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追溯到1934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长征过黄平，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旧州东城门外的橘林为党中央红军领导人的更换进行的组织酝酿即“黄平橘林谈话”。

    2024年，这是中央红军长征90周年，为了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过黄平90周年，特别是“黄平橘林谈话”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今天探讨一下当时黄平橘林谈话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背景

    中央红军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859人，开始从江西瑞金的田心和梅坑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当时称作“野战军西征”。

    中央红军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西征中的行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其直属单位，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四个梯队，共五千人。第一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简称为“总部”，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总司令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随一纵行动。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作“中央队”，军委总部各个局、直属部队和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下辖有四个梯队，约五千人。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队、工会、青年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下辖有四个梯队，约一万多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按照部署，这次大撤退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为后卫，护卫着居于中间的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进行。整个转移犹如抬着轿子大搬家。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第1纵队（红军总部和干部团）4693人、第2纵队（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工会、共青团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等）9853人离开瑞金，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红军主力（第1军团19880人、第3军团17805人、第5军团12168人、第8军团10922人、第9军团11538人）也先后由驻扎地区向雩都河（贡水）以北的集结地开进。总共86859人的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由此拉开帷幕。

    二、经过

    1934年12月26日，红1军团主力占领施秉。红2师4团团长耿飚、团政委杨成武奉命率部担任红2师前卫，由施秉挺进黄平，与红3军团一起形成对黄平县城的合围之势。12月28日，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攻克黄平县城。黄平战斗结束后，为红军输送了兵源，补充了给养，为红军强渡乌江提供了物资保障。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说：“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同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宗旨，获得少数民族的支持。他们给红军当向导，筹运粮食，运送伤员。许多青年还踊跃参军。”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胜利攻克黄平县城后，将“城市所存布匹购置一空”，“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红1军团第2师和红3军团先头部队攻打旧州。

    朱德关于红军占领余庆、黄平后的行动部署
    (1934年12月28日)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刘、陈：
    A.今日我二师占黄平旧州，该地无白军。三军团攻占新州，敌约两团退向重安江方向之五里墩，与我抗战中。
    B.我野战军明二十九日行动如下：
    1.一军团之第二师应以主力（缺一团）由旧州进至梭洞，并侦察经猴场的道路，其另一团留旧州警戒。
    2.三军团应以一个先头师由新州经野洞、上塘向瓮安方向侦察前进相机占领之，并向炉山、平越方向警戒。军团后方部队可随该师后前进。三军团（缺一个师）留新州、消灭或驱逐五里墩之敌，向重安、炉山严密警戒，并准备从三十日向瓮安前进。
    3.五军团今日如已进至古陇（谷陇），明日应进至黄平新州，并准备三十日续向旧州前进。
    4.军委纵队分两路前进至金坑、罗朗之线，野战司令部随一梯队、干部团进至罗朗、带翁甫地域，二、三梯队及政卫团侧进至金坑地域。
    C.我野战军突破黔敌第二道防线后的第二阶段计划，另电告知。
    朱  德
    二十八号二十时半

    1934年12月30日，中央纵队依计划进至黎平西北的黄平旧州。这天是个好天气，雨后初晴，地面渐干，天空清清澈澈的，太阳显得十分明亮。也许，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这如黄金般稀罕。中午时分，中央纵队驻足休歇，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疾病和受伤，被战士用担架抬随纵队来到旧州东门外。这片橘林不下一亩，是南方常见的橘树，有一人多高了，以这种橘树的生长速度来说，橘林的主人经营了不下十多年。流传在南方的“摇篮里栽橘”之说，大抵是特指这种橘树的。这种橘树农历三月开花，四月挂果，八月开始成熟，至十一月底仍可停挂在树上。现在，王稼祥和洛甫头顶的树枝上就挂满这种橘子，果实算不得粗壮，比小儿拳头略大一些，但饱满而赋色彩，黄橙橙的亮眼，给人一种垂涎的诱惑。他们在这片挂满了橙色果实的橘林停下休息时，二人在担架上头靠头忧心忡忡地谈论红军当前的处境。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回答说：唉！也没有一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随后，王稼祥将他们的谈话用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把李德等轰下去，让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耿飚在1994年12 月18 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回忆录：《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记录了当时橘林谈话情景：“今天，我要说一件关于张闻天同志与遵义会议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红军过乌江之前。当时我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团长，首攻乌江的就是我指挥的那个团，在部队还没有到达乌江江边进军到贵州黄平这个地方的时候，…大约是1934年12月下旬，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桔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桔子的一个桔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红军长征年谱长篇》（上）记录：12月下旬 张闻天在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某日，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橘林内，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什么原因促成“黄平橘林谈话”。“黄平橘林谈话”是5万多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结果。

    据《中华民国史·大事记》记载：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红五、红八、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尚未渡过湘江，敌人从四面压来，红军阻击线或被突破，退路或被阻断，形势岌岌可危。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急电红一、红三军团，继续阻击由兴安北上、全州南下之敌，并钳制周浑元追击军。3时半，中共中央、中军革委、总政治部联名电令红一、红三军团，不顾一切牺牲，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凌晨，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中午，中央纵队及后卫相继渡过湘江。下午5时，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第三十八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外，红军主力全部渡过湘江。自上月25日以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六个军16个师合围的第四道封锁线，脚山铺阻击战五天五夜，敌众我寡，且受敌机轮番轰炸，红军官兵血染湘江，由出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包括湘江战役前，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红军因打仗、掉队、逃亡造成的减员2.2万人在内)，湘江战役牺牲的人员情况：担负后卫阻击的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1800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6000人皆损失殆尽，红一军团在脚山铺（又称觉山铺）阻击战中损失3000余人，红三军团在光华铺阻击战中损失1000余人，红五军团在新圩阻击战中另损失1000余人；渡江后，红八军团由近万人锐减至1200余人，红九军团由上万人减至3000余人，红三军团少共国际师（第十五师）由7000人减至2700余人。

    为了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接受担任中央红军殿后任务，同第三路周浑元部血战多日，被阻隔无法渡江。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先后牺牲。师长陈树湘在道县突围中，电台被炸毁，三十四师与中央失去联系，在掩护战友突围时他腹部中枪，昏迷中被俘，在被国民党反动军队用担架抬着押往保安司令部时，从伤口拉出了肠子，“断肠明志”，为中国革命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只有29岁。12月3日下午，三十四师政委陈翠林在全州县文塘的新树村遭桂军两个师堵截，双方在黄陡坡激战，当时他正在用电台边与中革军委发报联络，突遭敌炮弹轰击，英勇牺牲，时年27岁。三十四师参谋长王光道率余部在敌重围下，大部光荣牺牲。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一军团第二师5团政委易荡平、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一军团第二师管理科长黄文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〇团政委侯中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一团政委彭竹峰、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一团团长苏达清、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二团政委蔡中、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卫生部政委刘元等14人团以上干部壮烈牺牲。

    湘江岸边被染成了红色，村民们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搬运完了红军战士的尸体，江中漂着太多的尸体，村民们看着顺流而下的尸体，无可奈何，尸体太多竟然堵在了下游，村民们看着此情此景，流下了眼泪。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1934年12月下旬，红军进行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随军委第一纵队于11月30日渡过湘江。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标志着“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惨痛的损失，唤醒了指战员们的觉悟，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

    刘伯承深刻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指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以后，我军人员折损过半，“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就为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为红军军事战略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年谱》记载：1934年11月，“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

    《周恩来年谱》记载：“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刘伯承深刻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指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以后，我军人员折损过半，“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据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吴吉清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载：1934年11月下旬，红军突破蒋介石反动派在湘、桂边境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然而，红军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八万多人渡江之后，只剩三万多人了！红军遭受了这样惨重的损失，深刻地教育了党的广大干部。他们眼看着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之下，已逐渐觉悟到，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结果。因而部队中长期以来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到此发展到了顶点，积极要求改变党的最高领导。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采纳。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再次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博古、李德等人在此严峻形势下仍要按原计划北出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这势必再次进入蒋介石预设的口袋、与五、六倍于红军的十几万国民党军决战，处境将极其危险。在此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从国民党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仍是力主改变计划，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博古、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 关于通遣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情况，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最终得到了党和红军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最后议决，部队立即转向贵州，避免了与国民党重兵决战，扭转了形势，挽救了红军，争取了主动。

    蒋介石发出《重申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电》[[[] 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查赣匪西窜，前已拟定湘、桂、黔各军会剿计划大纲，业经十一月筱成行战一电知在案。兹为严防赣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见，各军守备区域，按照筱电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守之。（1）黔军除巩固原防外，于玉屏、锦屏、黎平、永从[[[] 永从，该县已撤销，今属贵州省黎平县永从镇。]]、洪洲线工〔上〕，赶筑坚固工事，先择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2）桂军除巩固原防外，须以一部迅由长安[[[] 长安。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古宜进至榕江，协助黔军堵剿。（3）湘军除巩固原防外，以追剿部队之一部，追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4）各军对于各该区兵力之部署及工事之程度，并犹[[[]犹，指犹国才。]]总指挥所部现抵何处？迅速详细电复。除分电外，希分别查照办理具报。中正。文戌参京印。” 

    国民党“追剿军”第2路司令薛岳给蒋介石、何键发出关于《联合黔军夹击红军于贵阳、镇远地区电》[[[]引自国民党《第六路军赣南——湘南——黔西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各役战斗详报》，以文午洪参电发出。]]：“甲、据报，匪之右侧卫灰日窜通道城。其主力经新厂、马路口、似向黎平、锦屏方向逃窜，恐匪西窜镇远而犯贵阳。乙、我恢先[[[]恢先，即刘建绪。]]兄陈[[[]陈，指陈光中。]]师到靖县，章[[[]章，指章亮基。]]师到绥宁。乾初[[[]乾初，即周浑元。]]兄部正由武冈向洪江推进中。丙、本部主力暂控置〔制〕于黔阳、洪江线上，一部在芷江[[[]芷江，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一部在托口[[[]托口，位于湖南省黔阳县西南部。]]，一部在会同，一部在黔河防堵。丁、如恢先兄部能分由靖县、通道衔尾追剿，本路军似（适）宜经晃县[[[]晃县，旧县名，在湖南省西部。1956年撤销，与芷江县部分地区合并设置新晃侗族自治县。]]、玉屏[[[]玉屏县，在贵州省东部，1983年设置玉屏侗族自治县。]]，直出镇远兜截；即不能歼灭匪于镇远城附近，亦可与黔军夹击于贵阳、镇远间地区。当否，尚请钧裁示遵。”

    如何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如何才能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作了大量的工作。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必须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崛起，已有许多人为他而劳作，其中的一个就是王稼祥。

    同样王稼祥为什么选择和张闻天在黄平旧州东城门外的橘林进行“黄平橘林谈话”？“黄平橘林谈话”是红军长征时期特殊环境决定的，黄平历来是福地，黄平又叫“兴隆”。[[[]当地苗族、亻革 家称黄平为“兴隆”]]

    张闻天在长征之前，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把手”，王稼祥与张闻天有过长期的个人交往。红军转移以来，他对博古、李德有诸多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而且王稼祥也了解张闻天的秉性，他有着很强的正义感，有话也敢说，他也愿意别人对他说真话，不是那种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他下定决心，向张闻天单刀直入，把自己的想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他。

    在通道城，张闻天去毛泽东住处，同毛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关于当前军事问题的谈话，向毛通报了红军在通过4道封锁线后的严重损失情况，还告以国民党军已发现中央红军要北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正调集大军向中央红军包围的紧急形势，并向毛请教对策。毛泽东指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而应改变方向，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三、意义

    “黄平橘林谈话”是落实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精神，从组织、思想上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6页 ]]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同上书，第114页。]]

    参考文献：《长征记》《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陆定一编著《长征大事记》《红军长征年谱长篇》（上）《红军长征纪实》《黄平革命风云录》《红军长征史》

    作者系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附：1994年12 月18 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耿飚同志的回忆录《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