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下矿井

    安源煤矿的总平巷，建造于1898年，是经历百年沧桑、闻名天下的井口。安源工运的烈焰就是从这里爆发迸射，光耀于中国革命历史画卷的。

    1921年秋天，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的毛泽东以走亲访友的名义来到安源，实地考察工人运动，住在他父亲的好友毛紫云家中。毛紫云是安源煤矿甲段段长。住下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要到井下去看一看，毛紫云开始不同意，担心井下不安全。但经不住毛泽东的坚持，找来了为井下挑水的工人张竹林陪同毛泽东前往。

    一个清晨，毛泽东在张竹林的陪同下，从总平巷井口深一脚浅一脚下到低矮潮湿的工作面。昏暗的油灯下，只见几个全身黑乎乎的工人正挥舞着岩尖奋力地挖煤。张竹林忙上前向大家介绍：“大家歇会吧，这位是毛段长的客人，湖南来的教书先生毛润之。”“毛先生？”工人们用惊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两个湖南籍的工人悄悄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先生下矿井的，还是从湖南来的呢。”

    毛泽东微笑着上前向他们打招呼：“你们也是湖南人吧？那咱们可是老乡啦。”这位先生怎么和工头不一样呢？他不但平易近人，还主动和炭古佬打招呼、称老乡，这可是从来都没有的新鲜事。于是工人们纷纷围拢过去，和毛先生拉起家常来。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们一天要干多长时间，有多少工钱，能不能养家糊口。看着毛泽东和蔼可亲的面容，听着他关切入微的话语，工人们放下了拘谨和胆怯,都围坐在他的身旁，倾吐心底的忧苦。

    一位老工人向毛泽东说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故事：“那是一次瓦斯爆炸引起的大火，矿主老爷只顾救井，不管工人的死活，竟下令封闭井口，将许多工人关在井下，那些工人被活活地烧死了。第二年井口一拆开，井下到处是白骨，那场景真是惨啊！”

    另一位工人长叹一口气，无奈地说：“唉，只怪自己命苦呀！”“不！”毛泽东站了起来，用坚定的语气对大家说：“我们受苦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资本家、工头压迫剥削的结果。大家工作这么累，生活这么苦，一定得想个办法。”工友们急迫万分地说：“毛先生，毛先生，那你快给咱们想个办法，给咱们指条活路吧！”望着一双双渴求解放、追求幸福的眼睛，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了工人的手，说：“那全靠我们自己团结的力量。”“团结？”工人们的眼里满是迷惑的神情。“对，团结”，毛泽东一边说，一边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子打比方，“你们看，一块小石子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很多小石子凝结在一起就不容易搬动了。我们工人不团结就好比一盘散沙，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工友的心灵，大家议论纷纷，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冉冉欲升的自由曙光，刹那间一颗颗心紧紧地贴拢在一起。毛泽东深入到矿井深处、工人住地，在安源大山深处，点燃了积蓄已久、喷薄而发的革命焰火。

俱乐部里的“特别会议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罢工胜利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地处安源镇半边街广场，分为前后两栋，前栋是俱乐部的办公场所，后栋是讲演厅。这栋仿照莫斯科大剧院形式建造的四层轿顶式讲演厅，是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是上世纪20年代，产业工人中建造最早、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工会大厦，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安源开展的廉政建设工作实践。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在团结、组织、带领和管理工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处于幼年期的俱乐部在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干部教育、经济管理等方面都缺乏必要经验，致使工作秩序和经济管理一度出现混乱。特别是俱乐部少数干部开始萌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脱离工人群众，使得工人对俱乐部少数干部的习气和作风颇有微词。对此，以代理总主任刘少奇为首的俱乐部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923年8月，俱乐部主任团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针对当前存在的种种思想和作风问题，开展了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少奇首先发言：“最近我们有些干部产生了官僚作风，做事散漫，对工友漠不关心，对自己要求不严，没有权利心里就十分不快活，这样下去俱乐部会垮掉的。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开诚布公检讨自己，帮助别人改正错误。”“我没什么可说的”，窿内主任余江涛不屑地说，“我工作这么努力，还有错？”刘少奇望了他一眼，说：“江涛同志，话可不能这样说，难道工作努力就不会出错吗？我们主任团成员如果不带头反省，又怎么能教育干部，让工人信服呢？”说得余江涛低头沉思了起来。刘少奇接着诚恳地说：“我先作个自我批评吧，我做事过于谨慎，不够全面，今年对一些事务的处理也有不当，让部分工友产生了误会，以后呀，我要加强与工友的沟通交流。”“江涛，我给你提个意见，你刚才的态度不对，我们放低姿态不就可以听进去更多的话么？”余江涛听了点头称是：“是啊，我有时对工友的态度不够亲切友好，经常板着脸孔，以后一定要改正。”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将真诚的心意吐露了出来。随后不久，俱乐部对内部的机制进行了第二次改组，对各部门进行了整顿，健全俱乐部总章等规章制度，制定具体的办事细则，堵塞可能出现的漏洞。俱乐部采取的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在短时间内有效遏制了不良风气和不端行为的蔓延，使得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有了普遍提高。

    为了给工人提供一处适合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决定建造讲演厅。为了确保施工过程中的科学决策和对工程质量、资金支出的有效监督，代表会推选出了21人组成建筑委员会，由路局主任朱少连担任委员长，下设采办处、庶务处、会计处、工程处等机构，明确了办事界限和手续。1923年10月18日讲演厅破土动工，次年5月1日正式落成。施工过程中，朱少连定期报告工程进度、资金使用情况等，竣工时又对整个工程的各项开支逐项公布。讲演厅的建设完全遵循了刘少奇对俱乐部工作整顿治理的规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安源开展廉政建设工作的实际体现。

夜校——工人的“启明星”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夜校旧址（外景）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夜校旧址（内景）

    在安源镇老后街五福斋巷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这就是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旧址。看上去它是那么普通，但它却见证了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烽火岁月。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仿佛还能看见教室里熠熠闪亮的灯光，并被它紧紧吸引；我们仿佛还能听到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并被它深深震撼。

    1921年12月，李立三受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委派，来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为了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李立三于1922年1月创办了第一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因为工人白天要做工，晚上才能来听课，所以又称之为夜校。夜校的教室设在二楼，楼梯没有栏杆，只有一根绳子做扶手；教室里摆放着临时挪借的桌凳，新旧不一，参差不齐；墙上挂着的是工人动手做的黑板；教室的中央悬挂着几盏油灯。工人夜校就在这间租赁的民房里，在简陋的条件下正式开学了。

    那时，黑暗笼罩着安源，大多数工人是没有受过教育，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整天艰辛地劳作，换来的是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更不要说上学校受教育了。听说办了夜校，他们都怀着好奇的心理走进了教室，想听听到底教些什么。

    夜校除了教工人识字以外，还教工人生活常识、自然科学，更多的是采用不同的方法，通过各种形式，从简单到复杂向工人讲授革命道理。夜校曾采用的《工人读本》就通俗地告诉工人：“工人和农人是最尊贵的，如果没有工人农人，就没有世界。”课文还说：“资本家不做工，穿得好，吃得好，他的衣食哪里来，劳动者的汗和血。”为了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夜校教员还在黑板上写下了“独木不能防屋倒，片瓦不能把屋造，个人财力很有限，团结起来力量好。有事大家帮忙做，有害大家相劝告，万人一条心，仇人都打倒”。生动形象的比喻、亲切有力的话语深深地打动着工人的心。

    夜校还会通过开展寓教于乐的文体娱乐活动来坚定工人们的理想信念。为此，李立三创作了《工农联盟歌》：我们工农创世界，人类衣食住，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工农的！它陶冶了工人的情操，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1922-1924年，俱乐部拨给学校经费占其全年收入一半以上，工人补习学校由最初的一所扩大到了七所，还设有工人读书处、图书馆、公共阅报处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工运人才。工人补习学校的开办改变了工人落后愚昧的文化教育状况，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

    工人夜校虽然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没有优美静谧的环境，也没有装订精美的课本，但它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工人。工人们带着学习的热情、求知的渴望、求解放的呼声，从矿井、从炼焦处、从洗煤台，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抖落一天的劳累，无比亲密地聚在油灯下，聆听解放的号角。夜校像一股清泉，滋润着工人饥渴的心；夜校又像一粒种子，播撒着春天的希望；夜校更像是一座灯塔，指引着安源工人走出漫漫长夜，奔向黎明的曙光！

“红色股票”诞生记

▲1923年安源工人张海秋认购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是中国共产党发行的第一张股票，因此也称“红色股票”。这张红色股票，不但见证了党心系安源广大工人群众，也见证了党在开创金融事业道路上进行的有益尝试。1923年2月7日，一阵鞭炮声驱散了严冬的寒意，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工人的欢呼声中正式开业了。兑换股经理毛泽民成了最忙碌的人，白天在柜台前为工人称米、称油、丈量布匹，替工人精打细算，节约每一文钱，同时在交谈中了解工人的需求。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仔细核对帐本，清点货物，筹划着组织新的货源。但是由于资金不足，所进货物有限，没几天，合作社的货物全部卖空了。一天，一位工人走进合作社，说想买一双布鞋，毛泽民尴尬地望着空荡荡的货架：布鞋已经卖完了。看着工人冻得通红的双脚，看着他失望的眼神，毛泽民的心里难过极了。他深知，正是资金的不足，导致周转不灵，合作社不能及时补充货物，工人买不到自己急需的东西。毛泽民暗下决心，一定要筹措资金，丰富货物。可是这一大笔钱从何而来呢？毛泽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突然，一阵谈笑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原来是一大群工友出班了，毛泽民望着谈笑而过的工友，黑压压的一片，人们的身影挡住了阳光，店铺里突然变暗了，但毛泽民的心里却明亮起来：是啊，怎么就没想到呢？安源有一万多工人，每人拿出一块钱，资金的难题不就解决了吗？想到这里，兴奋的毛泽民马上召集店员，把想法告诉了大家。大家听后，非常高兴，你一言我一语热烈的讨论起来。经过几天几夜反复的思考研究，毛泽民起草了《招股简章》，向组织上提出了发行股票的建议。就这样第一张红色股票诞生了。股值为每股5角，“工友们亦以自身利益所关，特别踊跃投资”。社员每人至少认购1股，最多限购14股，工人共认购1.56万余股，很快就筹集到股金7800余元。资金的问题解决了，货物充足了，工人露出了满意的笑脸。在毛泽民的努力下，合作社想工人之所想，急工人之所急，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它不但解决了工人的燃眉之急，减轻了工人的生活负担，更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先河，为党的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张浸透了毛泽民心血和智慧的红色股票，它既没有战争炮火的惊天动地，也没有壮士赴难的慷慨激昂；但它以朴实无华的话语向人们讲述着革命先辈开拓创新的精神，传颂着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默默奉献的崇高风范，更体现了我党心系劳苦大众，始终为人民谋求幸福的永恒宗旨。

    “红色店铺”的办事公约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20世纪20年代的安源老后街，是一条繁华的街道，这里有各种商店和小饭铺，工人们常云集于此地，购物、喝茶或聊天。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就坐落在安源老街的中段，当我们走进这栋棕红色的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摆满货物的货架、堆集账本的柜台、满屋的方角米桶，透过岁月的斑驳，依稀能看到当年那生意兴隆的景象。1922年7月，为了让工人能买到价廉物品，减轻生活负担，俱乐部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早期，合作社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兼任经理。当时，合作社业务经营数量很小，仅售卖少量的布匹和日用品。罢工胜利后，俱乐部从活动经费中拨款10800余元为合作社基金，并向部员招股，实行股份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股份制经营的最初尝试。

▲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老后街独设门面开业。

    1923年2月7日，消费合作社独设门面营业，由易礼容担任总经理。同年3月，易礼容调离安源，由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担任代理总经理。合作社设立了兑换、粮食、服物、器用四个股，分别经营兑换银钱和贩卖日常生活物品业务。合作社专卖油、盐、米、布匹等工人日常生活品，这些货物由铁路工人顺便捎来，减少了运费，物价自然比市场上便宜。凡是工人俱乐部部员，可凭合作社发给的木质购物证到合作社购买低价物品。此外，合作社还代售《向导》《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等革命刊物。林育英、毛新枚、毛福轩等都在消费合作社中当过营业员。合作社实行股份制之后，生意非常红火，每月的销售总额就近13000元，部分党员和干部出现了贪污腐化现象。其中，消费合作社服物股经理陈梅生，出手大方，经常下酒馆吃喝，还添置了一处店面，工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消息传到刘少奇耳中后，他立即安排精通财务的毛泽民带着几名同志进行核查，最终发现陈梅生贪污挪用了1000余元公款。俱乐部当即召开最高代表会通报此事，商议处理办法。有的人说：“陈梅生从湖南到安源，工作能力强，经营头脑好，一直是合作社的骨干，念他初犯，还清公款就算了。”刘少奇眉头紧锁，严肃地说：“陈梅生堕落成这样，是合作社的管理监督不够，如果我们还心慈手软，怎么向上级组织和工人交代？俱乐部还会得到工人的信任与信赖吗？应该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