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卫星地图上看去,那一条小山沟,好像是从晋中黄土丘陵边缘上伸出的一个细细的小尾巴。它从西北伸向东南，几乎是一条直线，大约七里长，它的上端，连着一片赭黄色，下端，连着一片翠绿色。这标志着：这是一条连接着截然不同的两个自然生态区的通道。

    如果你乘车到这里来，你的感觉会更加明显：从太原到晋中市，往东南方拐，晋中平原上那常见的林网灌渠簇拥沃野的景象会很快消逝，一片广袤的黄土塬梁扑面而来：除了梯田里人工栽植的半房高的果木，它基本没有大树，也没有多少草，有的只是被风雨剥蚀、撕裂得千疮百孔的土崖、土丘和沟壑，仿佛大地在一瞬间被人粗暴地撕去了外衣，裸露出他们枯黄、苍老的肌肤。人们会告诉你，这片土地叫做“黄彩梁”。

    然而，当汽车扭摆、颠簸着冲下那道漫长、曲折的土梁、穿过一道小桥以后，你会感到：周围的情调发生了变化，路旁出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小溪旁也出现了葱茏的杨柳、桃杏树，一路光秃秃的山梁上突兀现出了苍松翠柏，浓密的灌丛间山花烂漫，山喜鹊和彩色的蝴蝶，飞行在花的香气和淅淅沥沥的流水声中，你的心情会骤然疏朗、愉悦起来。

    我要告诉你，你所进入的这块领域，就是本文说的这条小山沟了。而且我还要骄傲地告诉你，你刚看到的这一汪绿色，有我为它新“抹”上去的一笔。它隶属于晋中市榆次区庄子乡的西河村，直通着我40 多年前插队的第二故乡——杜家山。

    我下面要讲的再创业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寻访榆次杜家山：“中国第一知青村”

    青春足迹 绿色记忆

    我第一次走进这条沟，是1968年的10月10日，当时我正在山西大学政治系学习，来这里是为了上杜家山参观。

    那年的7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叫做《杜家山的新社员》，报道的是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高二女学生蔡立坚，在赴延安参观学习的途中路过太行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有感于这里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贫困生活，决心留在这里当农民，和老区人民一起建设山区。在整个神州都卷入”文革”动荡的严寒岁月,这样的报道却输送给人们一股清新、温暖的风。她的事迹立即传遍了全国，感动了许多正在社会动乱中徘徊、困惑的青年学生，其中也包括了我。

    我记得那一天，我只背了一个小书包，里面放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个日记本，想得很简单，只是想看一看报纸上写的那些“风云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公路，只有扬着尘土的大车路,我和四个同伴从榆次背着行囊步行，一口气走了80里路,已经精疲力竭,天色已经黑了,只好先住在西河村一个老乡家。当天晚上就下起了雨，这场秋雨淅淅沥沥整整下了一夜又一个上午，直到下午2点多钟才停下来。我们只好这时才继续我们的行程。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我对这条沟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好：雨后，空气异常的湿润、清新，周围的山石树木都被雨水洗得鲜亮、明媚，西河村口枣树上吊满了红枣，山坡上秋树的红叶象花一样绚丽，沟里到处都是结着一串串朱红色浆果的灌木丛。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沙棘，当地人称做“醋溜溜”。而当时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还以为它是老乡种植的，尝也不敢尝，只敢伸鼻子去闻一下她那甜丝丝又带点酸涩的气味。身边便是那条小河，当时她的流量大概是现在的三倍，河水清澈净朗，时而在我们左边，时而在我们右边，哗啦啦地唱着悦耳的歌。猛不丁，旁边灌木丛里飞起一只羽毛斑斓的野鸡，或者蹿出一只灰色皮毛的野兔，引起同伴们一阵欢呼。与昨天单调、干燥满目苍凉的行程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我们人人心情都悠闲起来，一路又观景、又戏水，仿佛一刹那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变成了地道的观光客。

    我们走完了这条沟，踏上杜家山的时候，天又要黑了。夕阳下的山景依然很美，我们却无心观赏了，因为上山的最后三里陡坡，叫人爬得喘成一团，几近丧魂落魄。但这个印象是落下了：原来这个遥远偏僻的“典型“小村，自然环境也这么美。

    上山以后的情况我就不详细说了，总之是第一时间，就见到了蔡立坚和他的战友们。随即，我看到了他们艰难的生活条件，忘我的奋斗精神，还有乐观的情绪、活跃的思想。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这也是我所想过的生活，于是在上山的第三天，我写了申请书，要求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插队在杜家山。这个仓忙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这里我呆了八年，并且从来没有后悔过。

    至今我也说不上来，当时做那样的决定，在我的潜意识里，这种“山水情缘”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只知道，在插队期间，我曾无数次地拿起画笔，画这里的野花、晚霞、树木，无数次地面对着雨丝、雪片、风声，酝酿心中的诗句，甚至在离开了杜家山很久以后的梦境：一闭眼，还是杜家山的那片山，那些花，那条小河。他们仿佛在一瞬间就嵌入了我的灵魂，永远都抠不出去。

    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有许多的苦恼和波折，这个和当时所有的插队生一样的感受，就无须细说了。我只强调的是，和杜家山其他“同胞“相比，我多了一份亲近大自然的机缘。当时我在山上分工种菜，以山上的劳力状况，只能抽出我一个人来解决全村老农和插队生的吃菜问题。所以，除了秋收、春种和锄谷子大忙季节，我要参加大田的劳动外，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干活。一个人干活是枯燥的，寂寞的，没有人可交流，于是也就更多地与自然交流，能发现更多大自然之美。

    首先叫我震撼的是大自然的宏阔、丰富和生机勃勃：和城里苍白的硬化地面不同，这里每一寸土地上，都有生命在热切地成长，植物的种类多得连最老的老农都叫不出名来，一年四季花开不断，而且那些花开的风格和城里温房里的花截然不同，没有羞答忸怩，没有遮遮掩掩，象植物界的“卡门”，要开，就挤着抢着怒放，热烈、奔放地炫耀着自己的美丽，把山野染得一片紫绛，一片金黄，加之早晚晨昏，风云雨雪，不同的时空状态里，他们呈现出来的整体情调和色彩又是千变万化的，还有声音：大风中他们会呼喊，大雨中他们会呜咽，大雾中他们会朦胧，阳光明媚的时候他们也会嬉笑、打闹，仿佛整个山野都成为一个巨大的活物，在与我们朝夕相处，与我们一起喜怒哀乐。

    在这里，我真正理解了“落红如雨”、“峰蝶成阵”、“沾衣不湿杏花雨，扑面不寒杨柳风”这类词句的真正含义，以前以为所谓“彩云”，不过就是染了点点霞光的白云而已，可是在有一年秋天，我却真的看到了一块五彩斑斓的云彩；以前经常听说“雪落无声”，可是有一天我却分明听到了一次降雪时，空中回荡着“悉悉索索”的声音；上山就听老乡说，山里有一种“地牛”，只在连阴天的黄昏，发出牛一般的呼叫，有一天下工的时候，我真的听到了：“哞——哞——”的，比牛叫更悠长、深沉，好像西藏喇嘛寺里僧人吹的法号，在山谷里回荡，至今我也想不通这是什么动物发出的声音。记得有一次，我在担水浇园的时候，忽然有几朵棉絮状的白云，竟然从山谷底慢慢地飘上来，从我的头上拂过，一丝丝的那么清晰，好像伸手就可以把它们拽下来。我真的伸手了，却发现那些云絮却象一条小蛇似的，扭曲着避开了，只觉得手指凉凉的，湿湿的，竟然有些粘滞。那一刻，我觉得“流云走雾”这个词决不是光凭想像造出来的。

    种菜需要大量的水，而杜家山上只有前后沟两个水井，我的菜地就在后井旁边一片狭窄的沟叉里，依地形开荒，尽量地将他们连成片，修整平,就是我的菜园了。地高井低，水需要一担一担地挑到地里浇菜。后来山上人渐渐多了，水要饮用,显然供不上了浇地，我只好重新下到那条七里沟里，在那条小河边开垦新的菜地。

    前面已经说过，坡底距离村子是三里长的一道陡坡，我常常要担着近百斤的大粪桶和全套工具上上下下,一路是很吃力的。但是，在一片草木繁茂、花香鸟语的环境里干活带来的诗情画意，却很好地抵消了劳累。和山上相比，这里多出来的是水景，虽然只是三尺宽的一条小溪，却也有风景万千：时而在浓密的灌木丛中的藏头露尾眨眼睛，涓涓细流，寂静无声； 时而又在绿茵和乱石间奔跑嬉戏，满山沟到处都回响着它叮叮咚咚的欢声笑语，忽然，又跌落下一处石崖，飞溅出一条瀑布，冲击出一块深潭，那潭水永远是清澈净朗，一眼见底的，水底下，偶见寸把长的大眼小游鱼和小虾、小蝌蚪往来穿梭，水面上，又常有蓝色、红色的小蜻蜓点水，激起一圈圈的涟漪。尤其在干活累了的时候，先捧把溪水洗洗脸，再拣一处流淌湍急的地方捧一掬来喝，顿觉清凉甘甜，沁入肺脾，整个心身都仿佛被冲洗得明朗纯净了。

    记得有一次在坡下种番茄，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带菜，只好捡了点干柴烘把火，把溪水烧开泡点小米饭吃，吃完了躺在树荫草窝子里休息，忽然有了灵感，填了一首小词：

    蝶恋花    （种菜）

    望断青山花与树，
    最爱坡前，溪水潺潺处，
    甜甜美美无盐饭，
    和和暖暖青草褥。
    梦中采果曾几度，
    担儿悠悠，送进乡邻户，
    掀来扑面有香雾，
    可是沾得汗水故？

    试想，没有盐的开水泡饭怎么能”甜美”，荒草窝子怎么能称得起”和暖”？只能说我在写这首诗时候,那颗年轻的心，是很浪漫的,正因为我心的浪漫，所以才更多地感受到那么多景色的浪漫，很简陋艰苦的生活也变得诗意盎然。

    然而现实，却并不那么浪漫：当时处在文革的“极左”时期，那时农业政策的特点就是“什么不挣钱干什么，什么费力气干什么”，所以，尽管我们杜家山的青年们一直保持了这种“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精神，把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这一方土地，创造了许多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杜家山一直是全国闻名的知青先进集体，但是说实话，并没有能根本改变这里的贫困面貌。到八年之后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老乡们还是住着石头垒墙的破窑洞，吃着半饥半饱的粗劣饭食，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

    我记得最后打点起一点行李，要离开山上的时候，看着熟悉得象指纹一样的山山水水，有一种剜心窝子一般的痛楚：尽管我也知道，我的离开是正确的，是国家需要的，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在兴起，现代化的进程需要我们的知识，可是一想到从21岁到29岁，人生的黄金季节我在这里度过，青春的理想抱负几乎全都寄托在这里，现在却只能抱着踌躇未满的遗憾离去，总有些不甘心，心底不知那个角落在喊：杜家山，我还亏欠着你！我还会回来的！

    最初筹划 故土情义

    我离开杜家山以后，先是在公社团委、县文化局从政，后来调到晋中地区文联办《晋中文艺》，算是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再后来，到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进修两年以后，又调到山西作家协会担任《黄河》大型文学双月刊的主编。这是一个我喜爱的职业，当编辑，业余也搞创作，事实上，我的小说处女作也正是发表在杜家山插队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正是我国新时期文化解放思想突破禁锢走向鼎盛的时期，大量的工作要做，我象当年在杜家山坡底种菜园子那样诚恳、勤奋地耕耘着几个刊物，培养着文学新苗，同时自己也写一些作品，包括小说、报告文学、戏剧、科普、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有十几年的功夫,似乎无暇顾及杜家山。

    大约是1994年前后吧，杜家山的一帮老知青在太钢俱乐部相聚，搞了一辆车回山上看了看，发现这一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杜家山上还留有4户人家，他们就住在我们知青当年的宿舍里，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家里已经是吃大米白面为主，女孩子也穿上了漂亮的连衣裙。更可欣慰的是，我们在知青最后几年种植的几百棵苹果树，我们自己没有等到结果就都走了。现在却正团团帷帷，果实累累，给这里的老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所欠缺的还是财富，当时老品种的苹果已经开始滞销，卖的钱也只够维持老乡的基本生活，又没有开辟别的资源，所以一旦遇到子女上学、成家、有了灾病什么的，老乡还是经济很窘迫。那次上山，我自己还格外地有些遗憾，就是发现这一带的生态环境不如从前了，也许是平川大规模的开发影响了地下水位，津水河的水量大减，加之附近老乡不合理的放牧和砍伐山林烧柴的缘故，山上植被也在萎缩，少了不少的诗情画意。

    在旅途中，我和我们杜家山知青的领袖蔡立坚认真地谈了这个问题，她说她也有同样的感受，说现有的苹果树盛果期快过去了，如果不采取措施，下一步老乡很可能坐吃山空，连现在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了。我说除了杜家山本身缺少其他资源以外，还是当地老乡为文化所限，缺乏一个科学开发的头脑，没有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这时，伴我们同行的黄彩乡党委书记郭玉珍同志插了话，他是农学院的毕业生，说以他的观点看，这地方适宜发展“新品种果树+树底药材生产+落叶养殖业”三结合的综合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大受启发。我们想：要推行这个模式，需要人去试点，去示范推广，谁来做这件事情呢？

    回到太原，我就很自然地向蔡立坚提出建议：我们原来杜家山的知青能不能组成一个杜家山老知青开发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北京、太原的老知青一共118人，生活状况虽然参差不齐，但各尽所能集点资办这件事应当是可以的。蔡立坚说好，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于是在又一次太原的老知青的聚会上，她就向大家提出了这个倡议，说明是自愿参加入股，共同管理。

    我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大家也都表示说这是一件好事，但真正响应号召投资入股的人却寥寥无几，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在太原的老知青大部分都是太钢的，而太钢那个时候正在搞技术重组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职工被解聘，发3、5百元的生活补助费就叫你自谋出路，我们杜家山的知青不幸几乎全部被划入此列。

    那点钱，在城市里维持生活都很难，叫他们再投出钱去搞开发确实有困难。而北京的知青距离这样远，回来一趟很不容易，作为一个经常性的事业很不方便。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就和蔡立坚商议：要不就不用集资了，现在在太原就是我们两个算是县处级干部，我还有写作的稿费补贴，就我们两个人先投资干起来，以后再随着事业的发展逐步吸收别的同志参加吧。

    于是在1995年秋，作为第一步，我和蔡立坚各拿出了2000元，到晋中果树研究所每人买了500棵最新品种的红富士苹果树苗，通过黄彩老公社书记王文革同志借到一部吉普车，送上了杜家山。蔡立坚当时在党校当教员，有课要上，随车回去，我就留在了山上，跟当地的老乡把这一批树苗种下去，并埋好越冬。

    按照我们最初的想法，是要帮助老乡致富，所以最初的开发目标还是锁定杜家山本村。听说我们这个想法，杜家山的几户人家自然很高兴，全体出动，不要任何酬劳地把这一千棵树苗种到了南岭向阳的大堰子地。记得完工的那一天，正赶上我的生日11月16日，天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不到下午就积了5、6寸厚，为了怕困在山上，我只有向老乡借了一双高筒雨靴冒雪下山，一路虽然连滑带滚，冷风刺骨，但是看着山山水水银装素裹，我的心情倒是满欢快，心想毕竟是开始了一番新的事业呀！

    那批果树第二年萌芽了，成活率很高，我和蔡立坚正酝酿着下一步，山上的情况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一年，乡里实行教育改革，西河村原有的小学校撤了，据说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把全黄彩的小学生都集中到黄彩去上学。这一项改动看来不大，却牵动了千家万户，小学生年纪小，上学需要大人随着照料食宿，杜家山原有的4户人家就有3户有学龄儿童，为了孩子只好临时搬迁下山，上学本来就是好多年的事情，为了方便，后来索性连户口也迁了下去，偶而回来照料一下果树已成为负担，更不会再种什么新果树，连吃口粮的田地也依靠代种，基本荒芜，我们想要在这里示范带动农民致富的善良愿望，实际上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

    显然，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原有方案的主导思想。当时就有老农说：我们走了没有关系啊！你们有这1000棵苹果树，作务好了，过个3、5年，光卖这苹果就够你们活了。可是，说实在的，我和蔡立坚衣食无忧，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靠这果树来挣钱养“活”自己，而且都在城里有繁重的工作缠身，想的就是准备在带动和示范作用起到以后，把这些树再交给老农们。现在看来这种济世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是未必适合当前农村的发展情势。

    自从上次认识乡里郭玉珍书记,我和他成了朋友,我带点怨气说起了这件事,他却说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趋势:下一步推行城镇化,农村的责任制向着集约化、专营化发展，边缘山区的农民要大批进城，他们空出的大片土地将转手由掌握市场需求和现代经营手段的农牧业公司来经营。这是大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们知识青年有带动一方富裕的意愿，就不要抱着“办好事”的态度“施舍”感情，而应当抱着经营的态度，认真办一个农牧业公司，开创一种因地制宜地发展模式，经营得好，当地的老乡自然就会组织到你们的系统中，富裕起来，这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思路。

    他的话彻底说服了我，叫我重新思索：我们是要来干什么？做什么产业能够适合这里的资源优势，带动一方经济？蔡立坚下山的时候，国务院农业部的同志曾专门上山做了调查，明确地指出：杜家山土薄干旱，不宜发展农业，是国家总体发展规划的林业地区。此时涌上我心中的仍然是乡书记提出的那个 “新品种果树+林间药材+落叶养殖业”的模式,显然，要发展这些产业，山下的七里沟条件要比山上的杜家山村周边好得多，最关键的因素是山上缺水,而这里有比较丰厚的水源和植被。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把开发的视点由山上转到了山下。

    恰好在这个时候，县里开始了首次荒山、荒坡、荒滩的“三荒”拍卖活动。这一措施肯定是符合边远山区长远发展利益的，但在当时却还没有为先富起来的老板们所认识，所以，虽然卖得很便宜，却响应者寥寥。正因为我当年在此种菜，对这里的环境十分了解，懂得它的妙处，所以我就和自己家里的人商量，凑了几万元钱，把杜家山周边张山、南垴、草凤垴三个山头50年的使用权买了下来。这三个山头正好包围了津水河的河道上游，也正是我当年种菜的那块地方,也是这条沟里植被最好的区域，我认为这正好能施展我重新创业的宏图。郭玉珍书记没有食言，以地方官的身份给了有关手续方面的全力支持，于是我成为了榆次地区最早的一批土地开发者。

    第一次成为“地主”，我的感觉还是信心满满，认为以自己经过插队获得的劳动技能，要把这里的资源迅速地变为效益还是有把握的。于是那一段，我经常一个人从太原坐长途车坐到庆城，再步行15里山路来到这条沟里，看着这里的山水草木在谋划着，想这里能干什么，那里能干什么，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这时又赶上我所在的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要盖房子：是政府出资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改善住宿条件，他们的旧房子拆下来许多木头：大梁、檩子、椽子，质量还相当好，堆在小巷里还是火灾隐患，我就雇了几辆车把它们全都拉到了我的“领地”，因材设计，盖成了一座西式小二楼，作为自己的开发据点。

    当时，全黄彩地区还没有任何二层楼以上的建筑，所以被老百姓称为“黄彩第一楼”，青山碧水之中，盖起了这样一座“小木屋”，自己也感觉是颇浪漫的一件事，索性把他称作“知青小屋”。又做了一首绝句来书法自己的心情：

    三步清溪五步桥，
    隔断尘寰诸喧嚣。
    为君捧上一掬水，
    洗心革面任逍遥。

    就在这个时候，晴天霹雳一般传来一个噩耗：蔡立坚同志忽然去世了！她当时是省党校干部培训系的系主任，带领他的学员到忻州地区进行社会调查，顺便到一个叫禹王洞的景区看看，不料在下山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因受伤过重而死亡，享年仅49岁。蔡立坚同志是我们杜家山知青的领班人，也是文革中全国知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在共和国的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她终身为人诚恳热情、做事认真敬业，与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没有想到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我们杜家山的知青自然十分悲痛，征得她家人和亲属的同意，决定集体捐钱为他在杜家山的村口为她修筑了一座墓地，当时我山下的小屋刚刚完工，就直接拉着那支施工队上山修建这个墓园和纪念碑，从形制的设计、破土施工、到碑文的撰写，都是我一手经营。因为资金有限，困难又多，墓园修建得差强人意，只能聊以表达我们对逝者追怀的心意罢了。

    蔡立坚去世，原来一个最积极、坚定的盟友不在了，开发这一片土地的计划我也只能自己谋划实施了。这是一种遗憾，而另外也成为了一个动力：经过这件事，我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只在经济示范的方面想得多,而对于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意义想得不够，蔡立坚其人，已经成为了历史，同样,我们这些知青一代曾经活跃过的奋斗精神和青春故事，还有我们创造的知青文化，也会很快就被人遗忘，进入历史。然而这些东西，即使在现在这个发达的社会里也分明还有价值，有意义，起码对于教育后一代是如此。我作为杜家山历史的亲历者，知青中掌握杜家山文字、照片资料最多的一个文化人，有责任承担起这个义务，那就是用一种形式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叫后人知道，这里曾经活跃过这么一些人，他们曾经为了探索我们民族农业振兴的道路在这里惮思竭虑，苦苦奋斗过。

    至此，我对自己再创业的目的意义方面，才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我意识到：与其他土地开发者不同，我这一片土地有两个独特的资源优势：一个是人文资源：那就是知青文化，曾经有过的蔡立坚和这里知青集体的业绩，是一个宝贵的精神遗产；另一个是自然资源，那就是生态优势，有在黄土高原地区比较稀缺的地上水源，和丰厚的保存完好的高山植被。我的开发应该是建立在这两个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那么就应当在经济开发的同时，增加上旅游这一块，以前者来养后者，以后者来促前者，两者相辅相成地发展。

    最初失败教训深刻

    上述的这个指导思想，我是在实践中逐步明确的，而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多少有些盲目，想得也比较简单。结果出师不利。

    记得刚买到土地是1995年，当年的秋天我就化了6000元钱，（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叫西河的三个小伙子挥动镢头，把张山顶上的早已弃耕几十年的荒地硬是人工刨出了30亩。我只记得插队时的经验：荒地里种上土豆不用怎么管理，就可以结得很大。于是第二年春天就全部捣进了土豆种。我没有料到：多年的荒地虽然肥沃，但是菌种草种也多，地底下咬食植物根茎的地老鼠也多，山上的野猪看到莽野中的新开耕地，更是喜欢窜进去打滚，拽出土豆的茎叶连拱带啃，一夜就能拱平小半亩地，结果到收获的时候，发现土豆结得虽然不小，但大片缺苗、还经常是被啃得豁豁牙牙，块茎中还有不少黑斑僵块。山顶上距离山下有3里多陡峭的羊肠小路，上不去任何车，只好雇人用口袋一趟趟扛。等把这些土豆好不容易挑拣出来，分袋装车运到太原农贸市场上卖了，一算账才发现：卖的那点钱，连已经付出的雇人工钱都收不回来，自己搭进去的功夫和种子钱都算白贴了。

    在林业方面，我也有盲目的投入：开始，我还是在继续和蔡立坚当初的设计，把目标锁定苹果树，96年秋天，我化了4000元，又买了2000棵“富士”苹果树苗，雇老乡种到了所购买的三个山头上。我以为：荒地里土地肥沃，又通风，这里长果树肯定比老乡熟地里长得好。然而我想错了,因为多年荒芜,荆棘杂草的根已经土层里盘根错节扎得很深,决不是简单刨个树坑就可以截断的,相反因为这一块刨松了土会加劲地往这里伸展,苹果树树苗其实是很娇贵的东西,根须根本竞争不过他们,我发现树苗种下去以后长期叶片枯黄,不但不生长反而在抽抽,不出半年新芽就都枯萎了。我还以为是干旱，连忙把尚活着的抢救下来改栽到山下，用水来浇灌，这时才发现：许多树苗根子已经被土里的虫子、鼠类咬坏。改栽以后的苹果树，长势也很不好，紧打药满打药，叶子上还是长了各种虫包、虫眼，有的干脆就染上了黑霉病，枝干几天就变得和木碳一样枯死。不到两年，那2000来棵树就几乎全部夭亡。原因是周围的蔷薇科野生植物太多，危害他们各种病虫害也多，虫卵、菌丝、孢子粉飞得漫天都是，防不胜防，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除了全面开垦，荒山、荒坡上是不能种苹果树的。

    既然苹果不行，我就又考虑别的树种，我的要求是抗病虫害的能力强，管理简便，同时具有观赏性，还有点经济效益。于是、核桃、栗子、香椿、大枣、红树莓先后进入了我的尝试范围。为了慎重，引种这些品种之前我都看了有关资料，看他们能不能适应这里的海拔、气温、土壤条件，我选择的品种从理论上论证，都没有问题，这才付与实施。却不料，种植以后的实际情况仍然大相径庭。

    按书上说：香椿树可以耐得零下15度的低温，我们这里冬季的温度并没有那么低，同时附近的西河村和南洼村人家院子里都长的有香椿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买了300棵香椿树苗栽下去，还只敢栽到比较暖和的沟里。第一年苗子大部分都活了，可是过了一个冬，全部冻死掉。后来请教一个种香椿树的专家，他调查的结果是：这沟里的穿山风太厉害，在风的作用下，香椿树感受到的温度远不只零下15度。

    栗子树苗我是千里迢迢从北京农科院购买的，北京郊区怀柔县，大面积地种植板栗，已经成为他们县的主要经济树种。我想就纬度说它比杜家山还靠北，从他们那里调的树苗，温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不料种下去也是同样的结果，第一年，全活了，过了一个冬，全死了。后来我才知道：板栗生长最适合的海拔高度不能高于800米，而我们这里的海拔达到了1400米。

    枣树应该是适应力强、病虫害少的果木了，西河村本身就有许多的本地枣树，只是太小，又有些发酸，我觉得应该引进一些好的品种来，为此，我和妹夫专门乘车到太行山东麓的赞皇县去，那里有著名的果大肉厚的赞皇枣，一问人家的技术员，人家说没有问题，我们的枣树苗送到新疆，人家在沙漠里挖个坑，垫上土种植，还产量很高，你们那里也属于太行山，地脉都相连，有什么不行？所以我们购买了500棵苗子种了进去。结果还是一样，当时活了，过了一个冬，又全部冻死了。看来，还应该是海拔的问题。后来，我们干脆从西河移栽了一些当地的枣树，成活是成活了，但是多年不挂果。从卫星地图上查，我们栽树的地方和西河村虽然只5里路，但海拔要差100多米，西河的枣树每年秋天果实累累，一到我们这片领地，连酸枣都只开花不结果。大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严厉。

    从小我就听到前苏联的歌曲，唱《红莓花儿开》，后来又在资料上看到，说树莓这个东西比草莓含有更多的营养和微量元素，市场前景极好。于是我动了心，开始想种的是蓝莓，后来专门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所找专家请教，一位树莓专家正是晋中人，熟悉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她说蓝莓要求酸性土壤，我们这里不适合蓝莓，适合种植红莓，并且拿出她在太谷种植成功红莓的照片给我看，所以我认定红莓应当是适合我们这里环境的，于是我购买了2000棵红莓苗子在一个春天种上，半月以后，那些树苗暴出了新芽，成活率大约有一半，可是接着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那些新芽子开始还嫩绿，长着长着就黏了，一个个垂头丧气，最后死掉，连杆子都枯了。2000棵竟然没有一棵活下来，看来只能是土壤成分的问题。

    核桃树倒是相对来说死的少些，算是基本成功，到现在还留有百十棵，可是挂果率很低，还有不少是空壳子的，老乡说当地的核桃也出这个问题，所以老乡都不种它，看来也是气候的问题。

    在畜牧业方面最初的尝试也失败了。

    按说杜家山周边山大沟深，草木繁茂，是个天然牧场，从我们插队的时候到现在，每年都有外地的羊工赶着羊群来这里放羊，改革开放以后，本地的老农也多有只靠着放牧羊群而发了财的。所谓“母羊生母羊，三年五个羊”，不愧为一条迅速致富的道路。

    所以我也把目光关注到这一块。当时杜家山还留有一户山上的老农养着一群羊,1996年我拿了5000元钱买了25只绵羊,加入了他的羊群去放,说好的条件是:我不付工钱,给他的酬劳是:繁殖出的小羊羔对半分,也就是说有我的一只,也有他的一只。这等于是他没有投本钱就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新羊，我想他是会有积极性的。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实际是行不通的，羊群放了不到两个月，那位老农就不断告我，说我的羊来自外地，怎么样的不服这里水土，得病、体弱，跟不上群，死掉了，不出三个月就死了4、5只。我想这也合乎常理，剩下的适应了环境总该好了吧？还是不行，不出半年，说是蛇咬死的、闹瘟病的、难产死的、又死了4、5只。剩下的那十几只羊也看着脱毛的脱毛、腿拐的腿拐、蹑呆呆的看着就不成样子。 而老农自己的羊却个个膘肥体壮，精神饱满，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就说是外地买的羊吧，不过是百里以外的左权，绵羊的品种都是一样的，放牧的环境和方法都一样，怎么体质差别会这样大呢？

    那个放养的老农一口咬定，说我买羊时候就上了当，代我买羊的人买的就是一些有问题的羊，而从好赖羊的差价里吃了回扣。他的这种说法，代我买羊的那个人却不承认，说当时买回这些羊时众目睽睽，羊的质量是货真价实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别是放养的那个人经营的问题。

    到了次年冬天，我的羊连上新生的小羊羔才剩了十四只，一个西河村里自己也养着羊的老乡才一语道破了真相：这放羊的事，能不能繁殖发展，和人的技术高低、尽心不尽心关系极大，所谓“母羊生母羊，三年五个羊”是理想的状况，而实际上，每一个羊群都免不了有蛇咬、受伤、瘟病等种种风险，尤其是越冬和春荒，羊群要靠储存的干草喂养，体质下降，御寒力弱，稍不尽心就要染病，母羊春天又要生殖，自己衰弱，生下的羊羔也是奶水不足，见风就倒，所以就算是老农，如果技术环节没有把握好，或者不够尽心，羊群都不能保证一定能发展。你现在这种格局：羊群里既有他的羊，又有你的羊，自然他有该操的心，该投的精力、有了好饲料好条件，自然是先尽他的羊，然后才是你的羊，时间长了，造成这种差别还奇怪吗？说不好听的，你们把羊群交给他，几个月不来一次，又不能成天看着他，他就是把你的好羊或者生的羊羔换了，卖了，然后告诉你一句话：蛇咬了，瘟病死了，你能把他怎么样？

    这样一说，我换个角度想，才恍然醒悟：我以为用生了小羊一人一半的方法可以调动人家的积极性，可是从农民那个角度想，知道我们是城里人，根本不指靠养这几只羊生活，而对于他的家庭来说：依靠将来生了小羊再长大太慢了，还要费很大的力气，而直接用上面办法捞钱要快得多，也省力得多。

    这批羊后来几易其手，维持了3年，数量没有得到什么发展，小羊变成了老羊，好羊变成了孬羊，最后成为了负担，只好底价卖掉吃肉。我的畜牧业首次试验以失败告终。

    一开张就经受的种种失败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搞什么事情都要靠科学的态度，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想要轻易地一鞠而就获得成功也不可能。必须沉下心来，认真操作，研究规律、不断矫正思路，在实践中找到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模式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矫正思路重新上路

    我在实践中发现：开发不仅要投钱,更主要是需要有得力的人去尽心操作,操心出力,而当时我几个月才能去一次,出工钱安排给老乡去做,没有监督和管理，这个方法显然也是前段失败的原因。我当时在省作协机关担任要职，有大量的日常业务离不开，就只好调动家人来协助我的事业。我的妹夫正下岗，我就请他坐镇，住在我新盖的房子里，管理栽树、养殖等事务。这一来，后来的事业果然有了些起色。

    这时乡政府换了新的书记叫武耀勇，（后来担任了榆次区人大副主任）这是一个兢兢业业作风扎实的同志，对边远山区建设充满了热情。他对杜家山这个人文资源也很重视，一上任就认真地和我一起组织了一次杜家山知青重访第二故乡的活动，接着和我一起对周边的自然环境资源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榆次正在耿彦波书记的力主下大规模改造市区，修复榆次老城，开辟了常家大院、后沟老村、乌金山等几个新旅游点，旅游成为本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而榆次的东南部这一大片山区却相对沉寂，于是，武书记提出，应该开辟一条以知青文化为特色的新旅游路线。他的这种想法与我调整以后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我起草了《关于开发第一知青村旅游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对开发的侧重点做了进一步的调整，以发展知青专题旅游业为主，经济开发为辅，后者为前者服务。

    从这个思路出发，经济开发的主导思想也就改变了，应该侧重于生态维护和生态建设，凡是不利于此目的的事业，比如养羊，要破坏植被，就不能再搞了。

    植树也应当以绿化树，观赏树种为主，营造景观成为了主要目的，果木树就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另外，既然守着一条津水河，营造景观就应当在水字上大做文章。

    我对河道、地形做了调查以后，在“领地”内规划了九个可以筑坝拦水成池的地点，一个水池造一个水景，有树有亭，再养些鸡鸭、种些荷花，再加上泉眼、石景和野生动植物，还发愁人们不来游览吗？这年头，叫人们单纯来寻访知青遗址受教育，恐怕很少有人会来，而要是连带游山玩景，寓教于乐，大概会有人感兴趣的。

    因此在此报告中，我还附上了我根据设想绘制的第一张旅游规划图。后来，这个规划和可行性报告，被庄子乡列入工作计划，并向榆次县政府申报，当时榆次市分管旅游的一位领导（我记得名字是叫李虎），表示设想很好，是一个独创型的有特色的项目，并要求暂时对外保密。只是当时政府正在全力投入老城等几个大项目的建设，暂时还没有力量往这里投资。乡政府还把这个计划列入了他们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发在政府网站上，但暂时没有得到响应。

    思路调整以后，我也立即开始了新动作。

    造林方面，经过了好多失败，后来总算是摸索出了比较最适应这里自然环境的几个树种，那就是山杏、山桃、元宝枫和香花槐。他们病虫害少，管理简单，也有一定的观赏性，可以营造景区，于是我就开始有计划地种植这些树木，元宝枫和香花槐，苗子都是从外面引进的，精心护理，都获得成功，山桃和山杏，山上野生就有，采下种子就可以自己育苗，尤其是山杏，树形高大，枝叶茂密，到了秋天一见霜就变成红色，颇为好看，我就在山上山下大量移栽，先后有两万多株，基本覆盖了河道。

    在河沟里栽植绿化树，自然应以杨柳为主。开始我从山西农科院，连着几年引种过太原的大叶杨，我弟弟又从太原郊区弄来几百棵毛白杨种上，后来发现死亡率比较高，可能是这里的土层太薄。表现比较好还是本地的小叶杨，种植也简单，只用嫩枝条扦插就可以成活，当时看着不成样子，几年以后就郁郁葱葱。河滩里，我还引种了一些垂柳，种活后却发现它们的枝条并不太下垂，叶子一丛一丛的象是竹叶，随风摇曳，倒也别具风采。有了这些树木，“知青小屋”原来基本上光秃秃的环境豁然改观。

    我也尝试过种珍贵的树种白皮松，专门搭了塑料棚，筛过了培养土，化重金买了种子，我妹夫精心伺候，可惜一颗也没有萌发。

    依水做景观，当年也立即开始了实验：恰好这年水利局给西河有一项保持水土的“人字坝”工程，有位在水利局工作的干部叫朱扣成，是西河村出去的,非常理解和支持我的开发事业，于是我们经协商取得一致，利用这个机会在我的小屋旁边修建了一道人字坝，形成了一个半亩大的水潭，清澈见底，碧波荡漾，顿时给周边的环境增添了许多情调。

    上世纪末的北京，农家乐的旅游异军崛起，我想到这个趋势必将蔓延全国，我这里搞知青特色的农家乐，应该受欢迎。为了在我这里增添几分田园情趣，同时也想回收一些经济投入，准备在小屋旁边养鸡。我妹妹和妹夫施展在内蒙兵团炼就的技能，在小屋旁自力更生盖起了一个鸡舍，我和我弟弟出钱，从太原郊区的一家养鸡场买了1000只人家不要的小公鸡仔拉上了山。（因为当时交通不便，为了避免蛋品运输的困难，我们选择了不养母鸡，只养公肉鸡的方案）。这时是1999年，我的母亲已经80岁高龄，但人老心不老，还想帮助我做一番事业，她离休前在省食品公司禽蛋科工作，对国营鸡厂的防疫、管理熟悉，有点经验，所以自告奋勇，带上我妹妹的两个孩子做帮手到山上养鸡。

    我们的鸡主要是采取放养的形式,那年夏天,这条沟里的风景是相当独特的,溪流、草木之间，到处都可以看到白色羽毛的鸡在“咯咯”地啄食，草丛里的小虫，水面上的蜉蝣，土里的蚯蚓、核桃虫，都成了它们的食物。到日落黄昏，我妹夫一吹哨子，满山遍野的鸡就一起返回鸡舍，吃一顿补充的饲料安然入睡。那时，市里到黄彩的公交车还没有通，河道里的路经常为泥泞截断，山上没有电，看不了电视，也没有通讯，搬运生活用品上去很不方便，老太太在山上确实吃苦了。记得那一年国庆是建国60周年大庆，全国人民都在电视上观看天安门的大阅兵，而我母亲此时正领着两个孩子呆在山上，什么也看不见，甚至一点过节的美食也没有准备,但老人家兴致不减，那一天叫孩子们辅助着登上了房子对面的南垴山，还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诗：“八十不服老，踊跃登南垴，白头再创业，夕阳无限好。”

    养鸡的事基本是试验成功了,1000只小鸡只在刚出窝的一个月内吃了少量的饲料,以后完全靠在野地里放养，靠吃草籽和昆虫长大,是典型的“绿色食品”，除了各种原因损失了200多只外，绝大多数都养到了2斤以上，成本又很低。问题是没有经验，时机把握得不太好：进小鸡的时候已经是7月份，鸡只养到半大，天气就变冷了：田野上没有了草籽、昆虫，大雪封山，饲养这些鸡就只有靠喂饲料，每天要喂一大口袋玉米，成本高了，肉质也下降了。最后这批鸡是到春节前后卖出的，算下账来，除去成本大约仅获利几百元钱而已。我想：如果是每年3、4月份开始养，养到十月份，天一冷就把他们卖了童子鸡，肯定是可以大获其利的。

    另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养鸡对植被也有破坏的作用，它们喜欢啄食林木和蔬菜的果实，和植物刚刚暴出的嫩芽，我们刚刚培育的杏树苗圃，被他们啄食得干干净净，寸草不生。

    因为在当时，造林美化环境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决定暂时停止养鸡。

    一个体系要运转，毕竟要有一定的经济收益来支撑，我看中了林下的药材种植，杜家山一带野生的药材很多，我要选择一种适应当地环境、同时经济收益和市场也不错的品种来人工种植、批量生产。为此，我专门从北京药物研究所购买了多种药材的种子，在杜家山育苗试种，包括党参、黄芪、甘草、黄芩、金银花、山茱萸、柴胡、板蓝根等八种。经过一年的试验，表现最好的是黄芩，当地原来就有野生的黄芩，每年农闲季节，当地老乡都会上山去采来卖钱，年复一年，天然的黄芩基本已经被刨光了，却没有人想到要人工种植这个东西。

    在2001年春天，我从药材市场买了2斤黄芩种子做畦育苗，黄芩种子很小，萌发条件很苛刻，这时候，我当年插队练就的种菜技能发挥了作用，用底水加覆盖的办法，保证了他的全苗。第一年，培育成了细长的根苗，第二年春天，我妹夫带人把他们全部栽植到5亩大田里去，到了秋天，根部已经长到了指头粗，已经可以出售入药了，但为了更好的质量，我们没有刨，叫他们继续生长到第三年秋天，收获的时候，连乡卫生所的医生都赞叹这黄芩的质量好：一般的黄芩根超过2公分都是要开裂的，而我们栽培的黄芩根很多都超过了3公分直径，却没有裂开，这对于加工炮制、保存药性是具有很大优越性的。买黄芩药材获得了2000多元的净利润，可以说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养鸡和种植黄芩，应当说是我创业的一个转折点，由失败转向成功，由以前纯粹的投入，开始有了初步的效益回报，虽然和几年来的投入相比，这些回报如同九牛一毛，但毕竟是良性循环的开始。更加重要的是，我在这个阶段摸索清楚了比较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开始上路了。

    与时具进，初见规模

    人生总是有许多预料不到的波折：2003年，我爱人忽然患上了致命的疾病，我不得不放下所有的事来全力应付医疗和康复方面的事情，此事要占用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实在无法顾及山上的事，因此，我的妹夫也在收获了药材之后撤走，“知青小屋”、鸡舍和林子，也只好托当地的林业管理员采明照看，在此后5、6年内，杜家山的开发基本陷于停顿的状态。

    2008年以后，我的家人病情逐渐趋于稳定，我才有精力重新考虑山上的事情。回山上一看，发现就在这短短的5、6年中，当地的人文环境和经济结构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乡书记的预言得到了兑现：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青壮劳力大量进城，这时，不光是杜家山村里已经除了一个身有残疾的林业管理员外所有的老农都搬走了，连西河村原来200多口人也搬迁得只剩下30 多口人，都是所谓“3860”部队，尽力照管着各家残留的一些果树和菜地。农民的家庭收入已经不主要靠农田，区域经济结构已经转向专业化、定型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原来在经济模式方面的构想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有一样改变却是使我感到振奋的，那就是交通状况：从上个世纪末就叫响的“村村通”工程，到现在才落实到实处：国家拿出经费来往各边远山村修公路，在短短几年内，从榆次到黄彩的公路加宽加厚，通了公交车，由黄彩到南田通了柏油路，由山猪沟到西河村也通了硬化路面，开始是红砖的，后来又改为水泥路面，虽然路面只有4米，错车都困难，但毕竟是做到了可以风雨无阻，常年通畅。从我创业的第一天起，交通问题就是一个发愁的事，我每次想当天上山，都不得不步行二、三十里山路，从子房沟翻大塔山走庆城。现在好了，买一辆电动车就可以随时上下。更重要的是，它打通了我的开发区和外面世界的通道，为我计划中的旅游奠定了最基础的条件。

    还有一个可以感觉到宽慰的是：经过这五、六年，我们在开发早期种上的绿化树已经发育成林：小叶杨和毛白杨已经长到一搂粗，20多米高，垂柳也已经碗口粗，风姿婀娜、元宝枫和香花槐都已经团团帷帷，上万棵山杏树也陆续结果，整个山沟里的景色已经大为改观。

    就在“奥运会”和“世博会”“花博会”相继召开时，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越来越重视，榆次的新一届政府，也在山区推行一种旅游观光和特色经济相接合的“庄园经济”，这促使我对自己的规划再一次做了调整。2010年，我再次向上级打了《建立杜家山知青庄园，开发知青特色旅游的报告》，其中对以前的规划做了新调整，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规划不仅包含了我自己购买的那一片“领地“的建设，还包括了杜家山山上遗址和由知青小屋到西河村周边整个景区的规划，包括33个景点和两个经考证的历史文物遗迹。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景区的建设需要连成片才有可操作性。经费的不足可以用招商合作的办法解决，我将我的报告制作成了图文、PPT和视频光盘，也正是为了适应招商引资的需要。

    这时候，一家企业的介入使我的创业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这个企业叫老树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一家以生产、加工红枣、小米为主业的公司，品牌叫做“天下谷”，当时刚刚进驻黄彩村。说起来，他们的厂址和我还有一定的瓜葛。32年前我在当时的黄彩公社担任团委书记的最后几年，公社准备修建新的办公地址，当时的公社书记叫我来设计图纸，（因为我当时是公社干部中文化水准最高的人）我按照他的构想绘制了图纸，但我没有等房子盖成就被调下县城工作了，没有在这里住过一天。直到我20年后重返杜家山创业，这里一直是黄彩乡政府的府邸。后来，市里撤乡并镇，黄彩、庄子两乡合并，办公地点挪到30里外的庄子村，这里就空下来了。“老树”合作社就把它租下作为自己的厂址。

    一个偶然的机会，叫我结识了这个企业的经理刘文荣，竟然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原来，他是学美术出身，因为原工作单位倒闭，就和几个画家朋友合作入股成立了这家企业，开拓绿色食品的加工。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艺术家的情怀，并不只盯着产品的经济运作，而是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形象的塑造，他不惜投入，将那个原来破旧、单调的院子进行了园林化的改造：栽花种草，更新果树，修造亭台游廊，还精心造了两处水景。室内装潢追求文人韵味，素雅洁净，在相对荒凉干旱的黄彩梁上硬造出了一处世外桃源似的景观。据他讲，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只是为了给股东和艺术界的同仁们提供一个聚会风雅，交流艺术的场所，故起名“黄彩艺苑”，但不料修成以后，却成为许多旅友、游客、户外活动爱好者青睐的地方。因为这里1200米海拔，周围40里没有任何工业污染，遍布果园，凉爽、空气好，是避暑、采摘、休闲的好地方，所以每年都有上万的游客造访，他又及时推出了窑洞客房和农家特色的饭菜，大受欢迎，这些文化开发促进了产品的宣传推广，2010年，他们被评为“榆次地区十佳庄园”之一。

    我一辈子搞文学，也是艺术圈中的人，和刘文荣有许多共同语言，很快就交成了好朋友。当刘文荣经理听到我关于杜家山开发的设想以后，立即感觉到以蔡立坚、杜家山为标志的知青文化是黄彩地区一个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也正好作为他企业文化的一个特色，愿意全力支持与配合我的开发。当年，他就在他的庄园门首的位置，专门修建了一个花厅，搞了一个知青图片展，将我保存的杜家山、蔡立坚的历史照片资料和自然风光，通过13块版面向游客展出。

    这个图片展，立即引起了许多游客的关注：年纪大的一些人通过这些图片回忆起当年的艰苦岁月和纯真情怀，年轻人也从这些陌生而富有感染力的画面中受到触动和启发。有些老知青听说这里有这个展览，还专门驱车来看，在花厅里久久徘徊，其中还包括山西省一个姓刘的副省长。

    “天下谷”庄园无意中成为了杜家山的一个“门户”和宣传站，愿意上杜家山去观光参观的人大大增多了。加之这些年，城里的“绿色养生观念”盛行，爱好户外活动的“驴友”们也活跃起来，西河新修通的公路提供了条件，自发到杜家山远足观光的游人一年比一年多。

    2009年夏天，全国搞文物普查，其中包括文革文物和近现代历史文物部分，晋中市榆次区拟将杜家山知青点遗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榆次区文物局的阎震局长带领着他的人马上杜家山实地勘察，这也是缘分，我当时恰好从北京回山上来，在沟里正好相遇他们一行。有我这个知情人领路讲解，这次考察进行得十分顺利。严震局长是个很热情的人，后来，他把我们这次考察的经过，写了一篇《寻访榆次杜家山：中国第一知青村》的文章发到网络上，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比这更早些时候，山西省的旅游杂志《旅游时代》两个记者，由杜家山的老知青孔慧军联系到我，我们一起到山上游览了一次，回来以后，记者写了我们两个人的专访，配照片发表在他们刊物上，同时也刊登在他们的网站上，题目叫做《杜家山：38年萦绕梦魂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后，闻讯来探访杜家山的人就更多了。

    为了适应这个形势，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投资将知青小屋内部和周边环境进行了重新装修和整理，布置了专门的杜家山资料和实物的展览室。这样，往来路过的游客们有了一个休憩、赏山玩水、领略回味知青历史和知青文化的场所。

    应该感谢的是，乡里、县里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对我的创业给予了热情支持，庄子乡里新上任的书记许继生，上任的第一天就专门托人把我请去，叫我详细地给他介绍我的开发计划，第二天就带着乡长和我一起实地视察，去的时候，正是五月下旬，山沟里野丁香、黄刺梅花正开得烂漫，我们刚进到杜家山坡底，就看到成百上千的白地黑花的大蝴蝶，一堆一堆地聚集在小溪边草滩上，此起彼落，十分好看。人走过去一惊，上千只蝴蝶一起飞起，整个山沟宛如天女散花一般绚丽，走到石门沟里，又看到两边山崖怪石林立、一座不知什么年代人修造的小石桥鬼斧神工，飞架崖上，加之草木繁茂，松涛阵阵，许书记不由赞叹说：“这样好的资源，躲在深山人未识，不好好利用可真是可惜了。”

    事后，庄子乡来了名人、领导干部和企业家，许书记果然经常把他们带到这里，希望他们能知道这里的资源，支持我的事业。

    还有一位领导应该着重地提一笔，那就是区水利局的王俊明局长。我们以前素不相识，只因为来了几次，了解到了这里的水资源情况，和我对于这个地方的规划和设想，就主动地替我着急，帮我筹划，还专门找来庆城林场、旅游局的领导和我一起协调关系，论证项目的可行性。2007年村村通的公路只修到西河，因为杜家山村已经没有人，公路就没有再往里面修，所以要进入我的“领地”，土石的路面有一处被河道完全截断。一到雨季和冬季溪水上冻，这段河道就泥泞滑陷，车辆无法越过，大大影响了游客们的交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向水利局打过一个报告，要求在此修一座小塘坝，一方面可以蓄水帮老乡浇菜浇树，另一方面坝修宽一些，坝上可以跑车，解决了交通的问题。报告打上去，很多人说没指望，老百姓说这年头为了批一个项目都要上供行贿，天下哪有白吃的宴席？可是我从接触中的直感，觉得王局长是个正派、实干，有事业心的领导，会重视我的报告的。果然，到2011年底，水利局有结余的少量工程款，王局长就把它用在这里，第二年春季施工，他经过视察还追加了经费。

    没有过了一个月，这条长20米高4米的坝桥顺利完工，坝体造型美观，不仅同时解决了灌溉和交通的问题，还造了一个近百平方米的清澈湖面，给沟里增添了一个新的景区。我从心眼里对王局长表示尊敬和感谢。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真是需要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好干部。

    在招商引资的问题上，进行得不大顺利，几年来，由朋友和各级政府领导的推荐，我也接触了不少于十位有心投资杜家山开发的老板，但除了“天下谷”的刘老板外，都没有达成真正的合作协议，主要是指导思想不合拍。从我这方面来说，始终如一的愿望就是要搞成一个“知青文化”的纪念地，叫庄园也好，叫主题公园也好，总之是叫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寓教于乐”地品味知青精神，这个题材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受众很大、回报很快的热点项目，而老板们投资主要考虑的是回报，他们或者是对知青主题不理解、无兴趣，在开发方向上谈不拢，或者是投入以后就想马上有巨额回报，要利用这水和植被搞什么规模化的养猪、养牛羊，办加工厂之类，而这和我的维护自然生态为前提的开发理念是违背的，所以一直没有成功。

    事实证明，我的坚持是对的.这几年来，知青文化的价值，在政治和教育的层面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尤其是以习近平、李克强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上任后，他们谈到个人经历的时候，无不谈到插队生活对他们的磨练，而18大以后，生态建设的倡导更是如火如荼。所以我觉得我建立在这两根轨道上的开发航向是没有错的。这两年，上杜家山一带旅行的游客呈直线上升趋势，发表的观感和体会也证明，他们的收获也在这两条。去年我亲自接待过一对夫妇，孩子参加高考完毕的第二天，他们就领他上杜家山，叫她领略上一代青年人是如何艰苦奋斗面对社会的；也有不少人，领着全家抽假日来到这里野餐一顿，或者采点野花野草，或者追逐蝴蝶昆虫，或者什么也不干，撩一撩溪水，吸吸好空气，只是为了领略在天然环境里生活的感觉。结成团体来游的也是两种，或者是有知青、怀旧情结的人，或者是亲近自然有山水情结的人。现在，杜家山的两项独特风景已经在周边小有名气：一个是上面说到的“胡蝶谷”，一个是山脚下当年我和蔡立坚一起找省地矿局鉴定过的天然矿泉，每到适当的季节，来观景、饮水的游人络绎不绝。去年，在没有任何组织发动的情况下，上山的游客已经达到4、5千人。5月花季和8月暑期，每个周末都要接待4、5批游客。

    所以我觉得：我的创业最艰苦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当前我的想法是：抓住这个势头，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加强景点的建设，尽力使之系统化，增加游人的兴致和文化内涵。这些方面如果有投缘的企业家愿意合作投资，能快进度和规模，那样最好，如果不能，我就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地投资，和刘文荣老板密切配合，也能够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在我的项目是以观赏自然生态为主，投入钱多钱少不是关键的因素。

    为此，2013年，我已经筹资修建了两个大一些的新建筑：一是在文物局鉴定过的一块摩崖石窟前，建起了一座“慧青禅苑”，为的是保护这个石窟，同时也是利用这个新景点聚人气，作为整个景区的门户；另一个建筑是与知青小屋隔河相望的“知青茶苑”，将作为展示杜家山知青历史文化、进行集体活动的主要场所，而现有的知青小屋将转化成旅游服务点，为游客提供导游、饮食和销售纪念品等服务，形成旅游中心区。

    2014年，我还准备在这两处景点的基础上完善附属设施，还要在前面所述草凤垴前的坝桥水池、杜家山坡底的蝴蝶谷、天然矿泉旁边建立标志牌和必要的亭台栏杆，修缮杜家山上的蔡立坚纪念碑、知青遗址，这样，一条完整的旅游线路就基本形成了。

    如果在明年的后半年，你要来参加我的知青主题旅游，实际上从黄彩就开始了：首先你会看到路边的“立坚小学”：这是我和当年和武耀勇书记共同争取的以蔡立坚命名的小学校，政府在前几年拨款1000万进行了重建，在这里你会看到蔡立坚同志的雕像和介绍她生前事迹的版面；接着你可以在黄彩村的“天下谷”庄园小憩，现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有个知青图片展了，刘老板已经开辟了专门的知青展览室，展出有关知青文化的实物、历史资料、雕塑、艺术创作等。从黄彩到西河的20里盘山道途中，你可以看到两处山景：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梯田和分层结构的展示，奇伟壮丽，颇值一观。

    从西河村下一个大坡，穿过一个牌坊，标志着你正式进入了知青主题公园，首先会看到一个溪水小瀑布，如果时机合适，那瀑布的形状还会呈现出一个坐佛的造型，奇妙无比。在瀑布周边的石滩上，你会看到真人大小的知青生活片断雕像，（这些雕像会延续地出现在整个景区的河滩石片上共20组），转过一个河湾，就是覆盖琉璃瓦的二层小楼，那就是“慧青禅苑”，里面有佛教壁画、雕像，背后石崖上有隋代的摩崖石窟可以观赏，周边还有放生池、聪明泉、吉祥钟可游览，同时这里又是旅游的门户，在这里可以配导游，补充食物和水，并备有特色农家马车带你进景区。这是第一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