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含《毛泽东著作选读》）（以下简称《毛著》）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现，是对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大量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两个版本的《毛选》一至四卷，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迄今，新中国成立后的《毛选》四卷本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文字正式出版，总授权发行量逾3亿册，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提法，称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9、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详尽地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而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理论却获得高度评价，毛泽东代表的政治路线在对外同蒋介石的斗争中，对内同“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愈加明显地表现出了它不可否认的正确性和它所具有的日益巩固的领导地位。在次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中，朱德、陈毅、刘少奇、王稼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有文章论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

    1942年7月，邓拓在《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一文中，系统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7月5日，王稼祥在为纪念建党22周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其在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就为党内所接受，并被公开使用。中央总学委将王稼祥的文章列入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参考文件，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和实际”，“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邓小平于1943年12月4日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及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

    1945年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并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由此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实际上，早在1939年，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业已形成的形势做出决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的刊物和书籍”。至延安整风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蔚然成风。这种气氛无疑极大地影响了边区出版事业的发展。

    1941年至1942年间，为了适应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历史的需要，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由王首道、胡乔木等人参加编选工作，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大型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两条路线》。这3部大型文献集的面世，对当时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对帮助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充分认识党的斗争历史，具有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部文集中，收入毛泽东已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以及签发的文告上百件，为以后有关部门编辑《毛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44年1月10日，党中央在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晋察冀分局负责人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在报告和讲话中，也强调要广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同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以下简称晋察冀分局）委员、分局宣传部部长胡锡奎主持制定的《1944年宣传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第一句话便强调：“在党内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使全党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第一条又指出：“全党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指导之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与此同时，晋察冀分局也决定要编辑出版一部《毛选》。编辑计划很快制订出来并报告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及中央宣传教育部，并获王稼祥批准。

    《毛选》的具体编辑工作由晋察冀日报社主编邓拓负责。他和报社编辑人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工作，仅用三四个月就基本上完成了任务。1944年7月，首部《毛选》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终于和边区广大人民见面了。初版主要编入毛泽东从抗战以来到1944年6月间的29篇著作，约46万字，共5卷，印有精、平装两种，精装一册合订，平装分5册装订。这部《毛选》的编辑出版，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为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选》问世后，人们争相订购，从而在晋察冀边区掀起了一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初版的精、平装各2500册在两个月内即售罄。初版《毛选》虽曾于1945年3月再版过一次，但依然供不应求。晋察冀日报社曾以《边区出版史上一件大事〈毛泽东选集〉出版》为题发表消息，说：“《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边区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选集将毛泽东同志抗战以来各种名著、讲演及其他重要言论都收集进去了，并附有抗战前的几篇重要文献，因此成为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武器。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毛选》的出版系统除了晋察冀日报社版之外，尚有1945年苏中出版社版、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版、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版、1946—1949年间以单行本形式分册出版的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版等4个主要的版本系统，以满足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要求。

    二、建国初期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人民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党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系统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果的汇集，收录了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奋斗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

    为帮助各地解决实施党内理论教育的问题，195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指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党在学习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彻底纠正任何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全党全社会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1至1960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先后出版。围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党中央要求：“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对此，各地党组织纷纷推动报纸、刊物、广播电台发表评论，并结合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工作状况，组织发表感想和意见，撰写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学习心得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全党全社会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1至1960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先后出版。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有不少稿件因他没有时间审定而无法定稿。《毛选》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1950—1953年间进行的。而第四卷《毛选》则是1960年出版的。

    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号召，要求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整个的思想体系”。围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党中央要求：“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对此，各地党组织纷纷推动报纸、刊物、广播电台发表评论，并结合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工作状况，组织发表感想和意见，撰写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学习心得等。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访苏归来，在哈尔滨停留了18个小时左右，听取了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汇报，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厂，并为哈尔滨人民题词。

    在哈尔滨视察期间，毛泽东主席为哈尔滨题写了“学习”、“奋斗”、“学习马列主义”等光辉题词。在毛泽东同志“学习马列主义”题词的鼓舞下，哈尔滨市的学马列、学毛主席著作的活动普遍开展。

    在《毛选》第一卷即将出版时，各级党组织都积极准备有计划地领导党员和群众进行学习和宣传，各中央局也先后发出指示，做出学习的部署和安排。

    1951年10月，《毛选》第一卷正式出版。其中在上海发行的首日即销售3万册，打破了此前的发行记录。运到天津的《毛选》第一卷共1.2万册，当日即销售一空。武汉市当日有7家书店的12家门市部发行《毛选》第一卷，首批运到武汉的书不足两小时就卖完了，继续预约购书者达1.75万人。西安市各书店当日原计划一天中零售《毛选》第一卷5000册，结果1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并有4000多人预购。北京的发行情况更为热烈。首批《毛选》第一卷总发行量为60万册，因供不应求，故实际发行数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毛选》第二卷于1952年4月出版。其全国总印数达150万册，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分别从北京、上海、长春3处批发。沈阳市两天内就售出9089册。

    《毛选》第三卷出版于1953年4月10日。发行当天，许多地方的人们顶风雨冒大雪赶到书店购买。西安市当日下了一天雨，但新华书店陕西分店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陕西分公司还未开门时，门前就已挤满了等候购买《毛选》第三卷的读者。兰州市当天大雪纷飞，仍有大批机关干部和部队官兵一大早就等候在新华书店甘肃分店门口。

    196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选》第四卷出版发行时，虽然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但人们学习它的热情依然非常高涨。

    与此同时，《毛选》少数民族文本的出版发行工作也全面展开。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工作，《毛选》第一卷的维、哈文版单行册出版。至1952年4月10日，发行维文单行册6种，共12万册；哈文单行册4种，共2万册；蒙文单行册正在赶印之中，稍后发行。新疆分局决定在1952年内完成《毛选》维、哈、蒙文版单行册71种共108.5万册的发行工作。到1953年春，《毛选》第一卷的维文、哈文单行本出版。单行本共15分册，陆续翻译出版，已先后发行37.5万册。此后，新疆人民出版社又以3种民族文字分篇翻译《毛选》第二卷，并计划于1953年内出版单行册67种，52.45万册，其中：维文34种，45万册；哈文26种，6.75万册；蒙文7种，7000册。维文单行册34种已全部译完，并出版31种，22万册。在中共中央蒙绥分局毛泽东选集蒙文版出版委员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3月底全部出版了《毛选》第一卷蒙文单行本17分册，并已发行6.8万册。

    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学习《毛选》四卷本，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田家英在参加《毛选》编辑工作同时，还多次向机关干部和干部学校学员作学习报告，介绍和宣传《毛选》，以帮助干部理解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赵毅敏、副部长熊复，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潘梓年，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和省人委主席包尔汉，河南省长吴芝圃，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等均在报刊上发表了宣传《毛选》的文章。党的理论工作者李达、范若愚、沈志远、郑昌、艾思奇等人也在《学习》《新建设》《中国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学习《毛选》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经常刊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来信。

    群众性的各种形式的学习《毛选》的小组层出不穷。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在神州大地掀起，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建国初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主要集中在党内，但也带动了一部分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大大激发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学习毛著的热情。在《毛选》第一卷出版后，各民主党派的发言人都发表了谈话，高度赞扬毛泽东的著作，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毛著，不断改造思想。

    建国初期学习毛泽东著作承袭了延安整风时期学毛著的优点，学习毛著不强调对个别词句的记诵，而强调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及对事迹改造的指导。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全党的学习、宣传重点就转移到总路线上去了。

    三、大跃进时期全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为了帮助广大民众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发行，第一批总发行量超出62万册。在中共中央的倡导下，各界人民群众迅速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随着1952年4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的出版，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得到广泛传播。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共7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号令全党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是第一篇深入农村，被农民群众广泛学习的毛泽东著作。这篇著作的传达学习，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也为以后群众性学习毛著活动的而开展作了准备。报告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大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全面计划，加强领导。1955年下半年，全国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进行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以后，他对于人的精神面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关注。这就鼓励了一部分领导人致力于抓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性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1958年，全国群众性学毛著的高潮是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的。7月28日，《人民日报》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的情况，文章大标题是《全国理论工作空前活跃，各地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黑龙江省成立了32000多个理论学习小组，参加学习的工农群众有230多万人；辽宁省仅沈阳、旅大（今大连）、安东（今丹东）等10个市、地委建立毛著学习小组2600多个，5万多人参加学习；北京高等院校成立了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理论学习小组也达到2100多个。

    1958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志愿军领导机关集会纪念朝鲜停战五周年的一组报道，主要有《美国纸老虎并不可怕》《记住朝鲜战争》《警告侵略者不要自找死路》。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并同意的重要文献资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随即，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开始热烈的学习和讨论。11月10日，中宣部在怀仁堂举办报告会之后，各省市区对学习毛泽东这篇文献做了新的部署，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一轮高潮。

    1958年6月，团中央作出了《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在全国青年中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整风反右运动开展以后,1958年党中央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国内形势出现这样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共青团于1958年 6月 2日〜 8月 13日召开了历时 73天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一三届三中全会。

    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群众性的学“毛著”活动由此兴起。团三届三中全会关于学“毛著"的决议公布以后，各地团组织按照决议的要求，通过不同形式，组织青年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青年中迅速兴起学“毛著”、学理论的热潮。

    1958年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各级党组织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各省市按照中央有关指示作出决定，安排干部学习理论，规定以毛泽东著作作为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广东省委全委会决定在省内开展认真学习毛著运动，编印近几年来毛主席的著作，发给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学习。江苏省委号召全省干部掀起一个学习毛著的运动，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毛选》和最近几年毛主席的指示和著作。各级干部学习毛著，带动了群众学习毛著活动的开展。

    其次，解放军认真带头学习毛泽东著作。

    1958年5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5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向全军发出了学习毛著的号召。接着，解放军总政治发出通知，规定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11篇文章为军队干部的必读文章。8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人人都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把学习毛著活动从干部推广到战士，形成了全军学毛著的热潮，并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0年7月19日 总政治部批转济南军区《关于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积极组织士兵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逐步开展起来。在学习中，解放军涌现出以雷锋、王杰、南京路上好八连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

    第三，广大青年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

    青年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始于1958年。这一年，哈尔滨出现了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涌现出一批闻名全国的学习标兵如魏淑琴、王洪华、张宝驹、于清贤和先进集体，总结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理论水平，推动了全市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6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号召全国青年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 《决议》指出，开展这一学习活动，就是要求青年在工作和学习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充分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实际，以达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目的。

    《决议》公布后，各地团员青年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各地团组织也通过举办讲座、报告会，利用业余学校、红专学校的政治课，成立青年学习小组，举办读书活动等多种形式，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当年，全国约有1000万青年参加了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他们多数是共青团干部和各行各业青年中的先进分子。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报告，使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肯定。4月，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在哈尔滨联合召开“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 ，向全国推广了哈尔滨市的学习经验。毛泽东视察哈尔滨时，为松江省委题写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题词。

    1960年5月至7月，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25个省（市、区）的87个城市进行观摩学习和交流经验活动，使各地100多万人受到宣传教育。千百万名青年把毛泽东著作作为必修的教科书，从中学习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带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

     到1960年2月，全国参加学习毛泽东著活动的青年达到2000万人。各地团组织通过举办讲座、报告会、业余学校、红专学校、青年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到1960年2月，全国约有2000万青年参加了学习。

    第四，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示范效应 。

    1958年3月，求新造船厂修造车间党支部书记马仕亭等几位工人自发组织了一个业余学哲学小组，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这个小组吸引了许多产业工人，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全厂开展了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

    1958年5月19日、6月5日，《人民日报》两次报道了该厂工人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解决实际问题的事迹，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为此，许多城市的工厂开始仿效求新造船厂工人开展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活动，从而推动了全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的到来。

    四、六十年代初期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1960年，全国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第二个高潮。同1958年的高潮一样，是伴随着反右倾、新跃进的形势而展开的。

    1960年伊始，全国各主要报刊杂志都发表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月1日），《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月4日）；《文汇报》发表《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月5日）；《河南日报》发表《怎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1月12日）；《四川日报》发表《立大志 下决心 刻苦钻研毛主席的著作》；《青海日报》从1月2日开始连续发表5篇关于开展学习毛著的社论；《内蒙古日报》从1月到5月先后发表“九论”“工农兵群众学习毛著”的社论。如此强大的舆论声势，有力地推动了广大群众投身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中去。

    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得到中央的引导。中央在批复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时指出：“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在提正式的完整的口号的时候，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团中央在《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工作规划》中指出：“目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各级团委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满腔热情地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实行积极领导，全面规划。按照不同对象和不同的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使学习中的骨干分子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学习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

    为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高潮，1960年4月，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1000多人参加现场会。听取了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77 位代表所作的典型发言。  

    团中央在现场会议后，组织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历时53 天，到25 个省市区的87 个城市进行观摩学习和交流经验活动，影响很大，使各地100多万人次受到宣传教育，推动了学习活动进一步发展。

    黑龙江现场会议和观摩团的活动，在全国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推动了学习活动的进一步开展。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情也日益高涨，逐渐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青年群众性运动。

    1960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嵇文甫书名文章《河南工农群众热心学习毛主席著作》。文章中说，河南全省参加学习毛著的人数，干部和知识分子47万人，工人110余万人，农民达1248万人，学毛著人数占河南省总人口的百分之28左右。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全国参加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人数至少在一亿人以上。1960年全国总人口大约6.6亿，河南省人口约4848万。

    几年间，千百万青年把毛泽东著作看作必修的教科书。他们从中学习了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了解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们遵循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在技术革新中找到生产关键和主要环节，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中涌现出了牡丹江水泥厂、北京建筑第三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大连第二医院癌症研究小组等先进集体典型。

    这个时期的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对于引导青年为人民服务、热爱集体、踏实劳动、助人为乐等都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许多青年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后说自己得了三个宝——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表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过程中，出现了学习毛著的现场交流会、报告会、讨论会、座谈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形式。这些形式重在甲流学习经验，突破了过去封闭式的学习方式，使得学习毛著活动普遍进行横向比较，促使落后向先进看齐，学毛著活动向纵深发展。

    在此基础上，各地涌现出一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比如：坚持学毛著三年的徐桂攀（《湖北日报》1960年9月26日报道）、贺双银（《新疆日报》1960年5月18日报道）；五年坚持学毛著的童仁清（《新华日报》1960年4月11日报道）；六年不断学毛著的叶百灵（《江苏教育》杂志1960年第8期刊载）；八年坚持不懈学毛著的马炳振（《河南日报》1960年10月5日报道）、童仁彬（《江西日报》1960年7月1日报道）；九年刻苦学毛著的牛补全（《包头日报》1960年4月24日报道）；甚至还有十年如一日地学习毛著的郁善伟（《解放军报》1960年4月15日报道）、马寅行（《天津日报》1960年3月2日报道）、于福海（《四川日报》1960年6月24日报道）等等。

    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学毛著积极分子”就成为一个荣誉称号，成为青年人政治上追求进步的重要标志。 

    为使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64年5月，团中央批转陕西团省委《当前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的报告》，指出： “要求过高过急，单纯追求数字，追求形式上的一律，都会给群众增加负担，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把好事办坏”。各级团组织“必须做冷静的促进派，经常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爱护青年的积极性，把学习运动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工作的基础上”。团中央要求各地团组织在组织学习时“要区别对象，抓住重点，全面安排。”

    1965年8月，中央书记处在听取团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后，针对青年学毛泽东著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第一，组织青年学习毛著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要形成社会强制；第二，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组织指导，不要搞形式主义；第三，学习内容要宽泛，学习方法要灵活多样。

    但是，由于林彪极力推行个人崇拜，神化毛泽东，青年学习“毛著”运动也受到了干扰，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学习马列著作到学毛主席著作、学“老三篇”、学几段语录，越学越窄；联系实际也开始出现庸俗化、简单化的实用主义倾向。在组织学习中有些地方出现了社会强制、形式主义等问题。

    五、六十年代初期全国青年和革命战士再掀学习毛著热潮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麦贤得等等，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雷锋同志说：“毛主席著作好比粮食、武器、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王杰同志说：“火车离开了轨道就寸步难行，革命战士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晕头转向”。

    雷锋参加革命后，很快认识到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他把革命的理论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他说：“人不吃饭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在学习上，他不仅有明确的目的，而且还非常善于学习。在学习上，雷锋的确有一股“钻”劲。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无论用尽所有办法，甚至绞尽脑汁都要把它搞懂。如，他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总结了五步学习法：一是分析每篇文章对当时革命运动起什么作用；二是主席为什么分析这个问题；三是主席在文章中提出几个什么观点；四是主席的方法论是什么；五是联系个人写心得体会。翻开雷锋读过的《毛泽东选集》，几乎每一篇每一页都画了一些学习重点，边边角角上写着一些阅读心得或眉批。在阅读《纪念白求恩》一文时，他在书上的批注达7处之多。据统计，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共写了9本近20万字的学习心得笔记。这些是他刻苦钻研革命理论的真实记录。

    雷锋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更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学习革命理论不是走形式、做样子，简单地背诵一些词句，而是努力掌握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他在日记中深有体会地写道：“我是在1958年夏天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过学习，提高了阶级觉悟，武装了头脑，增强了本领”，“我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以后，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雷锋给自己订了个学习公式：问题——学习——实践——总结。由于他会联系生活实际，学以致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得深刻，对党的纪律执行的自觉，对自己政治上要求严格，加强了思想锻炼和改造，逐步成为一名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修养的战士。

    在1963 年团中央发起的全国青年学雷锋活动中，共青团中央注意引导青年们在全面学习雷锋精神的同时，像雷锋那样发扬“钉子”精神，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

    共青团各级组织还大力组织青年结合社会主义教育的各个步骤和青年的思想实际学习毛泽东著作，使学习活动从城市向更广阔的农村发展。团中央对学“毛著”活动中出现的社会强制、形式主义等问题保持了清醒头脑，于1964年5月批转了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当前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各级团组织“必须做冷静的促进派”“把学习运动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工作的基础上面”，组织学习时“要区别对象，抓住重点，全面安排”。

    1965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团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汇报，针对青年学“毛著”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要求坚持自愿原则，不要形成社会强制；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组织指导，不要搞形式主义；学习内容要广泛些，学习方法要灵活多样等。

    1966年4月，共青团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团对毛泽东思想要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团的全部工作，把共青团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就是共青团组织最大的政治，最高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群众性的学习政治理论的活动演变成全民性的"学红宝书"运动，造成了形式主义的大泛滥。在“无限崇拜”的狂热中，人们“天天读”、“打语录仗”，造成了可悲的结局。

    随着共青团在青年中开展的学“毛著”运动的持续发展，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间，千百万青年把毛泽东著作看做必修的教科书，以顽强的毅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中的许多人读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从中学习了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他们从毛泽东哲学著作中了解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反复试验新技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生产科研中的难关。

    这一时期的学习毛著运动，给人们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在组织青年学习理论中必须旗帜鲜明，积极引导，充分肯定广大青年在革命建设实践和个人成长道路上产生的学习理论的愿望，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和对青年的特殊意义。

    1960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提出军队要掀起学毛著高潮，并说训练、生产都不能冲击学习。1961年4月又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解放军报》要登语录。于是军报开始在头版登语录。1964年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1965年8月1日，64开本《毛主席语录》发行，每个战士一本。地方上起而效仿，1964年5月到1965年8月，军队为地方代印《语录》1200余万册。1966年12月17日，全国各报发表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到“文革”中，《语录》已正式由新华书店发行，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印刷，几乎人手一册。1971年“9•13”事件发生，《语录》热戛然而止。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百分之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主张和作法，邓小平等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六、“文革”时期毛泽东著作学习高潮达到巅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群众性的学习政治理论的活动演变成全民性的"学红宝书"运动，造成了形式主义的大泛滥。在“无限崇拜”的狂热中，人们“天天读”、“打语录仗”。

    当时的要求是，为革命而学，为工作而学。翻开那个年代的报纸，不难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比如，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生命的灵魂、力量和源泉，行动的指针，战斗的武器，革命的根本。一句话，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在1965年举行的广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上，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就要求全省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从1965年秋季开始， 广东省海南地区（今属海南省）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1966年7月15日的《海南日报》头版上，一篇题为《全海南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在海口市隆重开幕》的报道写道：“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一经发动，他们便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性的学习热潮便迅速形成。”“许多地区出现了父母子女互教、兄弟互帮，夫妻共学，全家共读的活泼的学习局面。”

    人们总结出了“三结合”的办法：结合个人思想学、结合当前工作学、结合形势政策学。此外，还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阶级感情学，要做到工作多挤不倒、文化低难不倒、有成绩夸不倒。当年的海口市郊红旗公社爱农大队还摸索出了几点经验：1.介绍学习毛著的先进经验，如一读二议三对照四行动；2.讲故事；3.谈心得，后进学先进，一浪赶一浪；4.出墙报，表扬好人好事。

    在学习的方式上有田头学、夜校学、上门辅导、家庭学、开讲用会等。而开办家庭学习班据说是海南群众摸索出来的好办法。人们认为，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家庭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就会去占领，因此，一定要在家庭中摆开斗私批修的战场。而妇女、老人和小孩参加集体学习很少，思想觉悟提高较慢，开办家庭学习班正好可以弥补其他学习方式的不足，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做到每个社员的心坎上。

    李安南当时是石屋小队队长、橡胶排排长。作为干部，他更有责任在开办家庭学习班上带个好头，以毛主席思想带领队员管好橡胶。当时几乎每晚都要集中到一起学毛著，学习时间是1小时。

    学习效果如何？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毛主席著作，威信最高，威力最大，一用就灵！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畅好公社黎族社员则用山歌《活学开心窍》来说明：

    毛主席著作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活学活用开心窍，
    永远革命斗志强。

    社员对毛主席感情深，学习劲头大，思想高度统一，工作很好做。对那些怕苦的、偷懒的社员，生产队干部就讲《纪念白求恩》，苦口婆心地劝：“你看人家白求恩，大老远地从加拿大到中国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还献出了生命，我们还怕什么苦呢！”干活时有点累了，就让大家想想愚公；对于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就讲讲《为人民服务》。

    海南的学习活动，只是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一运动中，树立典型、举行报告会、开展群众性学习活动等是常用的宣传推广方式。运动高潮期，几乎人手一册刊登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

    1975年1月，39岁的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和陈永贵、吴桂贤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孙健1951年进入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由于工作踏实肯干，逐步当上了厂党委书记。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中，孙健凭一篇题为《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的讲稿受到市领导的重视，被提拔为分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当时，中央要在天津选一位抓经济的副总理，孙健正巧被选上。

    《毛主席语录》的封面大多选用的是红色塑料皮，因此大家又习惯地把它称为“红宝书”。据有关档案资料介绍，仅“文革”开始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里，男女老幼人均达到了1册半。一本书的印数、版本如此之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创造了图书出版史上的奇迹。

    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毛主席语录》出版，此后中国的“红宝书”开始走向海外读者。到1969年中期，在60个国家和地区里，有用70种文字翻译出版的1100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此时《毛主席语录》已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据《人民日报》载文统计，该书在短短三年中，已“在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里，有分别用英、法、西班牙、德、意、希腊、丹麦、荷兰、挪威、冰岛、芬兰、阿拉伯、老挝、希伯来等二十五种文字出版的五十一种版本”。

    从现有的档案资料看，上世纪60年代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语录》举得最高，万岁喊得最响。可是，他隐藏的祸心也最毒。当他的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后，就妄图谋害毛泽东。人们形容林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1960年9月，已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全军发出号召，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他还说，在处理训练、生产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关系上，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形成的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内容的决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掀起的，《毛主席语录》又是在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应运而生的。

    到了1961年4月，林彪更明确地指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泽东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林彪对《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语录非常满意，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给予了充分肯定。1962年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做法。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对军报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同样投以赞许的目光。

    部队对《解放军报》的举措更是拍手欢迎，连连叫好。许多干部战士自觉把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汇集成册；有的战士甚至买来小本子天天抄录，自制成语录本随身携带；基层连队用木质材料制成语录牌，无论是训练还是劳动，走到哪带到哪。营房里、训练场上、工地上，到处都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七、军事院校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高潮

    张震将军非常崇敬毛泽东，几十年来一直跟着毛泽东他老人家戎马疆场、南征北战，他研读毛泽东著作，从毛泽东著述中汲取营养，时刻以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

    1945年12月起，张震历任纵队司令员、兵团参谋长、野战军参谋长、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成为人民军队的著名智囊。在此期间，他一直爱看毛泽东著作，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论著，从中领略和学习毛泽东的智慧。

    1954年11月，张震申请到刘伯承在南京创建的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9月，张震毕业留校担任了副院长。按照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分工，张震主要负责教学。从1958年初开始，学院党委把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列为学院的首要课程。他抽调了十四五名精干人员，在合同战术教研室组建了一个毛泽东军事思想教学组。很快，全院掀起了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高潮。

    1958年5月9日，张震登台讲授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了更有把握，他将5万多字的《学习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稿打印出来，呈送毛泽东、刘伯承审查。与此同时，他还将讲稿送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审查。

    1958年底，学院将张震的讲稿作为“未定稿”铅印成册。为纪念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20周年，学院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张震在会上作了题为《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发言。会后，张震又在文字上作了些整理，形成一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得知后，将它印成小册子，公开出版发行。

    1960年12月，为了更好地在教学中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学院党委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委员会，由对毛泽东著作颇有研究的张震担任主任，副院长张藩、训练部副部长余伯由、政治部副主任窦洪年担任副主任。

    毛泽东思想研究委员会成立后，张震即对1961年全院学习毛泽东著作做出了部署。在指导思想上，他明确“毛泽东思想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们教学的方针，一切军政教学都要以毛主席著作为内容，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在学习内容上，他要求全院人员“要认真读毛主席的原著，根据学习的重点与要求，有的要通读，有的可以选读，有的可一般地读，有的要精读”，并且根据学制长短和工作需要，对学员、在职干部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主要是自学，辅之以教员必要的指导”。在组织领导上，他确定全院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由训练部、政治部统一负责，前者侧重于学员，后者侧重于机关干部。

    在张震心目中，毛泽东著作成为他开展工作、办校治学的重要思想宝库。1967年5月，张震受到的批斗逐步升级，小会质问，大会批判，“帽子”一顶又一顶，“罪状”一条又一条，几经归纳，第一条“罪状”竟然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造反派大放厥词，“说我关于学习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辅导讲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贩卖私货。”

    面对横逆之来，张震绝不屈服：“我明确告诉造反派：我的讲稿，缺点、错误可能不少，但说它‘打着红旗反红旗’，完全是颠倒是非，根本不能接受。”

    1992年10月，张震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为人民军队拼搏了整整5年；其间，他仍然时时研读毛泽东著作，不断从中汲取工作灵感……

    八、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当年林彪硬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件好事异化成狂热的个人崇拜，而他自己乘机篡权。而邓小平却因坚持实事求是遭毛主席一批再批，到主席去世前一年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主席去世后，邓却力主搞一个《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指出决议的关键是要肯定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宁可不搞。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即“四人帮”）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１０月６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契机。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5日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第五卷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8年的一些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文章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说成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

    1977年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