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杜孟谟（字宏远），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杞县万家寨。五四运动前后，不满15岁的杜孟谟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开设的私塾读书时，接触到《天演论》等进步书刊。

    1923年暑假，杜孟谟从开封二中返乡与伙伴发起创立“风俗改良社”和“读书会”。一年后，“读书会”改组为“社会科学研究会”，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1925年

    1925年，杜孟谟经马沛毅介绍入团，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其实，他更热爱文学和历史，但为了方便进行地下工作，他决心进入数学系学习。

    期间，杜孟谟担任北京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

    在杜孟谟来到北京前，中共北京地委分别有北大支部、师大支部。后来改组的东城支部即以北大为工作中心，西城支部即以师大为工作中心。

    1925年前后，北京地委成立东部、西部、南部三个委员会，东部委的书记陈宝符(或黄日葵)就是北大学生。

    陈宝符于1922年进入北大，于1924年经黄日葵、李国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担任北大党支部书记，直到1926年毕业。

    北大支部的支部会定在北大红楼的教室召开，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半公开状态。

    1925年10月，《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的《京区报告决议案》中提到：“在几乎没有工业的北京市，现在竟有了31个工人同志，这是第四次大会后，京区唯一的成功……北京方面未能得着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党员，乃是一个缺点”。

    除“中共一大”之前的13名“共产党北京支部”成员外，在1921年7月到1926年6月间，北京大学共发展或转来共产党员48名，其中就包括杜孟谟。

    综合历史材料分析，1924年5月，北京党员46人，其中知识分子党员45人；1925年10月，北京党员至少76人，其中知识分子党员至少45人。

    1925年11月，北方区委发动了“首都革命”，准备乘势推翻统治北京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政权。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告密和破坏，这次革命未能成功。

    1925年底至1926年1月，有100多名团员转党，党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

    1926年

    1926年初，杜孟谟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此后，杜孟谟在北大任党支部负责人，“四·一二”后曾一度任北京东城区委负责人。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李大钊、陈乔年均在斗争中负伤。

    当天，杜孟谟也组织同学们前往天安门参加游行示威大会，反对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执政府，被前来镇压的军警打伤，腿上落下一处伤疤。

    当时，后来成为杜孟谟妻子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段子彬，与杜孟谟并肩站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的前列。

    1927年

1927级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照片（拍摄于1931年，前排右二为杜孟谟）

    1927年上半年，杜孟谟同志担任北京大学党支部第九届书记（历任书记依次为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范鸿吉、苏怡、陈宝符、张经武、段纯），他在北京开展工作的危险性与艰巨性与日俱增。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数十人，并于4月28日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中共北方区委、中共北京市委遭受了严重破坏。

    5月1日，张作霖的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即发布条令，宣称对“宣传赤化，宣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革命力量，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革命事业就此进入低潮。

    1927年“四·二八”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就义后，尽管白色恐怖气氛日益浓重，一些人动摇了，离开了党组织，但依然有许多进步学生对于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行为感到强烈愤慨，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罗士高同志就是在李大钊等同志就义的第二天(1927年4月29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党组织为了回应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也加强了组织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力度。

    1926年暑假结束后，北大党支部共有党员十余人，团支部有团员十余人。到了1927年暑假前，北大党支部的党员人数达70人，其中，就包括身为北大党支部书记的杜孟谟同志。

    1927年7月至9月，彭树群任东城区区委书记。区委下设北京大学支部、朝阳大学及沙滩等党支部。

    党的“八七”会议召开后，党中央派王荷波、蔡和森来北方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

    北方局迅速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重建和恢复各地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拟趁奉系军阀和晋系军阀混战之机，举行工人武装暴动，发动与组织农民战争，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1927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改组会，东、南、西、北和西郊等区的代表28人参加会议。会上改选了市委成员，委员11人，候补委员3人，王尽臣任市委书记。彭树群调市总工会工作，杜孟谟同志出任东城区委负责人。市委设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工人部、军事部、妇女部，下设东区、南区、西区、北区、西郊区5个区委及环城党组织(铁路系统)。各区区委负责人均由市委委员担任。市委机关先后设在北新桥褡裢坑4号和东城南小街羊尾巴胡同20号，代号“秦渭清”。

    这段时期，杜孟谟在北大与陈望道先生、裴文中先生、楚图南先生的交往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此期间，他读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了解到裴文中先生对北京周口店猿人的发掘与发现工作，感受到楚图南先生的博学多才与文史造诣。

    10 月中下旬，中共北方局、中共北京市委及团北京市委、北京市总工会因准备武装暴动及叛徒出卖，先后在北京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王尽臣等数十人被捕牺牲。

    11月上旬，党中央派谭哨云同志、马骏同志到北京恢复党组织，成立中共北京临时市委，谭哨云任市委书记，马骏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一说任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市委机关设在东城盔甲厂15号。

    市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工农运动委员会、青年学生部、秘书长，下设西郊区委,其他区委。

    1928年夏至1929年春，杜孟谟再次担任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