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称我是首长“宠爱”的兵，虽知这是战友们羡慕的玩笑话，但仔细一想，我也觉得是有一点道理，受宠爱并不是坏事，至少说明我有被宠爱的资本或是价值，一无是处就被宠爱才是没道理的，那是溺爱。

    我还是从我的革命履历和出身讲起吧。

    （一）排副给我授艺

    我的本名叫方学春，1905年生于辽宁省宽甸天桥沟村，1937年6月参加革命，1938年分配到八路129师386旅新一团任司号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一团2连指导员。

    1925年初冬，20岁的我被迫从军参加了奉军汤玉麟部，因曾在保甲大队学过吹军号，于是就被分到3营9连当了一年的司号兵。好在与武艺超群的一排副张大胡子有缘，双方就结为师徒。平日除了跟随大胡子练枪习武，再就是到空旷的场地练习吹军号。一来二去， 我不仅能把军号吹的“调正腔圆”，还能将那复杂的三十几种号谱记的滚瓜烂熟；抽空，还能用军号吹奏几曲简单的民间小调用来消遣苦闷的军中生活，调节一下郁闷的军阀气氛。后来实在看不下去这支旧队伍欺辱老百姓的德行，又长期遭受长官的无理欺压，师父也支持爱徒另辟蹊径，自谋出路，就这样师徒二人只好含泪辞别。

    后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八路军的队伍，从此有了自己的根。

    （二）团首长给我封官

    刚到冀南时，我被分配到东进纵队二支队，后被改编成386旅新一团，任新一团的司号长。

    有一天，我正在指导几位年轻号手练习，突然接到通知说“团长有请”时，心想：啥事这么急？我们没犯错呀。来到团部，丁思林团长微笑着招呼我入座，团首长的客气让我有点不适应。丁团长马上就直截了当地说：“经团部研究，准备调你到二连任政治指导员，并兼任连党支部书记。你要迅速交接好司号长的工作，并加紧培训好新的军号手接替你，不能让你这门吹号的绝技带走了哈。”

    “报告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觉得张振铎这位年轻号手就很有潜力，吹号进步非常快，可以重用。”我激动得语无伦次，知道新的考验正在等待着自己。

    后来，时任团组织干事李乐山私下告诉我，团部讨论提拔重用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最后是丁团长力排众议采纳了二营营长唐荣钱和李乐山的举荐意见，认为在基层指战员紧缺的当下，像我这样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但有着丰富的军旅经历，军人素质较高，打起仗来勇往直前、决不贪生怕死；作为入党介绍人的唐荣钱和李乐山又多次反映了我加入革命队伍后的成长和进步，在号长任上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这样的干部不重用就是浪费人才。

    从此，我从心底感谢团首长识才的慧眼和用人的胸怀。

    （三）旅长给我改名

    我很快就到2连上任了。1938年11月间，386旅官兵集中到河北涉县河南店会合，进行为期二月的整训，全旅连以上干部要分期、分批到旅部进行政治、军事、文化轮训。我也不例外，在第一批轮训名单中就有我，就这样很快被指派到旅部报到学习，还有幸在轮训队里担任了2班班长。

    报到的第二天，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政治部主任苏精诚、作战股长周希汉等人来看望轮训班的学员，并跟大家见面认识。在近两个月的学习时间里，陈赓旅长多次来这里给我们训话、聊天或谈心。我和学员们一样，学习热情非常高涨，也多次受到旅部首长陈赓、王新亭和周希汉的表扬。

    学习之余，政治教员还给我们教唱一些革命歌曲，如：《上前线歌》、《八路军好比一条鱼》和《背着背包》等歌曲最受欢迎。时不时地还要举行歌咏比赛，看哪一个班唱得最嘹亮，比哪一个队唱得有气势。

    在这期轮训队里，数我的个头最高，嗓门最大，中气最足，加之天性乐观、活泼，经常被教员指定为领唱；我尤为喜欢《八路军好比一条鱼》和《背着背包》这两首歌曲，一有空就哼哼一两句。

    12月底，就在我们轮训快结束时的一个晚饭前，我照例和学员们一起，正扯着嗓门练唱新学来的歌：

    背着背包，背着干粮，
    背着子弹火枪。
    我们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我们纵横地围绕着太行山上。
    那怕敌人的子弹嗖嗖地叫，
    那怕敌人的大炮隆隆地响。
    我们要打垮了日本兵，消灭了反动派，
    我们要把胜利地歌儿高唱，
    我们不让日本鬼子再来猖狂。
    ……

    学员们就这么随意地闹着、唱着，谁也没注意到远远的大树下站着几位尽情的观众和听众，待我刚唱完一段，从那不远处就传来热烈的鼓掌声来。原来是陈赓、王新亭、周希汉等旅部首长又来到集训队视察啦。

    当我们发现首长来了，立即停下各种活动，持立正姿势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我也迅速地整理一下军容军纪，面向首长敬礼，“报告首长，轮训队二班全体学员不知首长到来，所以…”

    “所以什么呀，老号长？”陈赓一脸络腮胡子一颠一跛地走到我的身边，拍着我的肩头笑问。

    此间，王新亭政委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也打趣地逗我：“怎么样，回答不上来了吧？”

    其实我是想说：“所以我们不知深浅”，但这句话毕竟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用的有点不太准确，就一时语塞，红涨着脸，直挺挺地站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周希汉凑上来为我解围道：“旅长不仅知道你在东北军里当了12年的号兵、号长和营副，还知道你是东北人，名字叫方学春，打日本鬼子的劲头十足，《新华日报》上还有一条表扬你打鬼子的报道吧，说你很关心和爱护老百姓，我说的对不对呀？”

    “报告首长，您过奖了，俺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勇猛杀敌，对得起革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入党才几个月，接受的教育都是围绕着“革命”“人民”和“党”这样的名词开始的，轮训期间，也更加增进了对革命性质和意义的认识，回答首长关怀的应答之词就这样脱口而出了，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回答最带劲儿。

    众人皆满意地大笑起来。

    周希汉接过我的话茬，说：“你一个人努力杀敌还不够，你是带兵的人，要带领战士们共同杀敌、共同立功，这才行哟！”

    “是！”我挺直腰杆举手敬礼。

    旅长陈赓向大家摆了摆手，说道：“大家都随便一点，坐下吧。你们就要回各自的部队去了，我们是特意看望同志们的。”

    于是大家席地而坐。我正好坐在陈旅长的身旁，陈赓拍着我的肩头问道：“听说是你说的‘不赶走小日本，你就不吃牛肉 ’，有没有这一回事呀？”

    “有。”没想到旅长这么一问，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腼腆作答。

    “我看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你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二是说明你对老百姓有同情心，这都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诗经》中有一句话，叫作“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我看你以后不要再叫方学春，改名叫方维民，好不好啊？维民、维民、维护人民嘛！”

    学员们听罢齐声鼓起掌来。我激动地站起身来，大声地说：“谢谢旅长为我起的好名字！今后，同志们就管俺叫方维民好了。”

    打那以后，我方学春就正式更名为方维民，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再也没有改过名字。

    （四）旅首长听我唠嗑

    “方维民同志…”陈赓用我的新名字点名问话：“你们的丁思林团长介绍过你，说你曾经当过东北军的老号长，能给我讲讲号兵在军队中的作用吗？”

    一提老本行，我就来了精神头，并流畅地打开了话匣子：“俺在东北军近12年，大部分时间‘玩’军号，对军号再熟悉不过了。军号主要是为军人们传递讯息和指令。在军队的日常生活中，军人们的一切集体活动基本上都是由军号来发出的；在野外，部队的行动基本上也由军号来沟通；尤其在战场上，军号是军人的主心骨，当冲锋号吹响之时，军人们就要奋勇向前……”

    “哈哈…说的不错。你还能对军号做一些其它解释吗？”陈赓接着问。

    “军号就像大海火轮船（军舰）上的旗语，是军人们对话的一种方式。不过，旗语没有声响，而军号直接用声音向军人们下达长官的意图。固定的号谱有100多种，这是一个部队的机密，只有合格的司号员才能完全掌握，号谱也像口令一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添加或者改动。”我一口气回答完毕。

    “你知道军号的声音能传出多远吗？”

    “夜间，小号能传出7至8里，大号能传出9至10里；白天，一般在3至4里之间。”

    “哈哈…你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号长啊！”

    忽然，我的眉头禁不住皱了趋，满腹疑惑地问陈赓：“旅长，你不会是还要让俺再当号长吧？”

    “你现在已经是连队的主官了，我可不能擅自改动你的职务，还是你们的团长丁思林说了算呦！”

    “旅长，你刚才说俺在东北军干过，俺还听说你在蒋介石手下干过，并且还救过蒋介石的命呢……有这事儿吗？”我也壮着胆子没大没小地问起了首长。

    “这事儿一点儿不假，我今天告诉大家，有这事儿！蒋介石是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的校长，我是黄埔一期的学生……”

    众人瞪大了眼睛，抻长了脖颈，全神贯注地听着。

    “北伐期间，我确实救过他的一条性命。希冀他能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没想到蒋校长这人呐，杀了不该杀的人，用了不该用的官，打了不该打的仗，管了不该管的事儿……唯校长马首是瞻的人，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跟他呀，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条路上走的人，我呀，早就跟他分道扬镳喽……哈哈”。

    说完，陈赓爽朗地大笑起来，众人也热烈地鼓掌。

    不久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轮训，我也知道被“宠爱”的待遇随着轮训的结束也该结束了，因为新的战斗岗位在等待着我们，新的战斗任务也将考验着我们……。

    新一团在团长丁思林的带领下，奔赴抗日前线了。我们都明白，我们亮剑的时刻又到了，我们唯有以勇猛杀敌的战功，才足以回报首长的信任、关怀和“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