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在江北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不甘心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江北的一些地区，有计划地留下大批特务和反动武装，并网罗地方惯匪，妄图建立所谓的“第二战场”，以配合其主力反攻。其中，以金寨为中心，以大别山为依托，号称“十万铁军”的“豫鄂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就是“第二战场”中一支重要的反动武装。

    一、痴心妄想的黄粱美梦

    1949年3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为了在大别山开辟“第二战场”，决定将原活动在以金寨县为中心的“立煌游击支队”改编为“豫鄂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并委任原国民党中将师长汪宪为司令，伪立煌县县长袁成英为副司令，樊迅为副司令兼参谋长，“自卫军”司令部设在金家寨。5月，汪宪、樊迅等带着“委任状”和电台，窜到金家寨和袁成英等汇合，在花羊石（今金寨县花石乡）正式打出“豫鄂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招牌。接着，他们召集豫鄂皖边区惯匪、地方反动武装和官绅等开会，将原“立煌游击支队”所辖的四个自卫团、三个独立营及边区的六安、霍邱、寿县、霍山、商城、固始、潢川、罗田、英山等自卫团和惯匪，分别编为14个支队，由各县官绅、恶霸地主和惯匪头目任支队司令。为虚张声势，各支队又编了若干自卫团，下辖营、连、排等，逐级封官加委。为了实行所谓的“军政合一”，各支队司令分别兼任各县“县长”，妄图长期坚持。他们向白崇禧和逃往台湾的国民政府发报说：自卫军已发展成为“十万铁军” （实际一万多人），收复豫鄂皖边区各县指日可待，要求台湾支援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逃窜到台湾的国民政府，为了使这帮丧家之犬为主子卖命，除发电慰问外，还命令他们修复机场，空投物资弹药接济。

    二、嚣张一时的反动气焰

    豫鄂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实际上是一个以国民党中、军统特务和反动军官为领导，以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惯匪为骨干，以地方官绅和恶霸地主为依托的反革命集团。虽然是一帮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但其反动性、破坏性、残忍性、顽固性和危害性都特别巨大。尤其是台湾国民政府发电并给予空投支援，更加助长了匪徒们的反动气焰。他们大肆网罗散兵游勇和流氓地痞，抓捕壮丁，扩大反革命武装；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扩充给养；疯狂袭击我人民武装和革命政权，逮杀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他们的区、乡、保、甲政权，强迫群众实行“五家连环保”，制造白色恐怖，妄图以此割断群众和人民政府及解放军的联系；到处造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美军已经登陆，蛊惑人心，制造混乱。

    周醒民第五支队，在金家寨、吴家店一带布置乡、保、甲长强迫群众订立“三杀”条约：给解放军带路者杀，报告情况者杀，自卫军被解放军捉捕不聚众保释者杀。被委任为“淮河挺进支队”的惯匪岳歧山（外号岳葫芦）部，一次在金寨和霍邱县交界处偷袭我人民游击武装，捕杀、活埋我游击队员27人、群众6人，该股匪还在霍邱的孟集、长集、大顾店等地杀害我地方干部45人。吴曙光第二支队和惯匪张明华部，偷袭我双河等区、乡政府，烧死、活埋我区乡干部和群众25人，抢去公粮四万多斤。第一支队司令冯春波、第三支队司令吴砚田等，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人民的死对头，对共产党有着刻骨仇恨，他们利用地形熟悉和深山老林作隐蔽的条件，昼伏夜出，在鄂、皖边区偷袭我人民军队和基层政权机关，拦截我运输物资30多次，杀害我干部、战士、群众160多人。

    1949年8月初，国民政府由台湾用飞机向“自卫军”空投5次，空投电台、电话机、医药用品和子弹30万发、炮弹3千余发，更加助长了这帮匪徒的反动气焰。

    三、倾巢覆灭的可耻下场

    正当这伙匪徒疯狂作恶，沉迷于“反攻”的美梦之际，殊不知正是他们的灭亡之日。为了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消灭盘踞在鄂豫皖三省边区的蒋匪散兵和反动地主武装，1949年8月，中原军区专门成立了“鄂豫皖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设东线、南线、西线三个剿匪指挥部，统一清剿大别山区的匪徒武装。其中，东线指挥部设在金寨县麻埠镇，共11个团兵力；南线指挥部设在罗田县滕家堡镇，共3个团兵力；西线指挥部设在商城县城，共4个团兵力。8月底，上述剿匪部队分别进入指定位置。9月初，在人民群众支援下，采取重点清剿、分兵驻剿、跟踪进剿等措施，剿匪斗争全面展开。

    一是重点清剿。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匪情严重地区，通过追击、合击、多路合围等战术，造成大军压境之势，对敌进行重点打击。金家寨一带是敌“自卫军”指挥机关所在地和集中活动地区，我剿匪部队集中百分之六十的兵力进行重点清剿。9月7日，在金家寨召开了两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全国革命形势、剿匪决心和惩治土匪条例。深受鼓舞的群众纷纷提供情报，为剿匪部队带路、送粮送水，积极支援剿匪斗争，仅用十多天，便在双河、金刚台、汤家汇、莲花山等地歼灭冯春波第一支队150多人，张天合第六支队130多人，岳歧山淮河挺进支队200多人，活捉敌独立第三营营长汪德芝及其部下60多人。在我强大威慑下，金家寨联防区主任兼自卫团第一团团长陈云溪携械向解放军投诚，不久，又动员其副团长及两个连投诚。

    二是分兵驻剿。敌人在我大军压境、重点清剿中，遭到沉重打击，便化整为零，逃入深山老林，跟剿匪部队玩“捉迷藏”。我剿匪部队针对敌情变化，及时调整战术，实行分兵驻剿。正规部队和县、区武装以及乡、村民兵相互配合，开展分区联防，布下天罗地网，封锁交通要道，断敌情报和给养来源，使敌无法生存，无路可逃。同时，广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剿匪政策，发动土匪亲属动员其亲人向解放军投诚。这一措施十分有效，被胁迫裹从的匪众纷纷带枪自首。到9月下旬，号称“十万铁军”的一万余“自卫军”，被歼或投降、投诚的达半数以上，百人以上股匪基本被消灭，残余匪徒溃不成军，基本上失去抵抗能力；其县、区、乡政权，均被我摧毁。

    三是跟踪进剿。敌股匪基本被我消灭后，少数顽固不化的首恶分子，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苟延残喘。剿匪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以连、排为单位，不分昼夜，不分阴晴，不怕吃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穷追不舍，深入深山老林，侦察敌人行踪，“进行”梳篦式搜捕，使敌人无供给来源，无栖身之地。9月26日，东线指挥部213团1营3连在帽顶山捕获两个土匪，开始他们抵赖说是被迫的，正准备向解放军投诚。连长李桂华根据他俩的装束和言谈，认定不是一般的土匪，便进行搜查，果然在一人内衣里搜出汪宪发给白崇禧的一份电报稿。眼看无法抵赖，二人只得供认是“自卫军”报务员。但他们只知道汪宪、袁成英、樊迅等隐藏在帽顶山，对具体位置却不知道。根据这一情报，东线指挥部和中共金寨县委决心活捉“自卫军”头领，向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献礼。当下对帽顶山全面搜捕，于9月30日在帽顶山狮子洞活捉汪宪及其警卫人员十多人。根据汪宪口供，当天又活捉了袁成英、樊迅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