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父亲的老照片,有一张特别醒目。因为这张照片中父亲被一群身着鲜艳服装的少年围绕,父亲好像在和他们讲着些什么,父亲满面笑容,小听众们兴致盎然。我想一定是父亲在给这些祖国的花朵讲着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畅享着现在未来生活的美好场景,孩子们的脸上写满期待和向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理想照进现实啊!
父亲爱孩子,我和哥哥有着深切的感悟,可是父亲的孩子不止我们哥俩,那时家里常常会有大哥哥们常住,父亲对他们态度更和蔼,交流更多,常常和他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为此还有些嫉妒呢。随着时间流逝,才慢慢知道他们的情况,原来他们都是父亲战友的孩子,是革命烈士的子女,他们是父亲心中永远不肯触碰的伤疤啊•••••
父亲在尧山县当抗日县长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任命董庆海为公子村自卫队政治教导员,在1942年11月被人杀害时其子董群祯年仅六岁。当时死因不明,解放后为抗日牺牲的人员及其家属均得到政府的表彰和优待,其子女也享有福利待遇,而因为董庆海当时从事地下工作,单线联系,因直接领导调离了,不但未被追认为烈士,反而被认为死因不明,历史不清白,家属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到了七十年代初,董群祯的女儿长大成人了,要上学、参军、工作,都因为这个原因受到阻碍,这也激发起董群祯要查清董庆海死亡原因的念头。他翻出董庆海的委任状,找到组织反映情况,组织部门的同志需要找到委任状上的人员出具证明才行。于是董群祯四处打听沈铁民和其他几名同志的情况,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通过曾经给周恩来总理当过警卫员的同乡赵行杰,得知父亲在衡水军分区任司令员的消息。董群祯迫不及待的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讲明自己的情况并附带委任状的复件。父亲接信后,深为董群祯一家受到不公平待遇感到痛心,当即回信写到:“三八年的战地委员会是革命组织,当时的独立营同样也是革命组织,都是属共产党领导的。你父亲的牺牲我认为不是土匪杀害,是国民党杀害,应当列为烈士。可拿我的信到隆尧落实政策办公室,申请调查落实。”信是1979年1月9日写的,信虽然不长,但字里行间渗透着老一辈对抗日战友的深厚情谊,对烈士子女的殷切关爱。父亲还是不放心,于十天后又寄去一封信,其中提供了有关证明人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同时又附上一封写给隆尧县委的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讲明董庆海参加抗日工作的情况,请县委按组织程序派人调查落实。在组织的关怀下,查清了董庆海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事实,经上报省民政厅批准,为董群祯家颁发了烈属证,由县政府在村里召开了追认烈士大会,落实了烈属待遇。
故事到这里说完了吗?其实父亲和董群祯大哥的事这只是刚刚开始,在此后的45年里,董群祯大哥一直和家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开始时候每年两次来到家里探望,带来家乡的鸡腿葱、绿豆、小米、山药,帮助父亲春耕、施肥、种菜。父亲去世后,他就来看望母亲,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母亲也是第一时间找他商量,也是拿他当做自己的孩子对待,每当我和哥哥去隆尧公子村看望大哥时,大哥都是召集全家人和我们见面,甥男侄女的满满两桌人啊,非常热闹的一起吃饭,回来时给我们带着家乡的土特产,亲情满满,情意浓浓。
父亲的孩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抗战期间被敌人杀害的景县地委书记王泊生(1915-1942)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王维杰、王维智,其中幼子王维智受到伤害,智力有些问题。父亲始终关心备至,在回到衡水任职后,更是着重关心他,每年春夏时节就安排他来家里吃住,记得王维智大哥吃完饭后,准是将提前预备好的一大缸子水几口喝光,然后满脸红红的,心满意足的和父亲聊聊天。当时我很惊讶,因为王维智大哥饭量很大,又喝那么多水,怎么承受的了,父亲说这是因为他患有糖尿病才会这样在饭后喝水的,这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慢性疾病,中医叫口渴症,父亲也安排他看中医,吃中药,以缓解口渴的征兆。后来父亲让王维智住进景县养老院,有了一份生活的保障,享有和平年代的正常生活。记得每到八月十五王维杰大哥都会从天津寄来月饼,这也是一家人幸福的时候,天津的美食真是享誉天下,一家人谁也不肯大口吃掉,都是细细品味。记得我上大学时候,因为中秋节无法回家,母亲将一盒月饼吊在房屋后面西北角的过道中间(有一个小棚屋),一直等到年前放假回家,才打开吃,神奇的是月饼竟然完好如初,味道依然鲜美,那是真真切切妈妈的味道啊,是母亲用爱子的真心守护的味道……
父亲的孩子中还有一位,无论有什么大事小情,都会积极帮忙办理,他就是王慈会,王任重的侄子。虽然王任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其弟弟却一直在老家生活,那时祖国正在进行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百废待兴根本管不了家里的日常琐事,自然父亲也就接下这个责任。我想一是父亲的战友情,二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帮忙解决这些琐事,不给总理添麻烦,也就是不给国家添麻烦。父亲也就把王慈会当做自己的一个孩子对待了。父亲其他的“孩子”来来往往,那时我也年幼,没有太多印象,正像红灯记里的唱词,我家的“大哥”数不清,一些情况也是后来听说的了,例如后来听当代画虎名家田茂怀老师还讲起,他带着老舅的信来家里见父亲的情节,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讲起来活灵活现呢。
父亲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生活上关心,在工作中用心,因为当年入伍时候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父亲只要有时间总会耐心教导做人做事的道理,为人处世之道,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即便转业到地方任职了,也会关心着他们的工作,关爱着婚姻大事。父亲的警卫员张立兰也是其中的一员,父亲因公牺牲时他哭得悲痛不已,始终帮助母亲解决家中各种生活困难,也给全家很大的精神支持,成为家里的常住成员,离不开的亲人,深厚的感情维系了半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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