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90周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如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遵义的的重大成就作了如下表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长征在贵州召开的这些会议的决议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而做出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成熟。为了深入研究中央红军长征过黄平，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黄平旧州橘林谈话的情况，研究黄平橘林谈话在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黄平橘林谈话   红军长征  重大贡献  研究

    一、黄平橘林谈话的政治背景

    中央红军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859人，开始从江西瑞金的田心和梅坑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当时称作“野战军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西征中的行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其直属单位，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四个梯队，共五千人。第一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简称为“总部”，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总司令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随一纵行动。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作“中央队”，军委总部各个局、直属部队和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下辖有四个梯队，约五千人。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队、工会、青年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下辖有四个梯队，约一万多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按照部署，这次大撤退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为后卫，护卫着居于中间的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进行。整个转移犹如抬着轿子大搬家。

    在转移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将政治局成员作为中央代表分散到各军团，陈云到五军团，凯丰到九军团，刘少奇到八军团，邓发到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本来也要将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分散到各军团去的，因为张闻天、毛泽东对此有意见，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三人安排在一起，最高“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才让他们三人留在一纵队，毛泽东经常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欣然同意。

    战略转移开始后，军委的两个纵队在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跟后。一军团为左翼，九军团随后跟进，三军团为右翼，八军团随后跟进。五军团为后卫。几个主力军团主要担负保卫军委两个纵队的作用。正如彭德怀形容的那样：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后勤部队又非常庞大，带了很多行李、辎重，其中包括修械所、印刷厂、医疗设备器械以及不能用的大痠等，8.6万多人浩浩荡荡的大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大搬家。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处处被动挨打、疲惫不堪。这根本谈不上什么运动战，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西征途中，王稼祥坐担架，毛泽东也因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也坐担架。毛泽东又邀请张闻天同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这就形成了中央队中区别于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三人团”。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说的“物质基础”，是有道理的。王稼祥、张闻天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作战方针早有意见，广昌失守后，意见激烈，现在对西征中的错误指导更是忧心忡忡。毛泽东则向他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很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中央队“三人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由这种思想基础转化为物质基础的。

    据《中华民国史·大事记》记载：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红五、红八、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尚未渡过湘江，敌人从四面压来，红军阻击线或被突破，退路或被阻断，形势岌岌可危。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急电红一、红三军团，继续阻击由兴安北上、全州南下之敌，并钳制周浑元追击军。3时半，中共中央、中军革委、总政治部联名电令红一、红三军团，不顾一切牺牲，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凌晨，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中午，中央纵队及后卫相继渡过湘江。下午5时，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第三十八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外，红军主力全部渡过湘江。自上月25日以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六个军16个师合围的第四道封锁线，脚山铺阻击战五天五夜，敌众我寡，且受敌机轮番轰炸，红军官兵血染湘江，由出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包括湘江战役前，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红军因打仗、掉队、逃亡造成的减员2.2万人在内)，湘江战役牺牲的人员情况：担负后卫阻击的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1800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6000人皆损失殆尽，红一军团在脚山铺（又称觉山铺）阻击战中损失3000余人，红三军团在光华铺阻击战中损失1000余人，红五军团在新圩阻击战中另损失1000余人；渡江后，红八军团由近万人锐减至1200余人，红九军团由上万人减至3000余人，红三军团少共国际师（第十五师）由7000人减至2700余人。

    为了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接受担任中央红军殿后任务，同第三路周浑元部血战多日，被阻隔无法渡江。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先后牺牲。师长陈树湘在道县突围中，电台被炸毁，三十四师与中央失去联系，在掩护战友突围时他腹部中枪，昏迷中被俘，在被国民党反动军队用担架抬着押往保安司令部时，从伤口拉出了肠子，“断肠明志”，为中国革命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只有29岁。12月3日下午，三十四师政委陈翠林在全州县文塘的新树村遭桂军两个师堵截，双方在黄陡坡激战，当时他正在用电台边与中革军委发报联络，突遭敌炮弹轰击，英勇牺牲，时年27岁。三十四师参谋长王光道率余部在敌重围下，大部光荣牺牲。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一军团第二师5团政委易荡平、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一军团第二师管理科长黄文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〇团政委侯中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一团政委彭竹峰、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一团团长苏达清、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二团政委蔡中、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卫生部政委刘元等14人团以上干部壮烈牺牲。

    湘江岸边被染成了红色，村民们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搬运完了红军战士的尸体，江中漂着太多的尸体，村民们看着顺流而下的尸体，无可奈何，尸体太多竟然堵在了下游，村民们看着此情此景，流下了眼泪。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刘伯承深刻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指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以后，我军人员折损过半，“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34年12月下旬，红军进行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随军委第一纵队于11月30日渡过湘江。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标志着“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惨痛的损失，唤醒了指战员们的觉悟，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这就为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为红军军事战略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黄平橘林谈话情况

    黄平橘林谈话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特定环境下进行的一次特别的高层人事酝酿谈话。

    （一）黄平橘林谈话过程

    1934年12月30日，中央纵队依计划进至黎平西北的黄平旧州。这天是个好天气，雨后初晴，地面渐干，天空清清澈澈的，太阳显得十分明亮。也许，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这如黄金般稀罕。中午时分，中央纵队驻足休歇，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疾病和受伤，被战士用担架抬随纵队来到旧州东门外。这片橘林不下一亩，是南方常见的橘树，有一人多高了，以这种橘树的生长速度来说，橘林的主人经营了不下十多年。流传在南方的“摇篮里栽橘”之说，大抵是特指这种橘树的。这种橘树农历三月开花，四月挂果，八月开始成熟，至十一月底仍可停挂在树上。现在，王稼祥和洛甫头顶的树枝上就挂满这种橘子，果实算不得粗壮，比小儿拳头略大一些，但饱满而赋色彩，黄橙橙的亮眼，给人一种垂涎的诱惑。他们在这片挂满了橙色果实的橘林停下休息时，二人在担架上头靠头忧心忡忡地谈论红军当前的处境。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回答说：唉！也没有一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随后，王稼祥将他们的谈话用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把李德等轰下去，让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二）黄平橘林谈话的原因分析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踏上西征途程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最高三人团”成员忙于指挥战事，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边。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谈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自己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向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或许没有三人的朝夕相处，就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黄平橘林谈话以及遵义会议。

    面对博古、李德“左”的倾冒险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招致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在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中央领导集团中意见分歧非常激烈。王稼祥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使红军转危为安。他从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和失败的亲身经历中作了认真思考，认为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所以能够取得那样大的胜利，是实行毛泽东所主张的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博古、李德完全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行他们那一套错误主张，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才被迫撤离苏区进行西征。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的“家产”全都搬走。所有野战军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因为同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失去了原定到达湘西的先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的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比画着自己的脑袋。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贻误了战机。“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沉着冷静，支撑着困难局面。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周恩来年谱》记载：“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之下又变为“全线抵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在湘、桂、黔交界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他们指出，李德、博古所认为的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

    在红军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而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张闻天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之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告诉他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同二、六军团会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中央领导人在通道举行了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当时不利于红军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将三万多红军朝虎口里送的方针。会上，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后提出的。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随即在12日19时30分发布了红军在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否定了多数人的意见，重又命令各军团按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日程上来。12月18日上午，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同志。伍修权因打摆子由王智涛担任翻译。会上，李德第一个发言，重申了原定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灭的危机，如果按李德同志原定的计划，继续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然钻进敌人早已部署好了的口袋。我们三万疲惫之师要对付敌二十多万大军，无疑是自取灭亡。贵州王家烈的部队是有名的‘双枪军’，战斗力较为薄弱，而且黔境内，几个小军阀矛盾很深，争斗激烈，我们可乘虚而入。这样，既可摆脱敌重兵追击，又可占据一块小地盘，让部队稍事休整。”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李德顽固不化，一味坚持错误主张，而且态度武断生硬。温和儒雅的周恩来被李德的“太上皇”作风激怒，当场拍了桌子。自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以来，很少见他发脾气，他总是平心静气讨论商量，争执不下，主动退让的总是他。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愤怒斥责李德“不见棺材不落泪”。可见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已经忍无可忍了。李德和博古被周恩来的发言所震慑，尴尬地沉默不语，看着众口一词的与会同志不肯表态。周恩来再次征求意见，他们仍是沉默。周恩来便断然宣布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黎平会议是我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改变红军的战略方针的会议。以前，李德有共产国际在背后“撑腰”，但是在193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与共产国际联络站被破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李德的“底气”不足了，只得部分接纳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意见。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政治局多数人的赞同，并完全依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政治局作出的正确的决定。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正逐渐为多数领导人认识和接受，“左”倾路线正逐步被广大指战员厌恶和摒弃，李德、博古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最高权力的基石已经动摇，组织变革势不可当。没有黎平会议，很难有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就是这个转折点的奠基石。黎平会议上，周恩来功不可没，他挺身而出果断地作出了支持毛泽东同志建议的结论，是会议成功的关键之举。后来他发表的回忆文章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路线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的态度有区别。”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这时，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的问题。

    据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吴吉清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载：1934年11月下旬，红军突破蒋介石反动派在湘、桂边境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然而，红军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八万多人渡江之后，只剩三万多人了！红军遭受了这样惨重的损失，深刻地教育了党的广大干部。他们眼看着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之下，已逐渐觉悟到，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结果。因而部队中长期以来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到此发展到了顶点，积极要求改变党的最高领导。

    黄平橘林谈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如何才能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作了大量的工作。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必须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崛起，已有许多人为他而劳作，其中的一个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见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感到非常恼怒，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深为忧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变换军事领导。

    于是，他跟毛泽东说，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听了，虽然内心里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有些担心，没有立即表态，沉默着。他在分析，虽然红军中对博古和李德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但跟随他们的人还占着多数，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处在中间状态，单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把他们“轰”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多数人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能行吗？我们人少。”“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毛泽东嘱咐道。王稼祥答应了，他深深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要打有把握之仗，尤其在政治斗争中，更不能瞎胡闹，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那么怎样去“活动活动”？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寻思着。这“活动活动”如果有所闪失，自己就可能被指责为奸臣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因为这种“活动活动”在历史上也曾带来过血流成河的悲剧。想到这里，他有些退缩了，但此时在他眼前出现了湘江那悲壮的一幕，又坚定了“活动活动”的决心。为了党的命运，为了红军的命运，他只能豁出去了。

    他开始一个个地过滤着中共每一位要人。

    王稼祥过滤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周恩来，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尽管他与博古、李德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但历史毕竟把他们拴在一起了，是好是坏也是责任同担共负，更何况他还是中共多年来的核心人物，虽然后来人们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级，但当时他却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现在要他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能接受这一建议吗？王稼祥想来想，觉得周恩来为人正直，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他也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有军事才能，打仗有办法。兴许他能支持这一建议，如果不支持，他也一定会保持中立态度，不会在他身上出现其他的不测。王稼祥又想到了朱德，他认为朱德肯定能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甚至会渴望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朱、毛共事多年，他们在一起带领红军创造过辉煌的业绩，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朱毛红军的美谈。以致老百姓以为朱毛是一个人。“朱德没问题。”王稼祥暗自断定着。 

    张闻天在长征之前，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把手”，王稼祥与张闻天有过长期的个人交往。红军转移以来，他对博古、李德有诸多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而且王稼祥也了解张闻天的秉性，他有着很强的正义感，有话也敢说，他也愿意别人对他说真话，不是那种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他下定决心，向张闻天单刀直入，把自己的想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他。
红军长征到黄平旧州东门外时，橘林谈话就水到渠成产生。

    三、黄平橘林谈话在红军长征史上的重大贡献

    （一）严守纪律、顾全大局

    通道会议，明确进军贵州。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建议已经被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随即在12日19时30分发布了红军在13日入黔的命令。黎平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两次会议已经作出决定，关键在落实。 

    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黄平的橘林谈话是在落实会议决议，严守党的纪律，顾全党的大局的情况下进行的。

    （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通道会议已经知道敌人布好重兵，等3万多红军去湘西自投罗网。但是博古、李德还要将三万多红军朝虎口里送。

    红军将士血洒湘江，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有目共睹。会议作出转兵贵州的决定。毛泽东在黎平会议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灭的危机，如果按李德同志原定的计划，继续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然钻进敌人早已部署好了的口袋。我们三万疲惫之师要对付敌二十多万大军，无疑是自取灭亡。”

    周恩来在黎平会议愤怒斥责李德“不见棺材不落泪”。可见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已经忍无可忍了。周恩来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家祥、洛浦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据长征时期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标回忆说：“会上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了起来，灯都熄了。”

    《毛泽东年谱》记载：1934年11月，“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长征路上，张闻天因与毛泽东同行同住，也经常与毛泽东一起交谈。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还是毛主席行。”毛泽东有时还深入各军团，与干部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李德对毛泽东的这种正确作法异常不满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他们逐渐分裂。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在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作斗争。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一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军委纵队行动。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1931年1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1933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1933年9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1934年第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王稼祥在长征路上一直在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作斗争并提出必须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的主张，他是第一个敢于提出把博古、李德“轰”下去的人。为黄平橘林谈话酝酿军事领导作了前期的思想准备，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为毛泽东复出指挥领导红军，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准备。

    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他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黎平会议，并说：“周恩来事先来问我的意见，我提议，改变方向转向西北，以便绕过省会贵阳，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寻找同蒋介石向前推进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机。”他还说，“这个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但又被他粗暴地驳回了，他没有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建议，其实，如果抛开周恩来提出的几个曲术行动，向遵义继续进军的方案，同我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是李德的记忆谬误，还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上我（编者注：王智涛）是为他做翻译才列席会议的，他当然是参加了。周恩来的回忆文章，不仅证实李德参加了，而且，要为详尽和准确地叙述了李德的战略主张和政治态度，与我（编者注：王智涛）的记忆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敢于斗争，同时还要善于斗争。

    （三）坚定理想信念，统一思想。

    长征途中，红军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红军在行军打仗中忍饥挨饿是常事。他们在饥寒交迫之中每天走夜、急行军、与敌人作战、横跨激流险滩、攀越崇山峻岭，天上敌机在轰炸、地上敌人四面攻击、身体极度疲劳，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面对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是什么力量让红军能够始终保持顽强的意志、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毫无畏惧，前仆后继？英勇的红军将士们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险，广大红军指战员靠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心中有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思想。长征路上，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前面的一批批战友倒下，后面的红军指战员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甚至来不及掩埋战友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凭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英勇奋战、一往无前。邓小平曾经说过，过去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只要心中依然存在信念，希望就不会破灭；只要心中依然存在信念，胜利就必将会到来。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是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屡克强敌、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在瑞金十采取保守疗法，残留的弹片和腐骨未能取出，伤口没有愈合，一直坐着担架。王稼祥在自述中说：我伤口大化脓，几乎死去。这样就完全脱离工作，一直到长征开始，才把我从医院用担架抬上长征之路的。作为曾经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因病脱离工作，但是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红军将士血染湘江的惨痛损失，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系念着。王稼祥同志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全神贯注关心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压倒了身躯的病痛。分别找当时党中央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张闻天作思想工作。和王稼祥一样，很多党和红军领导人都在心系着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张闻天在黄平旧州橘林谈话，目的是统一思想。

    （四）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长征的胜利，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的定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终于渡过湘江，进入了广西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内)，准备在此进行短暂的休整，然后沿红六军团西进的老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计划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遂改变军事部署，调动重兵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妄图把中央红军围歼在北出湘西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坚持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就要和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决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毅然挺身而出，与“左”倾错误领导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向党中央、中革军委建议，立即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从而争取主动，挽救危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抉择。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在湖南召开了通道会议。会议专门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是西进贵州还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成为讨论的焦点。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力主放弃原来制订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李德仍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坚决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坚持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创建一大片苏区。在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坚决支持，周恩来也明确表示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而博古在失败面前，只得同意先西入贵州，然后再北上。李德的主张第一次遭到了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反对。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而且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通道会议是红军长征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