取营养，砥砺自己，并不断获得新的心得体会。

    志洁行芳

    七妈原籍河南光山，出生在广西南宁。七妈的父亲在清末遭恶人陷害英年早逝，母亲杨振德是家中独女，读书明理，性格坚强，带着六岁的独女（七妈）离开南宁，颠沛流离，教书行医，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投身革命。七伯曾赞扬她老人家“抚女入学、教女有方，追随革命，不畏风霜”。七妈曾经说过：“我是地地道道的南宁女儿，是喝邕江水长大的。”

    2005 年，南宁市文化局长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领导委托来家，约我为建立邓颖超同志出生地纪念石刻题词。这是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我当即应允。回顾七妈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淳朴善良、高风亮节的一生和品格，经过反复思考，我写下了四个字：“志洁行芳”。

    按照省、市设计方案，石刻位于七妈的出生地：南宁市民族大道与江北大道交叉路口，一处环境优雅的城市绿地里。选用广西奇水河一块奇石做材料。在巨石正面镌刻着概括七妈光辉一生的“志洁行芳”四个大字，供后人瞻仰。

    2005 年 12 月 31 日，南宁市隆重举行石刻落成仪式，我和我爱人邓在军应邀参加。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奇葆同志和时任南宁市市长马飚同志，与我们共同为石刻揭幕和致词。数千名热情洋溢的南宁市民踊跃参加开幕式，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位于市中心的这座寓意深远、雕工精美的纪念石刻。其间，有位老人动情地对我们俩说：“‘志洁行芳’这四个字好！它对邓大姐崇高一生是最好的写照！”

    俏也不争春　自有香如故

    在西花厅客厅里，悬挂着一幅革命老人何香凝同志赠送七伯、七妈的国画《梅花》。七妈很喜欢这幅画。她同我和在军见面交谈稍事休息时，会让我们陪她在客厅里走走。到了这幅画前，七妈常常驻足欣赏。七妈说：“何香凝老人的画功底深厚，清新脱俗，同她的做人一样，高风峻节，风骨独特。”有一次，她还特意让人在这幅画下，照了一张她和我俩亲密交谈的合影。

    我这一生有幸受过七妈的多次教诲，给我启迪最深的是，她老人家同我们晚辈谈话，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不涉及：一是从来不谈她和七伯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赫赫功绩；二是从来不谈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三是从来不谈他人是非，即使谈话中必须涉及的，她也只谈他人的贡献和优点。

    这里举个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就义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动人故事，有位作家朋友就此写了个名为《刑场上的婚礼》的电影剧本，托我和在军转请七妈审阅。按照家规，这件事本来不能办，但事关英烈事迹的宣传，我俩还是向七妈报告。她老人家答应了，不但亲自审看了剧本，还特邀作者到西花厅面谈。那天我俩也在场。七妈动情地回顾大革命时期她与这两位亲密战友共同战斗，周、陈两位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往事，还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陈铁军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正在住院的她，并亲手交给她七伯的电报。七妈还提到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那首“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誓言。我们都受到深深的感染和教育。但当这位作家请七妈谈谈她在这期间的相关事迹时，七妈摇了摇头，笑着说：“今天只谈我的战友周文雍、陈铁军。”

    有关七妈和七伯严守党的纪律事例，更是数不胜数。1955 年国庆期间，我因公从重庆出差来北京，七伯、七妈高兴地在西花厅同我见面，七伯亲手送我和在军两张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门票，叮嘱我俩一定要准时到场，一定要看到底。我因急着办事，忘了伯伯的嘱咐，开幕式看了一会就同在军退席了。第二天再去西花厅，七伯询问后批评我俩不听话，失去了一次能见毛主席的机会。七妈在一旁为我俩解围说明，说她也不知道那天毛主席能来出席开幕式但中间才能到会。可见七伯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观念之强。

    有关七妈在我党历史上特别是对我党早期斗争的重大功勋，我曾接触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

    在广东省汕头市，保存有两栋历史文物：同一式样紧挨着的两栋小楼。据汕头市党史办介绍，这是当年黄埔革命军东征时领导人的住所。其中一栋住着蒋介石和陈洁如夫妇，另一栋住着七伯和七妈。七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总党代表，七妈受我党派遣，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两栋楼挨在一起，七伯和七妈经常与蒋介石和陈洁如一起用餐，商讨工作。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七伯、七妈义无反顾地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分道扬镳。这一事实也证明，早在大革命时期，七妈与七伯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代表人物。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七妈同七伯一起在上海进行严酷的地下斗争。她除了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掩护七伯躲过敌人的追捕。她还参与七伯亲自创建的党的机要保密工作。罗青长（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说：“我党的第一个译电员就是邓颖超。”

    七妈与七伯生前曾有共识，不在同一政府机构任职，并自觉地压低自己的职务级别。建国后定级时，蔡畅同志定为三级，七妈定为五级，已经很低了，但仍被七伯最后降为六极。四届人大召开前，毛主席亲自提名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七伯见到传阅件，把七妈的名字划掉了，对此，七妈完全赞同。

    圣洁的爱情　世人的楷模

    七伯、七妈既是做人的楷模，也是恋爱和婚姻的典范。

    抗战期间，他们在“红岩”南方局青年夫妇的婚礼上，多次应大家要求，介绍他俩恩爱夫妻多年的宝贵经验，作为赠送新婚夫妇的礼物。谈话内容最终归纳成为“八互”：“互爱、互 敬、 互 勉、 互 慰、 互 让、 互 谅、 互 助、 互学”。这“八互”，是事关恋爱、婚姻大事的珍贵教材。

    在这方面，七妈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长征过草地时，七伯患了重病，随休养连行动、身在远处的七妈，急忙赶来照顾，途中陷入沼泽，半个身子埋在泥里，幸好被后面来人救出。她精心照顾昏迷中的伯伯，把他身着背心里的虱子一个个拣出来，一共挤死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双手指甲都被染红了。伯伯醒来才发现七妈在身旁，一下子安心多了，病也慢慢好了。

    建国后她老人家不仅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上悉心照顾七伯，确保他集中全力操劳国家大事，而且把所有的家庭和生活保障事务全都管了起来。他俩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七妈对七伯的所有侄儿、侄女，无一例外地给予亲切周到的关怀和照料。20 世纪 50 年代末，七妈两次亲自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让我协助接待从青岛来京探望的侄儿、我的堂弟周保章。她亲自为侄儿尔辉操办婚礼，还破例喝了喜酒，又把患有胃病的侄媳孙桂云从淮安接来北京，长时间住在国务院招待所治病，所有费用都从七妈工资中支出。对其他有困难的周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同样用她和七伯的工资予以补贴。侄女周秉建同乌兰牧旗的歌唱演员拉苏荣谈恋爱，她嘱咐熟悉文艺界的在军，了解拉苏荣的情况向她汇报。后来在军告诉七妈，拉苏荣很优秀，七妈高兴地点了头，说：“好！”总而言之，周家的事，七妈全都包了，一分一毫也不让七伯操心。

    七妈与七伯情深意笃，爱意深沉。回想1946 年在上海他俩到我临时住处东照里看我，从汽车里下来，走过一条长长的弄堂，两人手牵着手，一个英俊潇洒，一个清秀端庄，引起过往人们注目。我心里暗暗骄傲，七伯、七妈就像是一对神仙伴侣。

    在西花厅，有次七妈当着七伯对我俩说：“你伯伯每天要工作到凌晨。我身体不好，只能按正常时间作息。常常我起床时，你伯伯刚要休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互相间也是一种安慰。”七伯回应说：“是啊！你七妈体弱多病，为了照顾我的习惯，常常影响她休息。”他俩说话时充满了爱意，洋溢着幸福的感受。何谦秘书还告诉我，在重庆曾家岩，七伯和七妈住几平米的阁楼里，七伯外出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还是这样，七伯从正门进卧室要经过七妈住的房间，他晚间办完公事回房，都从后门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深沉的大爱

    1959 年我和在军调来北京之后，始终得到七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应。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来西郊总后大院看望我俩。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总共三层，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能让她老人家坐的像样的椅子也没有。七妈哪在乎这个，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大女儿萌萌逗弄，一边关切地同帮助我们家的保姆交谈，询问她老家在哪里，生活情况怎么样，同我们相处得可好。这位保姆当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家在京郊。时光匆匆，前些年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她已经当了祖母了。她说七妈的亲切谈话，给她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为大型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题词。图为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将军、原中央电视台总导演邓在军（左二、左三）、时任国防大学研究员、现任《世界英才》杂志社社长董文林 ( 右一 ) 拜会迟浩田。

    七妈对我的工作和身体情况一直很关心。1982 年我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家仍住在总后，每天往返于万寿路和北海公园旁的旃坛寺。七妈仔细问我：交通工具是怎样解决的，中午吃饭怎么办，有没有休息的地方。我回答说：上下班有公车接送；中午从家中带饭，单位有锅炉可以加热；中午有时到什刹海散散步（北海公园一度不开放），也算是锻炼身体。听我一一回答清楚，她老人家才放心。

    1987 年，我在 301 医院做了前列腺切除手术。七妈得知后，关切地向在军询问手术的情况，并把她自己常用的一个白色小闹钟让她带给我，关切地嘱咐说：“尔均生病，吃药应该很准时，这个闹钟很好使，你带给他。”这个闹钟至今仍能发出滴嗒声，每听到它，七妈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七妈对在军尤其关心。从初次见面时起，她不止一次地对在军说：“你姓邓，我也姓邓；你是独女，我也是独女。”想必见到在军，七妈就会想起自己缺少父爱又没有兄弟姐妹的苦难童年，想起杨振德奶奶、她自己和在军都是独女。在军初进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时，报告给七妈。那时电视处在初创时期，只北京有电视，电视机很少，我们总后勤部总共只有两台，电视并不为人重视。七妈和七伯却一开始就做了切中要害、让在军一辈子牢记的重要指示：“电视工作很重要，今后会有很多人看电视。你们的责任很大啊。”她不时嘱咐在军把编导的录相带送她看。

    对在军首创并多次执导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七妈尤其重视，给予亲切鼓励和支持。1988 年央视“春晚”，在军任总导演。在龙年除夕钟声敲响之际，晚会播出了七妈热情洋溢的新年祝词，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

    七妈十分关心在军的入党问题。在军由于年幼不懂事，参军时受人误导，错填了家庭成份（工人家庭错报地主出身），由此她的入党申请被压下多年，直到 1984 年组织上正式调查改正，终于光荣地被批准入党。七妈高兴地向她祝贺，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五本珍贵书刊亲手送给在军，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本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她还亲切地鼓励说：“在军是个自强的孩子”。

    对在军的身体状况，七妈很关怀。在军长期患关节结节红斑病症，遵照医嘱注射激素，有一段时间体重增加了不少，人也有些变形。七妈叮嘱她：“可不能再胖了。要切记：生命在于运动！”她还亲切的关注我们几个孩子的成长。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一天，七妈通知我俩去西花厅见她。我特地带了两台照相机，其中一台是一次性成像的“拍立得”，我们想和七妈多留下几张合影。七妈很高兴，连说“好！好！”又说：“就在你伯伯和我这张合影下面照。”那天七妈的兴致很高，同我俩谈了有一个多小时，秘书几次过来打招呼，说时间长了，让七妈早点休息。她老人家却说：“我喜欢同在军、尔均多说些话，你不要赶他们走！”早已年过八旬的老人，又同我们谈了好一阵。

    1992 年 3 月，中央电视台召开《邓在军电视研讨会》，在军报告七妈，七妈很高兴，特地派高振普秘书代表她到会祝贺。振普转达了七妈的关怀：“告诉在军，我现在写字手抖，就不题什么字了。祝贺她取得的成功。”

    想不到仅仅三个月后，七妈就病重转危。接到赵炜大姐的紧急通知，我俩从外地赶回北京探望，她老人家已经卧床昏迷，不能讲话了。1992 年 7 月 11 日 6 时 55 分，七妈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七妈逝世后，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在中央领导同志带领下，我们亲属代表和赵炜、振普以，把她的骨灰和花瓣撒进天津海河。那天，天津市万人空巷，迎接这位伟大女性重回她早年读书、工作、战斗过的城市。

    周尔均　周恩来的侄儿，国防大学原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获得者。1949年 6月入伍，1953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解放大西南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历任二野军政大学学员，二野后勤政治部干事，西南军区后勤政治部干事、秘书，总后勤部卫生部秘书，总后勤部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后勤杂志社副社长，总后司令部处长，总参谋部办公厅保密档案处处长，国防大学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1988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职。曾任将军文化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