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暴风骤雨》是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写就的一部小说，是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讲述了从1946年到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土改的故事。故事是说一支农村土改工作队在年轻指挥员萧祥队长的领导下，来到了东北某解放区元茂屯。恶霸地主韩老六仍是屯内政治、经济上的实际统治者。萧队长带领工作队一方面揭露地主的阴谋，打击地主的拉拢和收买;另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与恶霸地主韩老六展开斗争。韩老六在无计可施时，勾结国民党武装残余袭击工作队。萧队长率领农民自卫队，并且与一枝花、韩晓携手消灭了国民党武装残余，亲手击毙韩老六，赵玉林却在追捕韩老七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像一场迅猛异常的暴风骤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后此小说拍成了同名电影]

    1947年8月，刘邓野战军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后，分兵向淮西、桐柏、江汉地区实施战略再展开，12月10纵根据中原局指示，宣布建立中共桐柏区委员会、桐柏行政公署和桐柏军区，谷城归桐柏三专署管辖。12月23日，桐柏三分区在新野分兵，分兵组建了谷城、新野等7县党政军组织；12月28日，分配到谷城的南下干部和县独立营，沿豫鄂边界西进，迅速占领黑龙集东乡张营村，中共谷城县委、县爱国民主政府、县指挥部正式在张营村成立，县委书记刘汉勋兼指挥部政委，县长韩宗正兼指挥部指挥长。谷城县爱国民主政府成立后，解放区迅速扩大到汉水以北、襄北以东地区，下辖3个区，包括石桥、张集、仙人渡、太平店、赵集、黑龙集、黄集、薛集、肖集等。

    1948年1月，桐柏区党委作出指示，“机关部队一齐参加土改，争取春耕前平分土地”。谷城县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成工作组、武工队，深入农村开展土地改革的宣传发动工作，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率先在汉北解放区推行打土豪、分浮财、搞土改、建组织、扩武装等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6月，桐柏区党委作出开辟汉南新区的方针政策，“决定在谷城、襄阳、光化（以上3县市汉水北均不含）、南漳、房县、保康地区，在（桐柏）三地委领导下，建立汉南工委会、指挥部及办事处，统一领导该地工作”。汉南工委成立后，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进驻到谷城北黑龙集地区。襄樊战役谷城首战告捷，7月3日，谷城县城第一次解放；12月15日，取得反扫荡胜利，谷城县城第二次解放。12月25日，汉南工委、分区办事处机关迁往谷城盛康和黄家岗一带驻扎，谷城成为开辟汉南新区的决策和指挥中心。汉南军区进驻谷城，谷城县委在黄家岗召开“十天会议”，对农村、农民和土改、工商业发展等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一场轰轰烈烈、如同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铺开。

    一、发展解放区的农业生产

    谷城县当时不仅要保障本县部队和干部的物资供给，还要担负汉南部队和干部的大部分物资供给以及支援在本地区的作战军需，这都要有大量的粮食和布匹作保证。由于国党反动政府暴政的压迫，谷城农村极为贫困，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解放军进入谷城县城后的第二天贴出布告，明确规定：“实行减租减息、调剂种子的社会政策；实行合理负担，发展生产，改人民生活。”但是，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一开始实行“双减”就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地主口头答应减，实际上没有减；有的被迫减了，却把佃农的田退了，造成农民失业。

    为此，县爱国民主政府在8月份又颁布“关于减租增资，合理负担，严禁退佃解雇的布告”，对汉南办事处的布告进行详细解释和说明，并颁布实施的具体办法，警告不法地主。指出：减租增资，合理负担，为本府既定方针，亦为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之唯一途径。今尚无普遍执行，群众生活尚无得到改善，竟有些恶霸地主，不顾政府的法令与群众的痛苦，非法退田解雇，造成贫雇失业，无以为生。县爱国民主政府对此非法行为坚决反对，为保护贫雇利益特作如下规定：一、减租。自今年麦季起，一律按百分之25减租，如已交租麦者，按规定倒四，并倒回及废除押佃金。二、增资。自今年起实行1/5到1/3增资。三、保护佃权与雇权。有已退佃解雇者，应无条件的复佃复雇，否则依法严惩，如佃方与雇方自愿退佃解雇者，可听其自愿。四、废除一切超经济的剥削（无代价的劳动），但主方出一定之代价经过佃户同意，而自愿劳动者例外。五、雇工、佃户有言论集会与另寻职业之自由，主方不得加以干涉。六、逃亡地主之土地由政府代管，按二五减租后，佃户向政府交租，待逃亡地主回家后，土地仍归原主，租额除扣除公粮部分外，亦交原主。

    以上的政策法令颁布后，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全县农民基本全部回到土地上耕种。与此同时，各区政府还召开了保甲长和农民代表会议，听取农民对政府的意见，鼓励农民积极种田。县委、县政府多次研究发展生产和双减问题。反扫荡前夕，县委书记冯洗尘和桐柏行署副主任李实，还在4区财神庙对双减和征收进行了专门研究。桐柏区党委和行署在11月和12月之间，派出工作队，到盛家康、庙滩、石花等地实地进行农村调查和宣传秋征政策，搞秋屯实验。1949年1月，桐柏区党委发出《关于组织群众生产救灾渡过春荒》的指示。2月，汉南工委也发出《关于加强春耕生产的指示》，县委、县政府都及时地对这些指示进行了传达贯彻，并制定领导和组织群众加强春耕生产、生产自救的具体措施，组织工作组到各乡村帮助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又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生产。谷城山区粮食产量低，但盛产木耳、桐油、火纸等土特产品，工作组积极帮助农民外运出售，换回食盐和日用品等物；在平原丘陵区，鼓励农民植树造林、种菜、养蚕，提倡养牛、养猪、养鸡、养鱼，发展家庭养殖业；提倡妇女纺花、织布、做鞋，发展家庭副业。这样，不仅搞活了经济，同时还扩大了税源。

    在鼓励农民生产的同时，针对部队和干部供给需求，又提出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当时，农民普遍穷困，贫富不均，地主占地多，农民几乎一无所有，特别是佃农、雇农收入微薄，一般一年的工资只有二、三石稻谷。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合理负担成为当时很迫切的任务。为此，县政府决定按田亩摊派公粮。对田地的好坏，采取个人自报，群众公议的办法平衡。在征收措施上，按土地优劣、评产量造册。因征收工作头绪多，任务重，造册困难大，影响征收进度，就采取先借征后算征的办法。对于重点区，力求把手续搞清，对边缘地区，先从富家借征棉粮，采用这种方法过渡。并将五师突围时期留下的借粮白条也纳入到征收之中。对大部分贫雇农采取的是不负担或很少负担，中农轻负担，地富稍重负担。负担数量，最高的百分之30，最低的百分之3。农民对此反映很好，贫雇农都说：“解放军来了好，我们少负担，又不出小款（杂税），不拉丁，不派夫。”地富实际也暗中反映负担也不重。

    由于政府处处为百姓解难，想百姓之所想，农民的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当时全县有196个村（保），征收范围已达105保。

    但是，在征收过程中，也出现瞒黑地的现象，有的地主只报当地的土地，不报远处外地的土地，只报雇农、长工种的，不报佃农租的，躲避县政府的征收。县民主政府积极动员贫雇农小组和农民协会查处，一部分地主由于瞒了黑地，受罚很重，罚的果实分给贫雇农了。一家中农因瞒黑地被罚了3000斤麦子，结果把耕牛卖了。

    1948年10月，桐柏区党委到谷城指导工作，听了谷城县委、县政府的汇报后，指示：“在对敌斗争中完成征收，这是对的。要搞公平负担，合理负担，土匪活动区不能做但也要宣传。清理黑地，查恶霸，但一般不要罚。从负担的利害关系教育群众来清查黑地。”由于区党委的及时指导，县委、县政府纠正了合理负担中的一些问题，并且规定：查黑瞒地，地主以下不罚，重在教育。为了迅速搞清楚群众负担的情况，在各区干部评土地评产量造册子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派出大批训练班的学员去算征，使任务及时得到落实。

    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深受解放区农民的拥护。1949年春全区农村扩大了耕地面积，家庭手工业、养殖业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生产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生产的发展不仅解决了人民的衣食问题，而且保障了部队与干部的物资供给，支援了战争，为支援大军南下作了物资准备。

    二、 恢复和发展工商业

    恢复发展工商业，对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城乡经济，支援汉南人民解放战争，建设巩固谷城解放区，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保护民族工商业。解放军进入谷城后，在布告中明确宣布：“保护工商业，公买公卖，所有工厂、作坊照常开工，商店照常营业。”对旧商会人员和街长等，采取暂时利用政策，令其维持社会秩序，动员那些不了解共产党政府而外逃的商人回来恢复经营。谷城县当时有500余户商店、工厂、作坊，其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开始由于不少商人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而外逃，小商贩也不敢进城营业。谷城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精神，执行新区政策后，深受工商界的欢迎。不久，工商普遍开业，著名劣商市霸刘慈生也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由襄樊回来。著名布商“王二狠子”，还主动把他的厢房腾出来，给1区政府办公。

    （二）加强城镇管理，稳定社会秩序，给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县城设立城防司令部，以彻底肃清残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县政府建立工银局，在石花街、县城、盛家康这三个重要城镇建立工商事务所，并且专门配备保卫人员，具体处理有关工商事宜，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与合法经营不受侵犯。县政府负责人还专门召开几次工商业者座谈会，听取工商业者发展经济，繁荣市场的意见，教育组织工厂、商店复业，工人复工，市民就业，以组织一切可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服务的人力、财力、物力，繁荣与发展人民的城镇。重新颁布政策，鼓励工商迅速恢复营业。这一时期，对工商业者在政治上采取又团结又斗争，在经济上采取既扶助又竞争，以团结与扶助为主的政策。

    （三）建立工商群众组织--工商联合会，吸收各界人士参加。其任务是，宣传和贯彻执行民主政府的法令，向政府反映各行各业的要求，协调各行业之间的关系，协助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帮助完成税款征收任务，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政府还向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工人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引导工人、资本家、小业主在政府领导下，自己管理自己，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于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人民战争的目的。

    （四）正确执行税收政策，努力作到合理负担。解放区一开始就严格按照桐柏行署制定的税章、税率办事，实行单一轻微的征收政策。最高不超过利润的百分之2.5。在税款征收时，坚持充分发扬民主，实行个人自报，民主公议的办法。加强调查研究，随时注意防止畸轻畸重的现象发生，以免影响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对民族工商业实行残酷的掠夺，苛捐杂税繁多，在谷城解放前夕，有营业税、营业牌照税、营业所得税、财产出卖税、财产租赁所得税、行商所得税、遗产税、货物转嫁税、公共市场税、交易税、娱乐税、筵席税、契约税、教育建设税、自卫城防捐、勘乱捐等等，不下几十种，使工商业濒临倒闭。为此，县委、县政府决定只收以下5种税，即出入境货物税、烟酒税、屠宰税、交易税、营业税。

    由于正确贯彻工商业政策，调动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当年即出现市场繁荣的景象。在反扫荡前，每月可征收到60亿元税款，自用花去20亿，每月能够上交汉南办事处40亿元。战争中的缴获品也可全部上交，在玛瑙观战斗中缴获的法币10亿元，就全部上交汉南办事处财粮科。反荡后，市场经过一段恢复，工厂、作坊、商店的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税源也更比以前可观。谷城成为当时汉南各县组织税款最多的县份。

    三、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

    1947年12月，谷城县黑龙集地区解放，生产得到恢复，党和政府对恢复发展教育极为重视。1948年5月，桐柏三专署、军分区专门发出《为繁荣解放区之经济，发展解放区之教育》的布告。指出：“对各公私学校，本署、分区概加保护并给予帮助，照常开校授课。对赞成民主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本署、分区欢迎参加解放区之各种建设事业。”当时，太平店、仙人渡、张集、黑龙集等地，均有中心小学，这些学校在解放区内很快恢复起来，教师发展到几十人，学生发展到500人。1948年7月，谷城县城解放，民主教育事业翻开新的一页。

    谷城解放后，县爱国民主政府随之建立了教育科，冯锡五任科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知识分子出来工作，恢复学校，稳定局势。同年12月，县委指派县政府秘书刘科哲代管这项工作。1949年7月，陈仪任教育科长，并开始配备文教科员。9月间，县教育科配备3名科员，教育科在县委、县政府的具体领导下，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积极恢复、整顿、改造旧学校，大力发展人民教育。教育科按照县政府关于“执行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改造”的指示，仅20多天的时间就在城关恢复公立完全小学1所，私立小学3所，同时在黄岗成立了1所民主联合中学，由县教育科长冯锡五任校长。到1948年10月底，全县共办学校5所，23个班，530名学生。11月，敌第2军扫荡谷城，公私立学校一律停办。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为适应民主建设，清匪反霸与支援大军南下，县爱国民主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抓教育：一是动员原有学校的教师返校，使原有的学校尽快恢复；二是经区政府批准，可以将塾师水平较高和人数较多的私塾转为村小；三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因此，1949年初，谷城虽然还有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的骚扰，社会秩序还不够安定，但学校恢复却很快。到1949年2月，城关完全小学开始复课。随后，石花、盛家康、庙滩等集镇以及平原地区的部分学校都先后恢复。谷城县初级中学，经过张子公和彭吟僧等谷城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积极筹备，也在9月底正式开学上课，全校共3个班，156名学生，17名教职员工。至9月底，全县共恢复学校95所，165班，9976名学生，243名教职员工。同时，这一时期，谷城还办了两所“特种学校”，即知识分子训练班和伪杂人员训练班，培养民主建设事业骨干，改造伪杂人员，使之为民主建设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