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年来一些党史研究者积极搜集和挖掘党史珍贵史料，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出来。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前后大事记》，1948年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全国解放形势发展，为了争取国民党政府上层文武官员和知名人士脱离蒋介石集团控制，策动人员打入敌方内线，搜集敌方各种重要军事情报，创造条件策动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减少我军战场上的伤亡，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由张执一同志担任书记。

    在策反委员会的成立过程中，有很多充满智慧和扣人心弦的故事。

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机关旧址

    喜上加喜 婚房掩护机关

    策反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策反人员要有很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对被策反对象是否可能被策反要有基本的判断和拿出工作方案；要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善于同被策反对象交流沟通，获得对方的认可；要有对我党策反政策的了解掌握，并能用春风化雨般的解读与感染对方的能力；要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在危急关头可以得到必要的掩护和帮助。当然，策反人员更要有勇于献身，敢于与魔鬼打交道的坚定信念，策反工作最终是要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一旦策反失败往往就会被敌人抓捕，有许多英烈就是牺牲在策反过程中。

    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同志1926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过，在狱中坚贞不屈。抗战期间在新四军五师15旅任政治部主任。他在发展襄南、恢复襄西、挺进江南的抗日斗争中战功卓著。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准备解放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市政府，刘长胜为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后形势变化了，党中央取消了解放接管上海的行动。但是张执一就此进入上海，从事统战、情报等工作，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文化、工商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身经百战，足智多谋，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尤其是，他有极其过人的记忆力，被称为党内“活字典”之一。

张执一和王曦夫妇

    策反委员会还有三位委员，他们是田云樵、李正文、王锡珍。这三位委员都是入党10多年，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考验，拥有出生入死不畏艰难的对敌斗争经验。他们各自都垂直领导着一批分层、分级相互没有横向联系的地下党员，多条线、多渠道的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他们还各自联络社会上一些高层人士，国民党将领等，既是他们的工作对象，也是他们的社会掩护体。

田云樵和方寺夫妇

    张执一领受组建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任务，他考虑到过去是靠孤胆英雄点对点的开展策反工作，现在成立了策反委员会，要靠系统性地，群体性地，有组织地开展工作，要建立一个机关联络点，这样便于系统性的领导。

    1948年初秋的一天，田云樵向张执一汇报，他发展的地下党员张朝杰与女朋友叶佩仪热恋了很长时间，现在想要结婚。按照规定，党员结婚必须要得到组织的批准。张朝杰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他的女朋友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张朝杰和叶佩仪夫妇在策反委机关前

    没过多久，张执一告诉田云樵，同意张朝杰与叶佩仪结婚。原来，叶佩仪也是中共党员，是由李正文和陈蕙瑛夫妇领导的，叶佩仪也向她的领导提出结婚申请，叶佩仪虽然与张朝杰热恋，但是她没有透露半点是共产党员的秘密，两位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党员身份。这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当他们俩互知对方也是共产党员，可以顺利的结婚了，真是意外之喜，喜上加喜！田云樵夫妇和李正文夫妇也非常高兴，他们发展的党员结婚对象竟然都是党内同志，爱人加战友，志同道合，琴瑟和谐。尤其巧的是，田云樵和李正文是中共地下党的两个情报系统，田云樵还兼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但是都归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领导。现在成立了策反委员会，李正文与田云樵都担任委员，成了一个系统工作的战友了。

李正文和陈蕙瑛夫妇及儿子

    张执一正想要建立策反委员会的机关联络点，而张朝杰与叶佩仪要结婚，双方家庭都是富裕的大户人家，可以借此利用新房作为机关联络点。张执一要求田云樵负责办理此事。田云樵立刻与张朝杰商谈，由张朝杰出面向母亲要钱租房作为结婚新房，而张母已经在家里为儿子准备了婚房，张朝杰就以房间太小为由拒绝了，然后他按照田云樵的要求四处找房。最后，经田云樵一一现场勘查，看中了复兴中路485弄11号三楼的公寓房。此房地处现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口，与万宜坊等弄堂相通，弄堂有几处出口，在紧急情况下非常便于撤离。同时，此房南面阳台视野开阔，楼下情况尽收眼底，家里装有电话，便于快速联系。张执一在田云樵的陪同下查看了准备顶下的房子，也感觉很满意。张朝杰说服母亲给了他们40两黄金，顶下了该处房子。

    1948年11月，为了避免邻居的怀疑，名正言顺地搬入此房，策反委员会为张朝杰和叶佩仪在锦江川菜馆举办了一场公开而又神秘的婚礼。婚礼上没有双方的长辈和亲友，也没有同学和同事，只有张执一、田云樵和方寺（原名张朝素，张朝杰的妹妹）夫妇、李正文和陈蕙瑛夫妇以及王锡珍（化名陈约珥）。

    婚宴结束后，嘉宾们又借口“闹新房”，一起去了复兴中路485弄11号三楼，张朝杰与叶佩仪的新房。就在这新房内，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机关成立。张执一宣布：书记张执一、委员王锡珍、李正文、田云樵。机关党支部书记为陈蕙瑛，成员为方寺、叶佩仪、张朝杰和刘毓兰（王锡珍的夫人）。具体分工为陈蕙瑛组织大家学习和过组织生活，对外还担任《现代妇女》杂志编辑工作；方寺除了继续联系黄森、冯尔泰、黄桦和陈宝森等一些地下党员外，还负责机关交通、情报传递等；张朝杰和叶佩仪负责掩护机关安全、保管文件、情报、资金、电台、寻找及剪贴报刊上有关信息，以及书写劝降信寄给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动摇军官们的信心。刘毓兰没有参加婚宴，会议上确定她担任机关交通技术工作。

王锡珍和刘毓兰夫妇

    张朝杰与叶佩仪均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们在大学时都参加编辑进步学生报《约友》，共同的志向和追求进步的理想使得他们相识相恋。他们在上海的同学、朋友很多，相互走动是难免的。为了机关安全，张朝杰与叶佩仪在延安西路一家饭店里又举行了一次婚礼，请了同学、朋友参加，在婚礼上声称即将离沪蜜月旅行，为他们二人隐蔽在策反委机关施放烟雾。

    张朝杰夫妇利用新房作为策反委机关，在机关里保存着秘密文件、资金，甚至还保存过电台，这是极其危险的，一旦被特务查抄出来就有生命危险。张朝杰夫妇勇敢坚定，无惧无畏地掩护机关安全。

    慎之又慎  机关安然无恙

    策反委员会机关成立后，安全工作一直是每个成员心中最为重视的大事。一般联络点都要在阳台或窗户外设置安全信号，一有危险立刻撤除安全信号，但这是高级公寓区，周边没有邻居在阳台或窗户外放置东西。为此，安全信号通过电话来设置，来机关之前，先打电话问“大头（银元）卖掉了没有？”如果张朝杰或叶佩仪回答“没有卖掉，美钞卖掉了”这就表明安全，如果回答“卖掉了”表明出事了。

    机关的安全还要靠每个成员在工作中万般小心，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一旦有成员出事势必会影响机关和其他同志的安全。

    有一次，方寺作为秘密交通员正携带文件去传递，她一边走，一边警觉地注意周边的环境。走着，走着她发现有个青年男子在盯梢她，为了确认被盯梢，她几次步入路边的商店，暗暗的观察是否被盯梢。确认被盯梢了，方寺感觉情况危急，她在不露声色中赶紧想办法甩掉这个盯梢，甚至她已经考虑好如何处置身边携带的秘密文件。就在她开始想办法甩掉这个“尾巴”时，青年男子快步跑上来与方寺搭讪，原来方寺年轻漂亮，烫着头发，穿着旗袍，打扮的比较时尚，完全符合她的职业掩护的需要。青年男子被方寺的相貌所吸引，禁不住来个“马路求爱”。方寺婉转地拒绝了这位马路求爱者，几经周折，反复确认没有盯梢了，才把秘密文件安全送达。方寺之所以能够机智勇敢地携带秘密文件或情报穿梭于大上海的大街小巷，是她有坚强的性格和对信仰无比执着的坚守。

    方寺出身富商，其父亲张瑞堂年轻时从广东潮州来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一家当铺学生意，在他成长过程中与杜月笙成为好朋友和生意伙伴。方寺在学校读书时，已经有家庭自备轿车接送，过着极其富有的生活。1941年夏天，16岁的方寺在二哥张朝杰的影响下，与张朝杰及他的五位同学在地下党交通员的护送下，奔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投身到抗日最前线。当他们七位上海学生到了苏北，正好遇上日本鬼子大扫荡，形势极为严峻，他们每天频繁的夜行军，一天只能吃些地瓜土豆等杂粮，半饥半饱，没有了舒适的卧室，经常睡在半露天的草堆里，短短几天已经染上了虱子，面对这样艰苦的生活，还要接受军事训练，为了抗日，他们勇敢地坚持着。根据地在反扫荡中，很多部队都化整为零，择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接待这批上海学生的部队一时难以掩护他们，为此动员他们暂时回上海，等反扫荡结束再接他们到根据地。

    他们一行七人在新四军交通员的护送下，平安的回到上海。方寺经历了10多天的艰苦磨练，决意要再次返回新四军，她与交通员约好，住在一家旅社，等待交通员的到来。一个多星期后，交通员如约而至，将方寺再次护送进根据地。方寺在新四军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表现优异，几个月以后就加入了共产党。积累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后，组织上把她安排到敌工部门，在1931年入党的，具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的田云樵领导下，从事城市情报人员的训练和派遣工作。

    抗战胜利后，田云樵夫妇被秘密派往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田云樵与方寺组成的家庭，育有一儿一女，住在现在的瑞金一路靠近淮海中路的一条比较宽阔的弄堂里。田云樵的职业掩护是公司经理，平时西装革履，装扮为成功的商人。方寺为了便于从事秘密交通，对外是自由自在的阔太太的形象，家里请了保姆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他们与亲友都是正常交往，与邻居和善相处，完全是一个不会引起别人任何怀疑的正常家庭。张执一经常去田云樵家，布置工作、收取情报或秘密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因此，田云樵家在面对弄堂的后厨房窗口处一直挂着一个不起眼的旧篮子，里面经常放一块咸肉或腊肉，这就是安全信号，如果有紧急情况，必须第一时间撤掉篮子。

    有一天 ，方寺与她的大哥张朝汉一起回她的家，他们刚走进弄堂，方寺就很警觉的发现安全信号没有了，她赶紧拉住大哥的手，大声说道：“我们忘记买香烟了，现在去买几包烟。”

    方寺一边注意着弄堂进进出出的人，一边与大哥转身走出了弄堂。张朝汉是不抽烟的人，他不需要买香烟的，此时，他立刻明白妹妹是搞秘密工作的，现在遇到危险了。他们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喝咖啡，方寺特意选择靠窗的位置，不断地观察外面的情形。张朝汉已经感觉到妹妹很焦虑，但是还要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与哥哥闲聊。过了一会儿，方寺观察到外面没有敌特活动的迹象，就让大哥再坐一会儿，她回家看看。方寺回到弄堂对面悄悄地观察四周是否有异常情况，她很纳闷，为什么安全信号被撤除了？就在她不断地观察时，看见家里的保姆出来倒垃圾，旁边没有陌生人。她就招呼保姆过来，只见保姆手中的垃圾就有这个旧篮子。原来，保姆看旧篮子里没有咸肉了，篮子又脏又旧就准备当垃圾扔掉。一场虚惊！方寺马上告诉保姆，把篮子放回去，就要去买咸肉了，篮子还是要用的。解放以后，张朝汉经常说起这场虚惊和妹妹敏锐的应变能力。

    地下工作者对设置安全信号是非常重视的，有时候安全信号能够及时阻止我方人员被蹲守的特务抓捕。策反委委员王锡珍联系的地下党员王亚文奉命策反国民党中将张权起义，张权将军联络了原国民党132师师长李锡佑将军等一批国民党将领，共同策划了起义计划。
1949年5月15日上午，王锡珍、王亚文和张权碰头时，约定5月16日起义前他们在张权家附近的咖啡店碰头，王锡珍有东西交给张权。16日上午王亚文按照约定到了咖啡店没有见到另外二位，他等了一会，还是没有人来。王亚文就去张权家看看，他估计已经离约定的起义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张权可能太忙无法出来见面。当他走进弄堂，看到张权家的阳台上晾晒着一条湿漉漉的红色被面，弄堂里也有形迹可疑的特务。王亚文赶紧佯装轻松的神态，慢慢地走出弄堂，就在此时，王锡珍迎面走来。（他稍晚到咖啡馆，进去未见张权和王亚文，就往张权家赶来。）王亚文马上悄悄地跟王锡珍说：“张权家出事了！弄堂里有特务！”

    王锡珍压低嗓门回答：“你先走，我不能停。”

    王锡珍仍旧不紧不慢地往弄堂里走，他径直走到弄堂里一处公共小便池，他一边解手，一边透过公共小便池的矮墙，仔细观察了张权家四周的情况，除了一进弄堂就能看到醒目的红被面晾在张权家的阳台上，弄堂里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东张西望，可以确定都是埋伏在弄堂里的特务。王锡珍如同住在附近的街坊邻居，熟门熟路的进弄堂解手，然后慢悠悠地走出弄堂，特务们一点没看出破绽。

    王亚文在不远处看到王锡珍安然无恙的从弄堂里出来了，他远远地跟在后面。到了安全的地方，王锡珍问了王亚文，你怎么知道张权家出事了？王亚文说，我特意关照过他，如果发生危险，在阳台上挂快红布示警。

    原来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国民党132师中校情报科科长张贤向汤恩伯司令告密，15日上午国民党特务在李锡佑家把其抓捕，李锡佑与张权住在同一条弄堂，张权的太太胡雪影亲眼目睹了抓捕李锡佑，但是，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几乎没有想到会和自己丈夫有关。

    傍晚时分，张权回家看看老母亲是否转移妥当，一进弄堂，埋伏着的特务一拥而上，将其带走了。张权的夫人胡雪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表现了非常沉着，强忍丈夫被抓的悲痛，在特务们的眼皮下拆洗一床被子，按照丈夫事先告知的秘密安全信号，在阳台上挂了一条湿漉漉的红色被面。正因为这安全信号及时挂出，王亚文和王锡珍才与危险擦肩而过。

    解放后，王锡珍和刘毓兰夫妇到机关联络点看望张朝杰和叶佩仪夫妇时，王锡珍站在阳台窗户旁，指着前面万宜坊说：“我家就住在那里，可以看到你们阳台，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可以马上知道。”

    组织上对机关联络点安全监控是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旦机关出问题，王锡珍夫妇在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况且，王锡珍的夫人刘毓兰从没有来过机关联络点，没有邻居认识她，张朝杰和叶佩仪也不认识她，如果机关联络点发生问题，被敌特查抄，刘毓兰过来打探围观就不会暴露身份。

    策反委机关曾经遇到过一次紧急情况，机关停用了10多天。4月的一天下午，张执一偕同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之一沙文汉来到机关，他告知张朝杰和叶佩仪，他与李正文要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今后策反工作由沙文汉领导。交代完工作，张执一就直接去了码头，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接下来沙文汉安排田云樵与王锡珍分别到机关取走文件等机密材料，有些情报纸条经沙文汉审阅后销毁，机关作了仔细的清理。沙文汉吩咐张朝杰夫妇照样上班、上饭馆，看电影，逛公园，荡马路，一切都表现出很正常的生活状态。

    当时，策反委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张执一联系的一位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捕，特务机关知道他和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有往来，但只知这个干部姓张，湖北人，比较胖，其他一概不知。那个立法委员遭遇严刑拷打没有招供，特务就用枪逼他的司机，开车到胖子客人回家的地方。张执一从来没有让司机送到过家门口，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就下车了，司机只能带领特务到张执一下车的地方。特务就到警察局查户口簿，查到附近有三家姓张的湖北人，他们一家一家去搜查，查到张执一家时，他已经及时转移到香港了。又考虑到那司机曾送张执一到过机关附近，特务可能会对这个区域搜查，沙文汉紧急停用机关。后来反复确认没有危险后，机关重新启用。张朝杰夫妇度过了10多天看上去很悠闲正常的生活，其实这10多天对他们来说是及其危险的，内心非常紧张，随时随刻面临特务们闯进来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