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军阀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尚未建交，且苏联远东尚有部分地区被白匪占据，很混乱，海参崴至伯力间有一条伊曼河，河北是红区，河南是白区。因此，从中国去苏俄在当时不仅极秘密，并且的确需冒险。第一批从陆路走的，就曾在哈尔滨被张作霖扣押。于是此后便改为从海路取道日本长崎，再转经海参崴北上。

    1921年暮春，父亲一行藏好组织介绍信，进行了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登轮启程。经长崎安抵海参崴。万不料此地的春天仍旧是冰天雪地，衣衫单薄的南国少年因没有足以御寒的冬衣而受苦。父亲患了感冒、发烧。为此，险些酿成大祸。

    当时，赤白交界处本就设卡盘查极严，加之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更增添了检查内容。为了安全，他们化整为零，父亲与肖劲光一组。父亲扮作去苏俄谋生的小理发匠，肖劲光扮作裁缝。肖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而父亲却因体温偏高，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肖劲光。但为了安全，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

    两天后，父亲只身赶到伯力。肖劲光-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原来，再次盘查时，父亲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外，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以此蒙混过了关卡。

    那年，父亲刚刚17岁。到了伯力，就到了“家”，精神上得到彻底解放。苏联红军的热情接待，使他顿觉换了一个天地。

    但是此后的行程，仍旧是艰苦的。特别是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他们乘坐一辆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要继续肃清白匪，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坦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而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车一停，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车修铁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闷罐车载着他们爬过七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1921年7月9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

    会后，经稍事休整，父亲于8月3日正式人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

    “东大”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登上学生宿舍五楼，正可俯瞰普希金广场，校园宽敞、优美、整洁。该校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制3年，主要设有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并专为中国等东方国家学生分国别单独组班。父亲和刘少奇、罗亦农、胡士廉、肖劲光、廖化平、卜世奇、任岳、彭述之、谢文锦、华林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

    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父亲叫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是年10月21日正式开学。

    最初的学习很艰难，因语言不通，听课很吃力。父亲下决心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苦读俄语，进步很快。一年以后，当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时，父亲就接替了这一工作。

    学习是紧张的，物质生活更是极为艰苦的。因内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日用必需品供应高度紧张，粮食极端缺乏。不得已，全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一切人的劳动报酬就是面包，而且是黑面包。享受最高待遇的是红军，列宁也不过如此。而“东大”学生正是享受这最高待遇——每日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吃一小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吃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午饭还有一勺汤，偶尔放一点咸鱼。衣物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父亲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大，却也分得一双很重的大皮鞋、一件很薄的黄色麻布上衣、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缀一颗红五星，这就是他的全部御寒衣物。

    这样的生活到1923年以后随着全苏经济好转而改善:不再吃黑面包了;穿上了统一制作的虽粗糙，但厚实的黑呢衫裤和大衣；每人每月的零用钱，也翻了一番，增至3卢布。

    艰苦的生活中，也曾出现过一次“奢侈”。

    192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此，共产国际慰问中国留学生，每人发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可算是难得的珍品了。这天，父亲、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几个湖南籍的同学凑在教室里，围在取暖的大火炉跟前找来一个盛开水的大罐子，把几样食品放在一起煮，美美地吃了一顿名副其实的大杂烩；饭后，肖劲光看着一扫而光的大水罐，不禁说道:“这顿饭，恐怕要叫我们记一辈子哟!”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这次大会是为对抗1921年11月12日开幕的帝国主义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而召开的。根据共产国际会前通知，中国派去了除共产党的代表外还有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等相当广泛的社会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为团长。父亲和刘少奇、肖劲光、卜世奇等数名“东大”中国留学生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这是父亲在旅居莫斯科期间第二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年轻时父亲性格很活泼、思维很活跃。特别是旅居异国，对国内来的代表，更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会议期间，只要稍有空闲时间，他就去探望代表们，并与代表们探讨革命理论、利用星期天陪代表们参观莫斯科市容，并想尽一切办法款待代表同志们。

    这期间，全苏尚未从饥饿中摆脱出来，尽管苏联人民节衣缩食，把最好的食品供给会议代表，但人们仍难免受饥饿的困扰。一天，张国焘、高君宇、王烬美等中共代表正在宿舍休息，父亲、刘少奇、彭述之等8名同学捧着一盘马铃薯来了。一进门，不知谁大声地说:“同志们，对不起，实在没有好吃的，就请用一点马铃薯，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心意!”在座的代表们愕然了，他们深知这盘马铃薯的分量，这必定是几个同学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来的，非任何贵重物资所能换到，是同志们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直至几十年后，被慰问者仍满怀异常亲切的感情深切地记忆着。

    1922年12月7日，中共旅莫组召开会议。由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任弼时、王一飞、彭述之为中共正式党员。

    如果说“东大”艰苦的物质生活对父亲是一种革命意志的磨炼，那么，旅莫支部的政治生活则成为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锺炼革命牺牲精神的熔炉。

    有系统，有组织的训练开始于旅欧支部派员赴莫斯科后。

    1923年4月的一天，父亲偕王一飞、萧三等人来到莫斯科火车站，在熙来熙往的旅客中迎来旅欧支部第一批赴“东大”的同学：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王圭、佘立亚、袁庆云、王凌汉、郑超麟、高风、陈九鼎等12人。异国他乡迎同志，自是别有一番亲热劲儿，尽管他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父亲挽着新同学的手，揽着新同学的腰，大踏步地一路走、一路用他特有的高音向同志们介绍“东大”的学习和生活。

    旅欧同志的到来，壮大了旅莫支部的队伍。党员从13人增至23人，占当时中共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团员亦达35人。随即，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成立了支部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及《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规定了政治理论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范围，开始了对支部成员的严格教育。

    不久，“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东大”，同学们群情激愤。父亲当年的老师，今日的学友萧三和另一同学当即合写了一个剧本《二七罢工》，反映这一动人心魄的事件。父亲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五四”时期宣传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样，登台参加演出，向全世界无产者宣传。他们在“东大”礼堂、在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疗养院……迎得各国各民族及老共产党员的掌声，赢得了世界无产者对中国工人阶级兄弟般的声援。站在舞台上的父亲感受到了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力量，也感受到青年一代革命者肩上担子的沉重。

    1924年1月，莫斯科，一个极其寒冷的冬月。

    22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父亲和苏联人民一样，悲痛万分。拾起搁置数年的画笔，注满崇敬、爱戴与痛悼之情，描摹领袖肖像，放在自修室和宿舍楼梯口，供大家瞻仰。

    列宁逝世后，考虑到人民对伟大导师的沉痛哀悼之情，苏共中央决定将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厦大厅三日，以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民向列宁告别。

    可能因父亲俄语讲得好，也曾担任中国支部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局的人热悉的缘故，他得到可以随“东大”支部局一起参加进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父亲找上萧三一同去了。

    荣幸的是，当他俩随队伍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时，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护灵”。这是葬仪中一个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4人，每次5分钟。4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父亲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60多年后，萧三回忆当时的情景，不无激动地说:“在短短的5分钟内，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5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是的，今天的人们的确无从得知他们想了些什么;然而，父亲却用毕生的实践告诉我们:他无愧于东方民族的代表，他接过了列宁的旗帜，并把它高高地擎起。

    3天后的支部大会上，父亲与华林一起介绍傅大庆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4年3月。春，以其勃发的生机叩开久为冰封的莫斯科的大门。这不禁激起不满20岁的父亲思乡、念土、恋亲人的别绪，给早已莺歌燕舞的南国家人寄去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父母亲大人及诸妹妹:
    一月以前，曾寄单挂号信一封并附有照片，可否收到?你们近来的健康如何?
    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自当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了，街衢的积雪渐溶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的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禹彝叔去年由法来俄，现与我们同校念书，他的情形还好。
    我今天本来是没话可寄，不过因为有便人回国，特草数行以慰你们的望念，旁不多及。
    此祝健康，近好!并望回音!
    各亲属叩安
    二南寄于莫城
    三月十五日

    这寄自遥远异国的家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大自然充满生机的春天的热爱和对故乡春景的无限眷恋，蕴含着对父母家人的深沉的思念。然而。一句“但我不惜……”却道出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前途美好憧憬和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豪情。

    这是保存下来父亲在莫求学时唯一的一封家书。

    这一年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自1923年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后，本年初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此时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陆续派人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