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昌1914年1月生于德宏芒市，是德宏州第一位共产党员、德宏州第一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是献身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生。罗志昌在红土地以炽热之心加入共产党，黄土高原的学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克服重重困难在黑土上巩固新生政权，再回到红土地建功立业，革命的足迹跨越大半个中国。他参与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信仰，他的人格魅力俨然成为我们心中的精神符号。

罗志昌革命路线图

    一、在血雨腥风中入党

    1931年，17岁的罗志昌从偏僻闭塞的芒市坝竹到昆明，山高路远整整走了26天。脚上的血泡反复溃烂结痂，每走一步都摧心剖肝，到外求学的坚定信念成为罗志昌前行路上燃烧的火炬，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力在征途中已然更加坚定。1930年，由于敌人残酷镇压和叛徒告密，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先后被捕，惨遭杀害，云南的革命事业进入至暗时刻。1934年，罗志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昆华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和同学一起组织了新文学研究会和时事读书会，参与出版《新文学月刊》《前哨》《群众呼声》等进步刊物。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抗日救亡,并当选云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出版部长。罗志昌在自传中讲述了对党的认知：“我对共产党仰慕已久，在1935～1936年时，即想找党，但云南党的组织在大革命末期被反动统治镇压后，这一段时间内，是几乎没有党的组织活动的，因此也就无法找到党的组织。”1937年，为重建遭受严重破坏的云南地下党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李群杰返回故乡开展工作，组建中共昆明市支部并任书记。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物色思想坚定、品质优良的同志入党，把党员队伍发展壮大。李群杰到昆明后，公开的身份是昆华师范学校、昆华中学政治教员。一心追求进步的罗志昌，终于找到了党组织。1937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云南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时期，外部环境血雨腥风，罗志昌毅然入党，义无反顾地作出了无畏的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成为他的人生目标！他成为云南省恢复地下党组织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德宏州第一位共产党员。

2006年罗东三兄妹和李群杰（右一）夫妇合影

    1937年12月，罗自昌从昆华师范学校毕业。父亲罗玉德是世袭“练地”的把总（相当于乡长职务），他一次次写信催促学业有成的罗志昌回家管理家业。但罗志昌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当时的延安是中国最革命、最进步的地方，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成为他最炙热的梦想。他把渴望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思想积极和组织汇报，得到云南党组织的支持。1938年2月，罗志昌受中共云南省特委委派，到延安汇报云南省恢复地下党组织工作情况，并留在延安学习。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记载，就在1938年罗志昌离开昆明去延安之前几天，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认定罗志昌就是共产党，并发出“滇黔桂剿匪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特字第一二六号公函”秘密侦查令，要对罗志昌实施逮捕，幸运的是罗志昌已经离开了昆明。

    24岁的罗志昌拿着向家里要来的“回家路费”三十多块银元，和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师范学生匡沛兴一同奔赴延安。为躲避国民政府和日寇占领区追捕，罗志昌和匡沛兴绕道越南、香港、广州、汉口、郑州、西安才到达延安。到广州时他们找到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张秋云，交上了李群杰的信，并做汇报。从广州乘火车到达汉口，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长江局负责人博古、黄文杰的接见，并给每人发了10元钱的文具费。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同志。参加办事处组织的步行团，背着行李走了整整8天，经历千难万险在4月下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2人将云南省党组织及其开展工作情况向中央组织部作了详细报告，并将在武汉汇报的情况和得到的答复写信告诉了李群杰。

    二、在延安宝塔山下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党中央、毛泽东在这里战斗生活13个春秋，培育和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为我们共产党人打造了一座精神高地和理论丰碑。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延安。

罗志昌在延安留影

    抗大学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罗志昌和匡沛兴到达延安后，作为抗大第四期学员，被分配到十大队二中队瓦窑堡抗大分校学习，学习时间为7个月，分2期进行。第1期以政治为主，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中国近代史、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第2期以军事为主，主要是训练各种战略战术和进行实战演习。毛泽东等领导的教导和关怀让罗志昌毕生难忘，成为他革命征途上“坚定不渝跟党走”的巨大动力。一次，胡耀邦讲《中国近代简史》，讲课前他看了看黑板上写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几个大字，声音洪亮地说，这是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边说还边用粉笔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句话的下面划出一条直线，表示重点……罗志昌听后深受启发，他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同样也划出那条直线！从此，罗志昌革命人生，便沿着这条直线坚定地，顽强地走下去，这条线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罗志昌生前讲过，不管任何时候，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坚定并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立足之本，光明所在。同时罗志昌有幸结识了前来讲课的云南老乡艾思奇，他们都是昆华中学(现昆明第一中学)毕业的，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艾思奇用哲学思维引导他领会毛泽东主席讲话精神的实质，使他想问题、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得到深化。通过在瓦窑堡抗大分校的学习，罗志昌树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了自己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学会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学会了运用科学务实的态度和方法做人做事，军事修养也有了很大提高。

罗志昌在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留影

    在马克思列宁学院树立理想信念。1938年11月，罗志昌从抗大回到延安，进入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专门学习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后又进了中央组织部开办的行政训练班，为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学习期间还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做了一个时期的调查研究。1940年5月，罗志昌返回延安，调到马克思列宁学院继续深造，系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兼任院长。学员基本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参加革命战争多年，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其中不乏很有资历的红军指挥员和地下党的领导人；另一部分则是“一二·九”运动后入党的知识青年，而这部分人在入学之前，绝大多数先经过抗大、陕北公学、中组部训练班以及中央党校的短期学习。来到这个学校读书的，张闻天都要进行考试，考试通过才能入学，所以说马列学院聚集了延安最优秀的人才。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马列学院的教育方针，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教育干部，注重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训练，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学院授课或作专题讲演。通过学习，罗志昌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加强了党性锻炼和修养。罗志昌精神力量得到全面升华，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重新确立了伟大人生目标，将自己名字由原来的罗自昌改成“罗志昌”，立志要做一个有革命志向的人，做一个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人，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学习到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罗志昌从马列主义学院调到西北局第四局边区研究室任干事，局长是被毛泽东誉为“陕北才子”、“党内公认的毛主席最好的顾问”贾拓夫。第四分局除为中央搜集西北地区的各种材料外，还是西北局的调查研究机关（党务除外）。在组织上受西北局党委领导，在业务上接受中央调查研究局的指导。中央研究调查局既是情报机构，也是中共智库。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成立不久，整风运动就在延安普遍地开展起来，到1943年2月编制撤销，各部门正常开展工作的时间都不足10个月。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第四分局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积累了成功经验。贾拓夫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讲究细节，追求准确，要求严苛。无形中给四局营造出一套想问题，找办法；提措施，有落实；遇失误，速改进；写报告，戒空洞的工作作风。注重一切结果要从实际调查工作中取得，并按此原则开展西北局各项调研活动，回笼材料，抓住典型，研究透彻，方可形成调查报告送请党中央作决策参考。贾拓夫只年长罗志昌两岁，属同龄人，两人都有些“老成持重”的特质。像罗志昌这样有“双料”履历的青年干部实为少数，自然使他和贾拓夫工作交集密切。除上下级关系外，他们亦师亦友革命友谊延续了一辈子。罗志昌来到西北中央局四局工作，既开阔视野，又磨炼才干，颇具挑战性，学习到充分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在绥德得到进一步锻炼并迅速成长。由于当时的统战工作的保密性特点，所以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必须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自我牺牲精神。1942年6月，刚从绥德地委统战部的部长职务到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任职的李景波对罗志昌的工作能力非常肯定，随即派罗志昌到绥德分区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工作。组织的信任让罗志昌备受鼓舞，随即他与延安《解放日报》社驻绥记者海霞、林坚、田方一路步行近四百华里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绥德。这时地委统战部只有副部长黄植一人，罗志昌被分配协助黄植开展工作。作为统战部的一名新兵，罗志昌很快熟悉了党的统战政策。罗志昌曾以助手的身份，几次随刘绍庭去榆林和山西，接近了一些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1942年冬，朱德总司令在王震旅长的陪同下到绥德视察军事防务，在谈到与北线的统战关系时，因为黄植下乡，罗志昌便到警备司令部向首长汇报。他陈述了警备区当前的统战工作和各界动态，特别提到二十二军驻绥办事处主任田子亨。在罗志昌的引见下，朱总司令与田子亨进行了多次长谈，详细了解到榆林方面的情况并托他转呈向邓宝珊和高双成的问候。朱德总司和田子亨的见面，加强了中共与北线的沟通和交流，加强了与北线的统战关系。地委统战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了绥德分区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有力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好地发挥了警备区的桥头堡作用，维护并促成了党中央“支撑北线，保护边区”的战略意图，为绥德地委的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分区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1943年2月，被毛泽东亲笔赞誉“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驻守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北大门。4月，中共绥德地委郝家桥调查结束后，很快兴起调查研究之风，罗志昌被地委指派到黄河一线搞河防工作调查研究。临行前他们集体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习仲勋作动员讲话，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阐述了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罗志昌与几名来自延安的记者随行，开始了他的沿黄农村调查之旅，历时近一月，行程三百余华里，就军事防务、自卫军组织及活动、军民联防、两岸贸易往来、与阎锡山集团晋军的统战工作等进行调查研究，并整理出调查报告。地委召集所有参与调查研究的同志并听取他们的调查工作汇报座谈会，地委书记习仲勋参加座谈会并讲话。通过月余的农村调查，罗志昌不仅熟悉了陕北农村，提高了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3年，在绥德工作期间，罗志昌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在地委安志文秘书长和黄植部长亲自主持下，罗志昌通过了组织鉴定，习仲勋亲自在鉴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得到组织认可的罗志昌更加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1944年底，罗志昌被派往沿黄一带从事河防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对沿黄地带“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指示，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沿河一线开展统战工作和秘密斗争，加强黄河两岸的联系，搜集沿河日伪情报，协助八路军河防部队和地方组织自卫武装斗争，加强两岸军民友好往来。并根据形势的急速变化，严密注视河东敌伪动向，搜集来自各方情报，随时向地委反馈。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胆略，罗志昌不足一年的沿河工作卓有成效，多次获得对岸阎军的情报，帮助恢复原沿河工委所属的柳林县和中阳县三交镇、碛口镇的党组织，团结联络地方头面人物及士绅，协助地方党政安置救助难民等，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重要任务。

    习仲勋在绥德时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经济实力，为“三三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工作中习仲勋的大智慧、大觉悟，感染着罗志昌，特别是习仲勋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对罗志昌日后担任勃利县县长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从相隔万里的滇西走来的罗志昌不仅有坚定革命信念，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知识学习，且工作勤恳出色，自然会受到习仲勋的特别关注，是习仲勋高度认可的革命同志。在后来他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时，可能和子女讲到了革命战友罗志昌的故事，所以他的子女来绥德革命旧址视察时，指着“统战部旧址”说：“云南省德宏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罗志昌在这工作过。”罗志昌在绥德大地上勤奋努力、善于学习、认真工作，让自己锻造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46年，县委书记翟向坤（左二）与县长罗志昌（右二）的合影（勃利县档案局提供）

    在绥德锻造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后，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成为罗志昌的革命志向。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罗志昌作为延安首批骨干力量，随解放大军挺进东北，继续打击敌伪，建立人民政权，消灭汉奸、肃清土匪，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加强解放区人民斗争工作。从绥德地委到东北参加革命，在罗志昌档案资料里记载，他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月到达当时的松江省方正县，从初秋走到寒冬，整整走了3个月。同年4月被派到勃利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罗志昌在勃利的革命贡献主要有：一是吹响了剿匪的冲锋号。勃利县档案馆收藏的影视纪录片中吹响剿匪冲锋号的就是罗志昌，同时还收藏了罗志昌身骑战马剿匪的珍贵历史照片。三十出头的他在战马上英姿飒爽，运筹帷幄。他带领大家一起剿灭了东北最大的土匪谢文东，并组织了万人宣判大会，宣布了对谢文东的枪决，同时威慑了各方土匪势力。坚决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稳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东北电影制片厂派摄影师徐肖冰跟随部队拍摄了《活捉谢文东》纪录片。该片1946年12月拍摄完成后，送到苏联洗印，1947～1948年在东北各解放区和辽沈战役前线上映，极大地激励了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战斗意志。著名影片《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人物原型之一就是罗志昌带领抓获的匪首谢文东。二是积极参加土地革命，让被解放的老百姓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历史档案中，收藏了罗志昌签署了土地改革颁发给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证书。罗志昌推进的土地改革为世代被压迫和剥削的老百姓，实现了自己的土地梦，这大大地激发了当地的生产力，同时也为新中国的解放建立了稳固的后方支援。三是进行城市建设。身为勃利县的县长，在刚解放不久的勃利县，万事百废待兴，他积极领导大家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当时的勃利县已经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在勃利学习到的工业建设管理经验同时也为罗志昌领导以礼河发电厂建设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罗志昌身体并不适应寒冷的东北，但为了完成任务，他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冲在第一线，不管天寒地冻，不管匪情多严重，哪里的工作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经常顾不上吃饭，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他落下了老寒腿，患上了肺结核病。他总是默默地忍受着，身体力行，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

1947年罗志昌（左二）率领县大队参加围剿土匪谢文东战斗

罗志昌签发的勃利县政府关于换地照的第十七号令（勃利县档案局提供）

    为东北解放、全国解放立下功劳。1947年夏，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为积极支持前线战役，罗志昌由合江省勃利县县长的岗位上抽调出来，被派任为工作队队长，率队前往吉南一带开展土改工作。他带着土改工作队员钻进农民的草房，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穷苦的农民。他不怕脏、不嫌臭，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带领工作队在各个屯建立了农会，划定了农民的各阶级成分，丈量分配土地。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摧毁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还有力地调动了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罗志昌党性强、水平高、工作出色、群众拥护，吉南地区的土地改革于1947年10月初在吉林省范围内率先完成，赢得了东北局领导的肯定和赞扬。《吉林日报》专题发表文章《吉南新区群众运动达到“透”和“快”的步骤》，指出吉南土改复查工作的“根本精神是走贫雇农路线”“根本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全省各地学习借鉴。在罗志昌的带领下，仅1947年6月至9月，吉南全区就有三千五百多名青壮年参军参战，筹备军粮125300石，筹集款项20亿元（旧币），出战勤担架9800个、大车19821台等，有力支援了辽沈战役前线和东北解放。

    接管长春续新篇。1948年9月，吉林省全境解放。罗志昌又和同志们一起，奔赴下一个战斗的地方——长春市，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接管长春市各项工作。从农村土地改革到城市接管恢复，罗志昌始终牢记肩上的重任，再接再厉、不忘初心，稳步扎实有效推进各项工作。不久，罗志昌调任长春市政府建设局秘书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长春市头道区区长。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信念和忠诚品质。1949年4月，罗志昌在担任长春市头道区区长期间，经组织介绍认识了在长春市公安局工作的李淑荣，结成了终生革命伴侣。

1949年4月3日与李淑荣订婚纪念照

   解放大西南投入家乡工业建设

    1949年，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罗志昌和妻子李淑荣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从长春市出发随同刘邓大军麾下的“二野四兵团西南服务团”进行了8000里路的“小长征”南下到云南。经过4个多月行军，于1950年2月正式进入曲靖市沾益县，正式回到阔别12年之久的家乡云南。他分别被分到云南省总工会个旧市工会、省工矿部等地工作。1955年8月，罗志昌被任命为云南省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开始投身到云南水电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在大山深处的以礼河畔书写建设家乡云南的又一伟大壮举。罗志昌带领同志们日夜奋战、敢于牺牲、甘于奉献，以改天换地的气魄和大无畏的精神，开创了新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的多个“第一”：当时全国最高水头电站、亚洲第一人工土坝、我国第一个使用苏联和捷克技术建设的电站。1958年8月，以礼河二级电站提前4个月建成发电。1960年7月，罗志昌被任命为以礼河发电厂厂长，主持推进发电厂各项工作。

1950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进入昆明，罗志昌与李淑荣在昆明驻地留影

以礼河水电站大坝是“亚洲第一人工土坝”

    “延安精神”带入云南水电建设事业的第一人。罗志昌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者，他把从延安取来“真经”言传身教，应用在工作实践中。他担任云南水利发电工程局领导以来，就习惯用延安时期毛主席打比方的生动形式给身边的同事、部下及子女们描述“信念”就好像“电”一样，也是一种能量，要靠思想观念来总控制，它时时刻刻影响决定着我们的意识和行动。只有稳定可靠的电压和电流，通过其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用电状态，但如果两者的属性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理想信念产生动摇，思想观念出现跑偏，弄不好就会被“电阻”，继而发生“漏电”“断电”甚至“跳闸”。他的比喻形象生动，把“观念支配价值取向，思想决定行为准则”等一些晦涩的哲学语言大众化，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引导广大电力职工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主人翁的姿态不予余力，多、快、好、省地为建设好以礼河水电站而努力工作。

罗志昌（右一）和外国专家

    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罗志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而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长期艰苦的革命生涯中，同志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以及他坚持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在其革命的各个时期都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他对企业管理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迷信僵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每当水电建设中碰到技术问题或难题，尤其对一线老工人、老师傅提出的项目施工问题，对于他们意见和建议都认真对待，积极会同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一道深入现场调研，勘察商讨解决办法。由于罗志昌尊重客观、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几次纠正叫停为抢工期、抢进度，违背客观规律，草率行事所为。针对这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难题，罗志昌积极倡导抓大放小，提出把可重复且具备规程条件的中小施工项目进行标准化管理，优化作业流程，以此降低施工成本，节省人力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他鼓励青年工人开展“五小创新”活动，称赞一线工人创立的工程师加八级工，铅笔图纸加锉刀的联动工作法；组织三级技术会审，确立水电专家组定审方案。他常说我们工程资金不宽裕，家底薄，不管哪样人，也不论外行和内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技术不是拍脑壳拍胸脯，马虎不得，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决定主观，力求万无一失，坚持责任制意识不放松。

1956年，罗志昌在天津大学学习工业管理

    同时在李天柱、罗志昌等工程局党政领导关怀下，职工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基础教育在电站工地兴办起来。1956年工程局在以礼河电站工地开办了第一所小学，1960年又开办了初中，这就是中小学合一的“干沟职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最高时达到2000多人，教职工130多人。原校领导孙一玲回忆说：“罗志昌为了子弟校的发展，可谓用心良苦。”

    1963年3月，西南三省总结评比会议在以礼河电厂召开。参加单位有云南以礼河电厂、六郎洞电厂、四川506电厂、贵州猫跳河电厂、红枫电厂等。经过严格认真地评比，以礼河电厂被评为“五好企业”。在荣誉面前，罗志昌一向虚怀若谷，他在笔记里有这样的表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荣誉和成绩，根本是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务必牢记并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干部群众；三大法宝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回想延安听主席讲‘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愈发体会深刻，以此自勉。”时任云南省水力发电工程局党委书记龙南生曾这样评价他：“志昌同志爱学习、会学习，是一位善于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马列知识分子”。局长李天柱也曾说：“他（罗志昌）受延安的洗礼，在毛泽东的身边，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种子，饱含延安精神的基因，把抱负和理想，做人和做事，都以延安精神鞭策之、践行之、体现之，当今云南电力企业文化的精髓里，无不浸透着这种精神内涵和实质。”

    坚定信仰永不变

罗志昌全家福

    舍“小家”建“大家”。为了参加以礼河发电厂的建设筹备工作，1956年，罗志昌夫妇为了参加以礼河发电厂的建设筹备工作，把刚满两岁的罗珊珊留在昆明大观幼儿园，这一留就是5年。当时以礼河发电厂到昆明需要乘十几个小时的车，所以忙于工作的他们从来没有来看过罗珊珊。直到罗珊珊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们才不得不把罗珊珊接到以礼河发电厂。但忙于工作他们也没能亲自前往，拜托了办公室的同事小张接女儿。罗珊珊一度把张阿姨当成了自己的妈妈，不愿再失去父母疼爱的她，抱着张阿姨的大腿哭得撕心裂肺，说什么都不愿意回到父母身边。等罗珊珊医学院毕业时问父亲：“我大学毕业了，是不是还回以礼河发电厂？”父亲斩钉截铁地说：“肯定是要回来的呀，哪里来的自然要回到哪里去服务！我们帮你们学校修建过变压器，所以中医学院的院长我是非常熟悉的，还有省纪委书记是我的老朋友，省劳动局的局长、副局长都是我们一起南下的干部，我也非常熟悉。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现在是预备党员？如果我为你走后门，就充分说明你入党动机是不纯的。”罗志昌就是这样，一生严格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严于律己、两袖清风、从不徇私。在罗志昌的教育下，大学毕业后罗珊珊回到以礼河发电厂工作，继承父母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工作兢兢业业，从来不敢懈怠。

    对党绝对忠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在为国家工业化建设鞠躬尽瘁的罗志昌也受到了政治迫害，开始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黑暗时期。由于罗志昌为人正直，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敢于坚持真理，不向坏人坏事低头，以致身体上和心理上遭受到了严重损害。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的斗争，但罗志昌始终坚定、毫不动摇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定革命信仰。罗志昌恢复自由后，身体十分孱弱。住院治疗期间，女儿罗丹丹去探望他。看到备受摧残的父亲，含着眼泪地对爸爸说，自己对入党产生了动摇。罗志昌一听非常生气，毫不犹豫地一巴掌打了过去，这是慈祥的父亲唯一一次动手打她，他不容许自己的家人对党的信仰有丝毫动摇。周恩来总理去世时，罗志昌强撑着病体，到昆明东风广场悼念，回来后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抱头痛哭。“罗志昌就是这样一个人，真实、真切、真诚、真挚。”这是云南省政协原主席朱家璧对他发自内心的评价。

    1975年夏，罗志昌带着工作组到滇西检查调研地方电站工作，在这之前他曾经协调拨专款建设芒市建设新桥电站。到芒市调研时，水电队曹文章同志是陪同人员。检查调研工作结束后，罗志昌向曹文章说到“小曹，我是芒市下东坝竹人”曹队长十分惊讶：“老首长是芒市人？您看，翻过那座尖山就是您的老家——坝竹村，我马上找匹马驮您回家看看!”罗志昌说：“我是来工作调研的，要遵守组织纪律，这事就算了。”阔别家乡44年，罗志昌久久远眺家的方向，驻足长久。罗志昌这次滇西调研其实已是肝硬化晚期，他是用双手捂住病痛的腹部带病前往的，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此次到芒市踏上故土是最后机会，他也迫切希望自己能叶落归根，但最终他还是坚守了组织纪律，直至逝世也没能回家看看。回昆后他就一直卧床不起住进了医院，1977年5月27日罗志昌走完了自己的革命一生，离开了我们。

    西南边陲的“星星之火”

弘扬罗志昌精神研讨会现场照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罗志昌精神与延安精神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它们拥有共同的红色基因密码，共同的精神内涵。2024年1月15日，德宏州举行弘扬“罗志昌精神”座谈会，德宏州委书记、中央、省委党史研究及省延安精神研究会领导出席并讲话，罗志昌曾工作过的地方领导代表作交流发言，罗志昌亲属出席会议，会议的召开创新丰富了德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载体。“石蕴玉而山辉，水含珠而川媚。”罗志昌是祖国西南边陲的“星星之火”，是德宏红色基因的传承源头，是“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践行者。罗志昌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学习弘扬。

    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政治品格。罗志昌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坚守理想，对党忠诚、不忘初心。他曾说：“跟党走就是一种信念！不管任何时候，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曲折，坚定并保持这一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立足根本、光明所在。”他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都坚决做到“心中有党”，把党的事业看得比天高，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兴党。当年和罗志昌同志一起到延安的匡沛兴同志在回忆录里写道：“1931年随朱晓东到昆明寻求出路的滇西一带青年不下四五十人，其中真正追求进步，愿意献身革命的，我知道的只有自（志）昌一人。”我们要以罗志昌同志等革命前辈为榜样，学习他们始终对党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切实做到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始终服从组织、服务大局的观念意识。罗志昌同志一生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响应组织号召奔赴东北，发动带领群众参与打击敌特武装、清匪反霸，扩大人民力量，建立人民政权，争取和平民主早日到来。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响应党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号召，说服妻子李淑荣服从安排，共同回到家乡建设云南，无论何时何地，从事何种工作，总是无条件服从，从来没有怨言，以高昂的热情面对组织安排的每一个新工作岗位，并创造出光辉的业绩。我们要以罗志昌同志等革命前辈为榜样，带头践行“四个服从”，坚持个人工作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始终实事求是、实干兴业的务实作风。罗志昌同志一生求真务实、作风优良，苦干实干、甘于奉献。他在绥德地委习仲勋同志身边从事统战工作时，根据当时工作的实际需要，实事求是地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团结了大多数，为抗日斗争汇聚了广泛力量。他在东北吉南新区一带领导支援前线工作时，以出色的工作率先完成了任务。我们要以罗志昌同志等革命前辈为榜样，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求真务实抓落实，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办实事不图虚名，求实效不做虚功，以干促实、以实促干，当好行动派、实干家，做“实干”的践行者、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