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张文炎，离开我们已经36年。他的音容宛在，他的叮嘱时常在我的耳畔回响。我们一直在赓续这根红色血脉，传承着红军之家的红色基因。6月26日是父亲节，距党的百年华诞只有4天时间，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都在为党龄50年及以上的老党员颁发“在党50年荣誉证书”。父亲是在华中地区抗日最为艰难的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到他1985年去世，党龄44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来到红军墓陵园，反复诵读红军之家的英雄事迹，深切缅怀先父的革命功勋。深情地注目红军墓后记：“该红军墓与2008年冬至修建的汉川白鱼寨张氏红军陵园和2015年清明落成的鄂豫皖（白鱼寨）革命烈士陵园是一个有机整体，缅怀老红军张文炎敬贤怀德、忠诚执着、百折不挠、初心如磐的优良品格！

    一、敬贤怀德

    先父张文炎1915年8月17日子时，出生在汉川白鱼寨（现属杨林沟镇红升村）。在六个兄弟中年龄最小，排行老六，因此被老家的长辈们取名六娃子。祖父张相德，去世较早，他在本村只读了两年的私垫，就辍学回家种田。1931年，天汉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杨林苏区的红军和群众面临严重的饥荒，国民党调遣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西苏区进行包围和封锁，企图水淹苏区，置红军于死地，作为红军家属，他在老家无处安身。在他心里，大伯张文明就是一盏明灯，他和白鱼寨的父老乡亲一样，非常敬重大伯，大伯读过十年私塾，有文化、有头脑，能够明辨是非，能为大家指路护航。大伯字春桂，1895年正月二十四出生，1960年10月在武昌八步街病世。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汉川游击队。1930年2月，张文明部编入红六军，后编入红二军团。同年五月，被委派到西江任苏维埃主席。1932年，任红三军西江炮队队长。当时大伯在天汉苏区的影响很大，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和“清乡保卫团”的眼里，他是一个”罪大恶极”赤匪分子。“长哥长嫂当爷娘”，他决定去找大伯张文明。1931年4月，红三军第八师、第九师一部进驻汉川小里潭休整。张文明所在的天汉游击队配合红三军在小里潭马家口设防，准备迎击敌人。张文炎在这里找到大伯，要求参军。因不够参军的年龄，张文炎被分配到红军天汉游击队，跟游击队长张岩清牵马，当“小鬼”。1932年6月，国民党军第四次对湘鄂赣根据地进行围剿，天汉游击队编入红二军团后开展多次反围剿战斗，终因力量悬殊，反围剿战斗失利，红军被迫向沔阳、洪湖转移。

    张文炎敬重并深受其影响的第二位革命者是天汉游击队队长张岩清，1904年出生在白鱼乡豪富村，是党的初创时期参加汉川暴动的义勇军成员，1927年参加汉川游击队，任西江游击队队长，编入红二军团后，任营指导员，1932年在潜江突围中壮烈牺牲。张文炎给张岩清虽然只当了一年的小鬼，张岩清的坚强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张文炎坚定不移跟党走产生很大影响。

    第三位就是他的侄儿、张文明的长子张长哇。小他一岁，都是张文明一手带大。1930年参加红军，担任红军西江炮队通讯员、司号员。1933年第四反围剿失败，在天汉苏区完全沦陷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服从组织安排，送信回到汉川。刚进家门，国民党清乡保卫团就赶过来将他五花大绑押赴杨林沟崔子窑河滩，用梭镖在他全身刺杀，他只字不提回家的任务和部队的去向，死也不向清乡团低头，直到头被清乡团砍下，就义时年仅17岁。张文炎闻讯后，非常的悲痛，愤怒、对国民党清乡团充满仇恨，同时对张光长临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气概充满崇敬。张文明、张岩清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张光长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严守纪律的高尚品德，成为他见贤思齐的榜样。

    二、忠诚执着

    1931年，天沔汉地区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后，接着又是旱灾和虫灾，大面积的农田颗粒无收,杨林苏区的红军和群众都面临严重的饥荒，国民党调遣兵遣将，进行武装包围，全面封锁粮食、布匹食盐进入苏区，红军战士饿了靠菱荷充饥，他发誓饿死也不当逃兵，不离开红军队伍，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坚决跟着共产党走。1932年底，他所在的红三军八师二十六团二营五连三排八班，在京山皂市大汇合后，由大洪山出发，从随县北翻越桐柏山，进入豫西南，遭到国民党军、地主武装的追击和拦截，激战中部队伤亡很大，他左腿受伤掉队，几经周折回到汉川。这时的老家，全部被国军控制，白色恐怖笼罩天汉大地，国民党严格剿共清乡，到处搜查和屠杀红军及其家属。1934年，张文炎有家不能归。他压抑内心的悲痛和仇恨，白天给地主刘应生帮工，晚上躲在舅父周仕海和同村李牛娃等红属家里。伪保长李宗恒、国民党独立大队长周擀臣闻讯后，派兵四处抓他,抓一次他跑一次。1936年在去帮工的路上，被伪保长李宗恒带人绑走，送到国民党天门团管处拘禁，他多次外逃未遂，遭敌人的严酷拷打，一次深夜乘哨兵换岗未到之际，他翻越墙院，涉湖逃走。刚到汉川境内，等候在前方的国民党独立大队大队长周干臣就派兵将他强行抓走,送往应城受训。三个月后 ,他乘国民党调兵武昌南下之机,再次冒死外逃武昌隐蔽。1939年，他听说汉川来了新四军，毅然回到汉川老家寻找部队，加入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团游击队一中队后，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越是危险越向前。7月，他赶赴蔡甸参加对日伪熊光部的战斗，出色完成战斗任务。不久，由一班长调到三排任排长，三排在汈汊湖对日伪军的系列战斗和南河渡对日作战中，英勇顽强，表现突出，受到上级首长表扬。他是这支部队里为数不多的红根子，参加过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凭着这点老底子，他在抗日战场上无所畏惧，屡建战功。为了提高地方部队的作战能力，部队首长在他任三排长三个月后，调他到新四军天沔独立大队任政治处警卫排长，接着参加攻打侏儒山战役。 他舍生忘死，经常身着便衣到日寇占领的襄河南岸，征兵征粮，虎口夺食。

    1941年4月，经政治处指导员张明江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初夏，日军纠集伪二十九师、伪十一师，疯狂进行大扫荡，天汉、汉孝、汉阳、天沔、川沔等根据地全部丧失，抗日军民处于空前困难的绝境。为了补充兵源，他再次偷渡襄河，到襄南招收新兵，途中遇日军扫荡，部队与日军展开战斗，因寡不敌众，部队向襄北撤退时，遇襄河渡口阻塞，分散突围时被捕。

    在皇卫军的监狱里，他暗地发展积极分子伺机越狱。1944年，他打听到抗日队伍重返襄北，收藏子弹五百发，手榴弹十九枚，带领陈水清、雷金标等三十多人，强渡襄河，准备投奔新四军，不料遭到敌人的拦截阻击，再次被捕入狱，成为重点监管的要犯。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准备枪杀他，隐藏在皇伪军内的积极分子颜子林、黄长青、刘友法闻讯后，想方设法，在日军对他临刑的头天晚上，掩护他成功越狱，使他重返部队。

    1946年中原突围与部队失联后，他隐藏在逃荒的人群中向南撤退，仍然没有放弃寻找部队和党组织，在途经山坡机场附近的一座寺庙时，听说新四军江南游击队经常来寺庙，他在寺庙附近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希望找到部队。部队撤向何方，地下党组织隐身何处，他无法知道。在这里他与失散的新四军江南游击队交通员李桂英相识，后一起逃荒到嘉鱼新街成家落籍。

    解放初期，地方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担任新街镇农会主席，积极主动地领导当地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镇反运动开始后，人人自危，有人劝他：“六哇叔领朗（您）划成分，得罪的人多，过去的事少说几句”，他一身硬气地回答到：“跟党不能说假话，老子连日本佬和白军都不怕，还怕他们几个土包子”！他如实地向地方党组织反映了自己真实的革命经历。1952年下半年，没想到真的祸从天降，那些人没有说他是反革命、也没有说他是叛徒，就说他蹲过日军、白军的监狱，历史不清，将他列入管制对象，一管就是27年。

    三、百折不挠

    无论受到多少次挫折，遭遇多么大的打击，他都没有动摇退缩。

    1932年4月，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中央分局决定将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红军游击队各独立大队、支队，被中国工农红军收编，统称红二军团。统编时，他分到红八师二十六团二营五连三排八班当战士，部队在京山皂市整编后，由大洪山到桐柏山，开始千里大翻越，在豫西南遭遇战中，十八岁的他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仗，他没有退宿、没有畏惧，冲锋在前，在敌军子弹密集的扫射下，红八师的战士一排一排的倒下，他也没有躲过劫难，左腿中弹受伤，站不起来，就朝部队突围的方向爬，想追赶上部队，直到磨破双膝，伤口溃烂浮肿，晕死在丝茅丛中。不知过了多少天，被同连掉队战友寒中奇发现，两人相互搀扶，沿路乞讨500多公里，到湖北公安藕池寒中奇已经心力交瘁，无力再照顾张文炎，问他伤好后有什么打算，他不假思索第回答：找红军，找革命队伍！与寒中奇分手告别后，他独自一人忍着伤痛，隐姓埋名，沿途帮工，经湖南缜市、湖北公安、沙市、武昌，沿路打听红军的去向，直到1934年底才辗转回到汉川，红军撤离后汉川是彻底地变了天，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荡然无存，根本找不到党的组织和部队。国民党清乡保卫团肆意屠杀红军及其家属，他家的其他人员在老家无法安身，东躲西藏，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被迫离开白鱼寨。长嫂严氏被逼离家，下落不明；1933年，比他小一岁的侄儿张光长惨遭国民党清乡团杀害。为了不牵连乡亲们，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襄河潜水几公里，逃过敌人的布控，到武昌继续寻找革命队伍 。

    1938年10月，武汉、汉川等地相继沦陷。汉川各级党组织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

    1939年，他听说汉川来了新四军，毅然回到汉川老家寻找部队。途经襄河渡口时，遇到在汉江上摆渡的我党地下党员李开秀。李开秀在家里对他豫南突围掉队后，一直在寻找部队的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后，接着向新四军通报。顺利地通过组织审查后，他于当天晚就在一中队队长张振鹏带领下，加入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团游击队。

    1946年，国民党以三十万大军，将新四军重重围困，企图“一举包围歼灭”。新四军五师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其他各部在东西北线突围，与数倍与我的敌军展开搏斗。战斗打响后，独立团警卫排负责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离，在白湖口阻击战中，他所在的一个排牺牲得只剩下四人，编入主力部队继续突围，后在汈汊湖突围中部队被打散。
国民党军队攻占汉中后，到处兵荒马乱。他隐藏在逃荒的人群中向南撤退。沿途挑脚乞生，逃荒到嘉鱼新街。

    解放初期，保甲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兴风作浪，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不忘先贤教诲，继续宣传革命主张，1951-1952年他担任新街镇农会主席，大胆地领导当地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按照中央的政策划分阶级成分，支持抗美援朝斗争。1952年秋，历史嘲弄了这个革命家庭。早他一年参加红军的侄儿张光长，被汉川县追认为红军烈士；小他九岁的侄子张光兴，任武汉市南湖乡农会主席；而他却因“历史不清”，撤销了新街镇农会主席的职务，带上“坏分子”的帽子。

    戴上四类分子的黑帽后，只要来运动就要架飞机、戴高帽游街，经常批斗完了，就关在黑洞洞的牛棚里“反省”。五个大一点的子女都到老新街棉花采购站的牛棚里给他送过饭，递过烟屁股（烟蒂）。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他受到非人的折磨，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割牛尾巴事件，在全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生产队的耕牛，是五户一头，一家一户轮着喂养。在他家喂养时，牛的尾巴被人暗害割掉了，害他人向驻村工作组告黑状，说有“阶级敌人在搞破坏，割掉了牛的尾巴”。当时，县工作组的一名驻村干部喻**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叫到工作组居住的农户堂屋里，逼着他承认是他割的牛尾巴，他不承认，喻**对他拳打脚踢，要他跪在地上，他死不肯跪，喻**变本加厉左一嘴巴又一嘴巴打，不停地抽打。他经历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这件伤天害理的事，给他这个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工作组除了天天批天天斗，整得他伸不起腰，抬不起头，还作出了罚款60元的决定。当时全组36户，只有一户是进钱户，一年到头才进了8分钱、其他35户都是超支户。60元人民币，在当时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他家为了还清这笔罚款，忍辱负重。七个子女中，当时只有大女婿一人有工作，每月也只有30多元工资，大女婿能开口借钱的地方都借到了，也只借到50元，剩下的10元钱，靠门框子找好心的乡亲们一分一分、一角一角地借齐后交给生产队，不然，他得天天继续挨斗。

    很多次批斗回家后，疼痛难忍，卧床不起，他从不抱怨，不说党的半句坏话，第二天强迫自己继续起床下地干活，接受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