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有关卡尔逊（摘选）：

    1938年6月底，卡尔逊第二次到华北，由刘白羽领队、欧阳山尊当翻译、汪洋担任摄影师的5人小组奉毛泽东之命陪同他远征。汪洋出发前领了几个胶卷。聂荣臻盛情接待了老朋友。

    42岁的卡尔逊身材高大，手托着硕大的烟斗，穿一套帆布短外衣，衣服有很多口袋，放着《圣经》、地图、笔记本、笔、烟、药及口香糖，脚穿一双厚厚的翻毛皮鞋，肩上背一架照相机，背上一个很重的行李包。卡尔逊吹一手好口琴，大战时流行的进行曲、陆战队队歌，他最喜欢吹的是《游击队之歌》。

    埃文思·福·卡尔逊1896年出生于美国，1915年进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曾任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洲温泉公寓的卫队副官，他与罗斯福私交甚密。1937年7月他受罗斯福委托，第三次来中国，将中国战场的一切情况直接写信报告总统。卡尔逊到过延安，到过八路军总部，是到华北敌后对八路军进行实地考察的第一个外国军人。1938年1月底卡尔逊第一次到晋察冀边区，周立波全程当翻译。

    沙飞的照相机记录了卡尔逊两次在晋察冀边区的活动。每次有重要客人、重要活动，沙飞都参加并拍摄。

    卡尔逊1940年在纽约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卡尔逊华北之行的报告，现全部保存在纽约罗斯福博物馆，有关照片大多丢失了，只有沙飞拍摄的他第一次到访晋察冀边区的部分照片存留。

    沙飞拍摄的照片：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访问晋察冀边区。1938

聂荣臻（前排右1）、周立波（后排左1）陪同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出阜平县政府到军区司令部。1938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访问边区，右为聂荣臻。1938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访问边区，聂荣臻与卡尔逊交谈，周立波（左1）翻译。1938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在阜平西庄村向八路军演讲，周立波（中）翻译。1938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在阜平西庄村向八路军演讲，周立波（左）翻译。1938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在阜平西庄村与军区首长在一起，左1孙毅、左3聂荣臻。1938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访问边区。1938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遵照罗斯福总统指示，组织海军陆战队突击队，他自已的儿子和罗斯福的儿子都参加了这支突击队, 他们成功地运用八路军游击战的经验，在太平洋的梅金岛、瓜达尔岛一举击败了日軍，名震全美国。卡尔逊获海军十字勋章。1947年5月卡尔逊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尽管卡尔逊早逝，但人们没有忘记他。

    笔者曾采访前辈汪洋、刘白羽、欧阳山尊，他们都终生难忘1938年陪同卡尔逊的华北之行。

    1946年，卡尔逊病危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介绍年轻的医生查尔斯·格罗斯曼负责医治卡尔逊，他还带去了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问候，这位黑人歌王是卡尔逊的挚友。格罗斯曼未能从死神手里将卡尔逊拉回来，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74年格罗斯曼大夫成立了“埃文思·卡尔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社”。他和夫人自1974年起，每年以“卡尔逊之友”名义组团访问中国，在美中人民之间传播卡尔逊的事迹，促进美中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1986年后，他每次到中国，都与欧阳山尊、刘白羽、汪洋聚会，马海德的遗孀苏菲也参加。格罗斯曼大夫将20多年组团访华取得的成果编辑成书《埃文思·卡尔逊的传世友情》。

    1988年，欧阳山尊、刘白羽、汪洋于陪同卡尔逊遍历华北游击区50周年之际应邀访问美国。

    1995年，欧阳山尊及夫人前往美国参加卡尔逊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

    2002年7月卡尔逊的孙女凯瑞和丈夫约翰•洛文第一次到访中国。凯瑞·卡尔逊. 拉夫没有见过爷爷，年轻时忙于工作、生活，2002年爷爷卡尔逊开始在她的梦中出现，过了一段半夜两点即醒的日子后，她的丈夫拉夫先生说：“去做些什么吧，让我们俩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可以睡觉。”他们在北京看望了刘白羽、欧阳山尊等，到访卡尔逊曾经去过的西安、延安、太原、太行山和五台山一带。凯瑞从祖父的日记中知道他很疼汪洋，遗憾的是汪洋已经去世了；卡尔逊曾经认与自己儿子同龄的汪洋为干儿子；临别前，卡尔逊把自己最喜欢的大烟斗送给汪洋。此行作为摄影师的汪洋拍摄了很多照片，带回延安后，毛泽东看了照片，提笔写了几个字：“华北还是我们的”，其中200多幅照片在延安展览。汪洋将这批照片、底片及题词，交给孙维世的母亲任锐保管；1949年4月任锐在天津去世，像册杳无踪迹。

陪同卡尔逊到华北考察的5个战友：欧阳山尊、刘白羽、金肇野、林彬、汪洋（左起），1938年5月21日 卡尔逊摄于榆林塞外镇北台

    2003年凯瑞带着她的儿子本杰明来中国。他们看望了百岁老人吕正操将军等人。

    欧阳山尊1938年7月10日日记：我与卡尔逊和吕正操司令谈话，内容完全是军事的。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去阅兵，有四百多人队伍，非常整齐。阅兵完毕，马上赴群众大会，五六千人参加。卡尔逊演讲，我为他翻译，喉咙都喊哑了，由供给部长熊大正同志来代我，他喉咙也干了，我又接着干。（熊大正1913—1939原名熊大缜，江西省南昌人。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1938年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吕正操回忆录：“熊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装备了部队。为解决部队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他动员了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炸毁日寇火车。同时他还为部队购买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熊大正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夏熊大正被诬为特务，被锄奸部逮捕秘密处死。1980年代，其亲友、同学，尤其是钱伟长先生、吕正操将军等多次提出为其平反。1986年河北省委作出《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

    这次，凯瑞与儿子专门见了沙飞的长女王笑利。她送给王笑利几张卡尔逊的照片，其中五张是卡尔逊第一次到访晋察冀边区时沙飞拍摄的照片，原版照片在罗斯福图书馆。凯瑞说，有许多照片及书信，都收藏在家中，我们会整理、出版。

左起：沙飞长女王笑利、卡尔逊孙女凯瑞及其儿子 2003年8月

凯瑞送给王笑利的卡尔逊的照片

    2004年卡伦带了她所在的福曼大学20多人来中国，到了延安等地方，他们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习了三个月。

    2005年8月底，92岁的查尔斯•格罗斯曼大夫及女婿，埃文思•卡尔逊之儿媳、85岁的珍妮和卡尔逊的孙女凯瑞•洛文应邀来中国参加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那年凯瑞的父亲因病逝世，他始终未能实现访华的夙愿。刘白羽在凯瑞和她母亲来北京前几天逝世,她们到他家中吊唁。

    2006年10月，美国南卡大学托马斯·库珀图书馆、南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卡尔逊的后人在南卡举行纪念卡尔逊诞辰110周年活动。欧阳山尊、刘白羽之女刘丹写了贺信，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派代表团出席；在美国工作、生活的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汪洋的孙子汪云，吕正操的孙子吕珂参加活动。纪念会展出了卡尔逊的许多珍贵文物。南卡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介绍了他名为“卡尔逊和罗斯福，美国和中国1937-1941”论文。另一位教授介绍了他名为“最后的战斗，卡尔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1945-1947”。周仰之与凯瑞是第一次见面，她们商量着要把各自祖父有关那52天的日记对照起来看及怎样找到他们的合照……

    2009年6月，凯瑞·卡尔逊·洛文再次到中国，同行的有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她们与四位“卡尔逊突击队”队员——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老兵，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兵超过100岁，重走了1937年她们的祖父共同走过的路；途中，美国老兵与中国老兵见面时，他们对素昧平生的老八路，开口闭口都称老师。六十年前，他们所在的卡尔逊突击队采用八路军的游击战，炼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段传奇。这次的线路和行程安排，参照了凯瑞和周仰之带来的各自祖父写的战地日记，两本日记记录了一段战地历程，见证了反法西斯战争中一段中美友谊的佳话。

    中、美反法西斯战士的孙女，从美国出发，到中国寻找祖父抗战烽火中共同走过的路，同行的还有白发苍苍的二战美国老兵——太牛了！

周立波之孙女周仰之和卡尔逊之孙女凯瑞在山西。2009.6  （周仰之提供）

与周立波之孙女周仰之、卡尔逊之孙女凯瑞一起到山西的三位美国老兵，左一、左二两位老人如今已仙逝。2009.6于山西  （周仰之提供）

中美反法西斯老战士及后代大合影。老八路（中坐者）、美国老兵——卡尔逊突击队队员、凯瑞（左1，卡尔逊之孙女）、周仰之（右2，周立波之孙女）、吕彤羽（右1，吕正操之子）、舒暲（后排右3，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2009.6 于山西 （周仰之提供）

    2000年，笔者看望欧阳山尊老人，他赠送《中国之友卡尔逊》（已捐广东美术馆）。该书封面照片沙飞拍摄，收录了卡尔逊致罗斯福总统17封信，致斯诺3封信，罗斯福总统致卡尔逊3封信，刘白羽、欧阳山尊等人文章，及欧阳山尊“三月日记——陪同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等。

    《中国之友卡尔逊》收录了卡尔逊与贺龙、萧克、周士弟及五个“中国小伙子”合影的照片，及欧阳山尊单人照。钢笔字为欧阳山尊所写。还有沙飞拍摄的两张照片及其它照片。

    附：

    一、卡尔逊致罗斯福总统信摘选

    1937年9月11日（于中国上海美国俱乐部）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人的精诚团结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我对中国事务的十年观察了解中，还从没有看到像现在这样，所有著名的中国人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携手一致，同仇敌忾……我认为，在中日之间完全没有早早进行妥协的可能性，中国已决心战斗到底。我想，日本人现在也认识到了这个事实。日本人完全低估了中国人的勇气。

    1937年11月29日（从南京到汉口的船上）

    在我的旅程中，我还没发现一个中国人感到中国应该停止抵抗，所有的阶层都尝到了各种艰辛。委员长表现出继续抵抗的坚强决心，孙夫人则是人们力量的源泉。
    中国军队最需要的就是加强组织性和参谋工作。作为战士，中国士兵要比日本军人强大。但其参谋工作却相当落后。

    1937年12月24日（山西某地八路军中）

    我还花了一天时间拜访八路军的敌工部部长。敌工部存有上百件缴获的日军文件。其中包括许多军官与士兵的私人日记；日军参谋本部在华北战役开始时对形势的评估；给进军华北部队的宣传材料；以及各部队的组织结构、后勤单位、情报机构的材料等等。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已译成中文，送到部队首长处加以研究，而我却得了它们的副本。一旦我离开这里，我将把它们附在我的报告中。我已经把在这里考察所得到的最突出印象寄给了约翰逊大使。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同盟者，一种密切的伙伴式的情感应该得到鼓励和弘扬。

    （卡尔逊在华期间给白宫写的报告，以书信形式寄回，收信者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玛格丽特·雷汉德。秘书曾回信:总统觉得你写的信很有趣，希望你继续写。有几封信已经丢失，在罗斯福图书馆保存着17封信（部分信在美国写的）。卡尔逊给罗斯福写过一份30页的报告，现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二.佛教圣地观光记  卡尔逊

    在延安，我曾在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理查布朗大夫的窑洞住过一夜，他们先我几天到这儿，在一家距此二十英里的医院工作。聂通知他们我来到了，第二天，布朗大夫前来拜访，白求恩由于一个截了下肢的病人情况危急没能来。   

    理查德·布朗大夫是一位具有社会意识、有强烈的意愿去解除人的苦难的人。他在归德(今河南商邱)听到关于在五台进行的社会试验的传闻，就请假前来，志愿为八路军服务。他抛弃了舒适生活，通晓中国话，了解中国人民，医务熟练，他可以为这支被孤立的军队的数千名伤兵作出无以估量的贡献。

    他来的那天，聂提议我们到华北的佛教圣地，五台地区驰名的寺庙去观光。一个附加的吸引力，是他答应在途中到五台军事学院去访问。   

    我们一行人愉快地骑马跑了十五英里。同行的有聂（荣臻），宋（劭文）省长、布朗大夫，四个小伙子和几个参谋人员。六月末阳光灿烂的一天，我们骑马走在松林覆盖的，两边小山之间沐着日光的山谷里，似乎远离了战争、死亡和破坏。    ’

    不一刻，我们来到这条小路的转弯处，军校的学生们进入了眼帘。他们排成两行，队伍延伸到我们视力所及的那一边。聂和我下马检阅了队伍，司令官孙毅陪同检阅。

    学生有七百人，都是从山西、河北的一些大学来的，也有从地部队的干部中派来的，他们正在完成为期四个月的课程。我们沿着笔直的、穿着蓝色的制服、每人持一支来复枪和全副野战装备的队列前慢慢走过时，学生们结实的体魄，脸上的机敏和智慧，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四个月来他们每天最少用二个小时爬山，像钉子一样结实。 

    检阅完，我们看着他们排成三列纵队走向他们的营房，愉快的行军进行曲的歌声震响了村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热情忠实、自我约束，受过合作原则的教育，充满了以自我牺牲的榜样率领人民前进的志愿。

    在抵达寺庙区域之前，我们又停下来参观当地制造的手榴弹和自动步枪。手榴弹是土豆捣碎机型的，似乎在中国军队里是标准的，同德国或捷克斯落伐克的制品同样有效力。自动步枪是与柯尔特式自动事枪同型的，又重又笨拙。当地的金属材料质量不好，比用好钢更费料。步枪的有效射程是一百五十米，对山区的游击队来说是足够了。

    进了寺庙的山谷好像入了美妙的仙境，奇异精巧的中亚细亚建筑层层嵌在山坡的两侧或山顶上。朱红色的墙和屋顶上绿色、黄色的瓦给景色增添了光辉。这儿不但有佛教寺院，也有蒙古和西藏的喇嘛的神殿。

    我们走近像鸟巢一样筑在山谷的村庄时，人民团体在整队。聂显然把我们的来访通知了寺院主持和和尚，他们已准备了接待。

    其后几小时完全是异国情调。我们参观一个又一个庙宇，直到我已记不清数目了。在每一处，庙里的乐师们穿着绿色、褐色和黄色的长袍，伴着哀伤的曲调，迈着有序的步子，面对着坐在当中的主持或和尚吹奏怪异的像风笛一样的乐器。这里有茶和甜食，有时是一顿正餐。这一天我们吃了六顿饭，我真希望这些能分开在我5个月的旅程中吃。   

    我们登上一百零八级的菩萨顶寺庙，达到了高潮，受到了大喇嘛阿旺亦喜的欢迎。他穿着一件鲜艳的橙色长袍，外罩刺绣的丝绸橘色短上衣，还戴着一顶圆形无边便帽，他手里拿着一串木制的光滑的、圆的念珠，在迎接我们时，手里拨弄着珠子。他是西藏人，矮个子，宽额头，古铜色皮肤。他不会说汉语，是新近从拉萨来的。他招手示意我们随他到会客室，围坐在一张圆桌周围，穿褐色长袍和绿色短外衣的侍从端来了食物。   

    谈话的翻译次数是奇特的。欧阳（山尊）将我的话译成汉语，好在大喇嘛的近侍中有一个会讲汉话也会讲蒙古话，后者把蒙古语翻译给另一个能说藏语的人，再由他译给大喇嘛听。大喇嘛的答话也要经过同样麻烦的翻译过程。望着翻译者的脸面，注意各种语言的发音和不同的音调是挺有趣的。汉语是这四种语言中最好听的。

    谈话大半是些客套，但大喇嘛发表了这样的有意义的意见，他说，“西藏和蒙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和蒙古人应该和汉人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事实上，五台的喇嘛组成了“蒙古和西藏的自卫团”，以各村的自卫团为模子，甚至佛教徒也有救国会，虽然他们信仰的教义使他们不能参与战斗。   

    我们告辞出来，绕道下山，途中在罗堠寺停下来，观看一个人造的巨大的、开放的荷花的花瓣和叶子。和尚一声令下，里面出现了一座受尊敬的观音，地板下有一种机械动作的装置，其效果是戏剧性的，无疑深深地感动了信徒。   

    我们抵达活佛的家镇海寺时，天色已晚，就在那里过夜。

    接待我们的住持说，此时活佛不在这里，在汉口。

    活佛曾在国外广泛地旅行，他必是一位有文化和艺术修养的人，他的宫殿似的家里，不仅藏有来自中国和蒙古的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欧洲画廊的油画，室内陈设兼有东方和西洋款式，优美的花圃装饰着层层梯形地，寺庙后的一条幽谷里有一个荷花池，大朵粉红色和淡紫色的荷花似乎有些矫揉造作。

    活佛也是个讲实际的人，这所建筑物有暖气——大概方圆几百英里之内，它是唯一有这种设备的。

    我们对这里的豪华表示公开的惊讶时，聂和宋出声地笑了。我们到达以前，他们小心地向我们保密，我们的反应使他们像两个孩子似地开心。

    那夜，我们睡在铺着上等席子的炕上，盖着凫绒毛的被子和开司米的被单。外边，微风吹过松树林沙沙作响。这可能是战争吗？

    第二天回程，我们在一个有十三名日本俘虏的小村庄停留。人们微笑着告诉我们说这些日本“客人”正在做功课。在一个向阳的院子里，他们各自坐在临时的桌子后面的小凳上。院子的一头，一个中国军人站在黑板前，用日语对他们讲话。人们告诉我，讲的是合作社会的基础理论。他们做笔记，表现很有兴趣。所有的人都显得健康，吃得很好，都是兴致勃勃的，有两个军官，其余都是士兵。周围没有卫兵，显然他们没有被严格管制。

    我们返回时，白求恩大夫正在司令部。他身材高大，瘦削，头发和胡子灰白，看起来很疲乏。由于他首创了在战地输血，使得他在西班牙享有盛名。我曾经听说他脾气很大，假如是真的，大概是由于他那无穷的精力和要干事的欲望。我的印象他是个有大勇、有深刻信念的人。

    虽然他曾随身带来大量的医药品，但已经快要用完，他急着要搞到更多的，他给我开了一个单子，后来我转交给了在汉口的国际红十字会。

    他对我说：“我觉得我一生的使命是在这里，这个地区有两万伤兵，分散在七所医院中。我打算巡视每一所医院，帮助建立可能的、最好的治疗方法。然后，我要组织一所战地医院，在主要的战役中跟随军队。"

    诺尔曼·白求恩忠实地履行了他的使命。十八个月后，他在这个地区牺牲了，因为缺乏那时他是如此关切地要为军队搞到的药品。

    (选自《中国的双星》中文版 封面照片沙飞拍摄)

    三.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思·福·卡尔逊（摘选）  刘白羽

    大西洋上吹来一日豪雨，把华盛顿的天空洗得纤尘不染，晶莹澄碧。

    当我站在阿灵顿公墓埃文思·福·卡尔逊将军墓碑之前的时候，一片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一滴泪水却静静地流向我的心底。

    50年，半个世纪，人生能经历几个半世纪？可是这50年对我来说，它是那样的遥远，又是那样的亲近，它闪着和蔼的笑脸，又亮着严峻的眼睛，历史，往往就是如此无情而又如此多情的，而我终于走过了这漫长的世纪，从战争走向和平，从仇恨走向友谊，从中国走到美国。到我想到卡尔逊时，我的心灵的钟声不得不从50年前滴答滴答地响起，那时1938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是的，人生中一个重大事件，往往就这样轻易决定了。于是，被卡尔逊叫做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林杉）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这个朴实而又聪慧的美国人曾经怎样用疑问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几个陌生人，而且问 ：“你们一天能走30公里吗？”但是，在后来的从5月到8月的80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卡尔逊在晋西北会见贺龙、肖克，在晋察冀会见了聂荣臻、彭真、但真正震撼卡尔逊心灵，并给了他深刻启示的，也许要算在南宫与徐向前、宋任穷会见后，同邓小平同志那次雨中长谈。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 曾有专门记叙：“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灵敏。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八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后第一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定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后来，卡尔逊弄清楚美国确实把大量废铁出售给日本，日本用来制造枪炮炸弹。这吞噬中国人民的鲜血与生命的废铁，毫无疑问深深刺痛了卡尔逊，他不知怎样能为自己祖国辩解。

    林山因为脚伤留在晋西北，金肇野也留在晋察冀工作了。我和欧阳山尊、汪洋，一直陪同卡尔逊，艰苦跋涉，冒着生命危险，到达郑州。我们的长征终于结束，我们要在这儿分手了。卡尔逊搭火车去武汉，我们送他上了车厢。当火车慢慢开动时，我们三个人站在月台上，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和卡尔逊一路之上，经常由他吹口琴伴奏，由我们高唱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时，卡尔逊流下了眼泪，我们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战争的生活，像电影画面一样迅速旋转而过。我回到延安，收到过卡尔逊一封信和他送给我的一支漂亮的美国烟斗，但从此以后，人海茫茫，音讯渺然了。

    谁知半个世纪以后，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生活，生活是充满多少偶然的机遇呀！1986年，一个瘦长身材，白发盈额的美国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查尔斯·格罗斯曼医生。他多次到中国来，寻找被卡尔逊称为五个“小伙子”的人。可是在十亿人口中间，只凭着卡尔逊书上记下的我们的姓名来找人，那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他只有凭籍印在《中国的双星》扉页上卡尔逊拍摄的五个人的照片来寻找。据说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位同志从照片上辨认出我来。于是格罗斯曼通过对外友协找到了我们。

《中国的双星》英文版原版封面

《中国的双星》原版扉页

    在如此大的宇宙之中，卡尔逊这一根断了的线一下又连接起来。尽管使我们深为悲恸的是卡尔逊已于1947年与世长辞了，但卡尔逊的精神还活在我们心中。50年前种下的友谊火种，我们难道不应当使它熊熊燃烧起来吗！？于是以卡尔逊夫人蓓姬·埃而伍德为名誉主席、以查尔斯·格罗斯曼为主席的“埃文思·福·卡尔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社”，邀请我们于陪同卡尔逊遍历华北游击区50周年之际访问美国。在波特兰一次盛大宴会上，我讲道：“格罗斯曼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但对我们来讲他是一个杰出的考古学家，是他把我们像古物一样从生活的土壤里发掘出来了！”在那充满友情的宴会上，欧阳山尊、汪洋和我三个七十几岁的“小伙子”又一次放声高歌起和卡尔逊最后告别时唱过的《游击队之歌》来。在那一瞬间，我看到无数发亮的笑脸，也看到无数湿润的眼睛。我们用忠挚而炽热的心来怀念那个穿过硝烟战火，穿过人生坎坷，永远在人们灵魂中毅然前进的卡尔逊。

    卡尔逊，在当年那次战地行程中，经常吸着烟斗，凝注着那双碧蓝眼睛，深沉思考的人，是什么人呢？

    这得从罗斯福总统谈起，当时，他受罗斯福的委托，到中国进行考察。他可以把他所了解的第一手材料，送到白宫，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审阅。据说华北之行的报告，现在还保存在纽约的罗斯福博物馆里。我认为，正是在远东，卡尔逊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崇高的品质。他把美国的求实精神与远大战略眼光结合起来，使他大大超越了一个军人思考的范围，而成为一个思想家、预言家。我这里讲他两次对全球命运的预言，来说明卡尔逊的英明之处。

    卡尔逊回到美国，他预言：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和美国决战。珍珠港的惨痛，震撼了整个美国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卡尔逊受命组成了一支海上游击队——“卡尔逊突击队”，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军事民主，最主要的要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为什么而战的自觉性。卡尔逊率领他的突击队，乘潜艇深入敌后，在所罗门群岛岛屿丛中，梅金岛一战全歼日军3000余人。这个胜利消息一下传遍美国，美国人心为之一振。《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者论坛报》都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新闻，刊登卡尔逊照片，罗斯福总统夫人也在《时代》周刊写文章，表达万分感谢的心情。这一来，卡尔逊成为美国的——当然也是反法西斯的英雄。卡尔逊以伟大的实际行动，证实了他伟大的预言。

    另外一个预言，就是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访问了海伦·斯诺（斯诺前夫人）。海伦说，1946年，卡尔逊揩夫人蓓姬到这里来，与斯诺（卡尔逊与斯诺是在上海老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里结识下的老朋友）和海伦四个人谈了两天两夜，还吃了一只大火鸡。我问她：“你们谈到中国吗？”海伦笑着回答：“除了中国什么都没有谈。”当时，卡尔逊认为无论打还是不打内战，中国问题不久总会得到解决，不是建立联合政府，就是中共取得胜利。

    我们曾去拜访了卡尔逊夫人蓓姬。她跟我们滔滔不绝地谈着卡尔逊的生活往事，她说卡尔逊在塞班岛负伤住医院，罗斯福还专门到医院看望卡尔逊。罗斯福问他：“你愿意做什么？”卡尔逊回答：“我要到乡村退休。”罗斯福说：“我也想像你一样退休乡间，不过，我希望战后你继续到中国去做你的工作。”谁料不幸的是一周后罗斯福总统逝世了，而隔两年卡尔逊也溘然长逝了。但我从罗斯福1944年3月2日给卡尔逊信中读到很重要的一段话：“关于中国，特别是关于华北部分，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段过渡时期，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劝阻中国领导人不要对八路军的领袖们采取更激烈的反对活动，但这似乎使委员长很为难。然而，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需要你回到那儿去。”蓓姬特别告诉我们，他跟她谈了我们在华北游击区的情况，他认为那一段生活打开了他的心扉，决定了他的道路。蓓姬说：卡尔逊病中还经常谈到中国，担心中国的前途。

    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向卡尔逊墓碑献花后，我发表了讲话，我说：“我们是50年前生死与共的朋友，50年之后我们来到你的墓地表达我们怀念之情，我们可以告慰你的神灵，你的希望已经实现了，卡尔逊精神将永留人间。”

    写于1988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