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百年华诞到来了。我们的先辈作为这个百年大党的光荣的一员，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各个历史阶段跟随着党的领袖，实践着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在百年大庆的激动的时刻，作为如今已步入人生晚霞的抗联后代的我们，再一次向党，向祖国倾吐我们的心声。

    东三省是祖国的宝地。土地广茂肥沃，资源丰厚质优，气候宜居宜耕，人民勤劳勇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军阀盘踞，沙俄垂涎，日寇觊觎。但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党的光辉一直照耀着白山黑水。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不仅曾亲临东北实地考察，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地区的建党工作和早期革命斗争。和周总理一起领导了天津地区“五四”运动和组建觉悟社的关东大汉、宁安黑土地诞生的回族先烈马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成为东北党组织和革命斗争的早期先锋。瞿秋白和邓中夏烈士也曾亲赴东北实地考察和从事革命活动。瞿秋白在此留下了20世纪20年代东北风土人情的宝贵记述。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建党之际就曾致力于“满洲问题”的研究，警醒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的危险，关注东北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李大钊

马骏

瞿秋白

邓中夏

毛泽东

    1923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成立。“中共五大”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27年5月18至19日，在汉口日租界鲍罗廷公馆召开了“东北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瞿秋白主持，东北参加“五大”的代表和列席人员邓鹤皋、尹才一、关向应、陈日新、穆景周、曲文秀等参加会议。会议经过研究讨论决定：东北地区急需建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以加强党对这个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并确定这个统一领导机构的名称为“中共满洲省委”。周恩来是这一决定的主要决策者。

周恩来

    从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到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先后共选举产生过14届省委。陈为人、王立功、刘少奇、李子芬、林仲丹（即张浩，林育南之弟林彪堂兄）、陈潭秋（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应龙、罗登贤、李实、李耀奎、马良、杨光华等先后任省委书记。九年换了十四届省委班子。这既说明了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艰难严峻，也说明了我们党从来没有放弃坚持在这块祖国宝地上的革命斗争使命。一届省委遭到破坏，马上派来人恢复，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坚持斗争。

陈为人

王立功

刘少奇

李子芬

林仲丹

陈潭秋

罗登贤

    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 “中共六大”结束后，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的周恩来，在返回上海的途中，亲临满洲省委传达“六大”的精神。周恩来此次亲临指导，为“六大”精神在东北地区的贯彻和执行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方向，使满洲省委对革命形势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东北的广大党员干部。1928年11月，周恩来由奉天返回上海党中央后，立即着手筹建中央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受“中特”和满洲省委双重领导满洲特科，这有利于中央和满洲省委及时掌握日本的侵略动向。

    当然，在东北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可避免的经历过党内发生的“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也受到罗章龙另立中央的干扰。但东北革命斗争的道路，在党中央和党派来东北同志的领导下，星星之火持续在白山黑水之间燃烧，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中共满洲省委一经成立，就领导东北人民开展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士兵运动和民族工作，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系列斗争。邓中夏领导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建立，点燃了东北工人运动的火种。1926年，陈延年、苏兆征、刘少奇和李大钊、邓中夏一起，领导和支持了震惊中外的大连日本福纺纱厂 “4.27”百日大罢工，与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南北呼应，打破了日本侵略者自吹自擂的“无风地带”神话，并培养造就了以关向应为代表的第一批东北革命者。

    海参崴，满洲里，绥芬河是我们的先辈开辟和坚持的三条秘密红色国际交通联络线。成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来往的重要通道。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就在中国绥芬河设立了秘密交通站。1926年夏，22岁的苏子元来到绥芬河，担任光华小学校长，并在这里成立了中共绥宁特支，光华小学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共产国际的交通站。每条交通线后面都有众多的人维系着众多的点，保障了护送人员的出入境往返，物资的转运，文件情报的传递。总结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周恩来等众多六大代表从这里安全往返。耄耋之年的杨尚昆，依旧记得自己和张闻天从绥芬河经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一路返回上海的途程。

    曾做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以猎人的身份作掩护担任密山二人班国际交通站的秘密交通员的傅文忱，就先后多次完成秘密接送吴平（杨松）、李范五、李延禄、陈龙和朱光等60多位中共骨干的护送任务。这些同志都是先后从密山交通线前往苏联，最后辗转至延安。

    1935年春，中共吉东特委又先后恢复重建了五个交通联络站（即牡丹江德发客栈、新立街的邸家豆腐房，密山县平阳镇东窑地，林口半截河石印局，穆棱县磨刀石车站）。通过这些交通联络站，护送抗联干部、进步青年和工人领袖出入中苏边境，或护送领导人到各地巡视、开会指导工作。同时，还侦察和潜入敌营散发传单、标语，宣传抗日救国，策划伪军反正，动员开明人士参加抗日。使吉东地区成为中共中央、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至满洲省委联系的重耍枢纽和红色桥梁，出色地完成了我党的各种文件、书信和情报、共产国际指示的传递（如《1.26指示信》和著名的《八一宣言》等。从而打通了中苏边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秘密通道，对东北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2年在英国伦敦留学时就加入共产党的张为先，1937年和组织接上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受党指派建立和领导东北地区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网，是东北地区在隐蔽战线上与日寇伪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视中国为肥肉，弱肉强食，必抢夺分而食之，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既定国策。早年的甲午战争，其后在东北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秘密制定包藏祸心的“二十一条”。他们要求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要求在东北境内修筑五条铁路（敦图线、平梅线、长大线、洮索线、齐克线）。如果“满蒙五路”修成，就极大的有利其掠夺我资源，运送其兵员。李范五1928年就参加过党领导的“11.9”抗路运动。虚与委蛇的张作霖未能满足日寇的要求，在日本阴谋进行的“皇姑屯事件”中死于非命。这桩桩件件都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警惕日寇可能的侵略行径。“九一.八”事件前，日本贼喊捉贼的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以及狂修工事，猛调军队，大运武器的行径更使战斗在东北的共产党人感到了山雨欲来的征兆。

    就在党10岁生日不久，“九一八”日本侵略者炮轰沈阳北大营的枪炮声，在百孔千疮的中华民族身上又增添了奇灾大难。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人民听到的却是这样的两个声音：一边是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为日寇侵占满洲发表的战斗宣言（“九.一九”宣言和“九.二0”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另一边一面是蒋介石集团“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蒋介石语）的无耻出卖。依靠国人的战斗还是依靠国联的“公平断案”成为对比鲜明的两条道路。

    我们看到，在1931年9月19日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后，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团满洲省委发表了告群众书，号召全满洲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9月21日，满洲省委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当前党的紧急任务做出决议；9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日军占领满洲的情形和省委的策略及工作布置；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了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形势虽然严峻，但我们的先辈们根据党的方针，有条不紊的组织抗战。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是在不抵抗的方针下，军队和党政机关仓皇撤逃，南京国民政府以向“国际联盟”乞怜欺骗全国人民。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传单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存档版

沈阳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1931年10月满洲省委迁址哈尔滨致中央的报告

满洲省委迁址哈尔滨后的旧址（冯仲云住所）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全国青年学生相继奋起，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不断开展抗日活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北平各大中院校的学生们就相继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抗日救亡。11月底，中共河北省委和北京市委组织了学生的南下请愿示威。20余所大学，2000多名学生组成了请愿团。林枫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请愿团中进行组织领导。在得知先头到南京的代表游行受阻，多人受伤被捕后，群情激愤，展开了坚持三天三夜的卧轨斗争。各地群众纷纷声援响应，多达数十万人参与了活动。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向不抵抗的南京政府表达了坚决要求抗战的心声。许多优秀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影响下，从此走上了北上抗日的战场。李范五就回忆过，当时，他担任过总交通。在纪念九一八一周年的时候，二十一岁的他，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在地下党组织书记王述禹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派往东北抗日战场的经过。李时雨也对这段历史记忆深刻。

    此时，我党的力量比起满洲省委刚成立之初，虽有了不小的发展。但是，要抗击强大的敌人，要建立起党领导下的抗日的武装，还急需调集大量骨干力量。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先后从内地派来了大批党员。我们的先辈赵一曼、周保中、李兆麟、张甲洲、李范五、冯仲云、冯基平、夏尚志、白乙化、李时雨等许多同志先后奔赴东北抗日第一线，和杨靖宇、赵尚志、韩光等许多本就在东北的同志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14年艰苦卓绝悲壮的苦斗。由于满洲省委遭受到破坏，党中央立即将罗登贤同志的身份从巡视员转换为省委领导，使他担负起继续坐镇在迁往哈尔滨的满洲省委，部署落实各项抗敌决策。

    日寇来犯之初，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人民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将士，激发出奋起反抗的爱国之心。他们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红枪会、大刀会等名目繁多的抗日武装来保卫家乡。并由马占山指挥打响了“江桥抗战”第一枪。他们是违反了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自发组成的，所以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反而被视为“越轨分子”，甚至“罪人”。但中国共产党对义勇军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931年10月，黄显声在锦州组建抗日义勇军时，就得到中共党员刘澜波的协助，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黄将军的采纳。1931年11月江桥抗战爆发时，满洲省委就组织了大批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抗日援马代表团”的名义，到前线进行慰问宣传鼓动，并派志愿兵参加了战斗。并引领义勇军形成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义勇军３０余万人揭竿而起抗击日寇。李杜将军1932年1月，联络部分爱国将领组织吉林自卫军，任总司令，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率部在哈尔滨、方正、依兰密山等地抗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初，东北党组织先后建立了磐石、海龙、巴彦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

马占山将军指挥江桥抗战

李杜将军举起抗日大旗

杨靖宇

赵尚志

赵一曼

李兆麟

    抗战岂止于满布硝烟的战场。众多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赵一曼、林仲丹（张浩）、赵毅敏、王鹤寿等，把监狱变成了抗战反蒋的新战场。他们无不尽显顽强的意志，强忍酷刑，勇斗敌顽，申斥叛徒，团结同志，学习提高，教育狱卒狱友，发展革命力量。只要不死，这辈子依然是一条革命汉子。他们的斗争，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效果：狱霸低头；死刑犯紧握双手动情的说，后悔没有能早结识这样的朋友；狱医加入了共产党；狱卒伸出大拇哥说，将来的天下一定是你们的；狱友说出去后一定跟你们干。赵一曼身边的看守和护士，从同情到帮助策划执行越狱而献出了生命。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们也为东方反法西斯前哨战场，添上了一笔浓墨重彩的奋斗史。

    由于在开展反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难免要和各山林队、伪军、牌甲长等人接触，甚至有的人和统一战线的对象磕头拜把子、称兄道弟，或者利用亲属关系进行统战工作。这些同志到莫斯科如实地写出的革命经历，被王明、康生认为是东北来的学员大部分人都有政治问题。有些人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杨松仗义执言提出‘东北选送来学习的同志，都是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好同志。他们经过各级党组织反复审查，政治上完全可靠，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怀疑。我可以拿党性担保。’

    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不顾东北地区革命力量薄弱、中日民族矛盾占首位的事实，把对关内革命斗争的“左”倾指导方针生搬硬套到东北，对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指导方针，片面夸大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实行“左”倾关门主义，在义勇军工作中片面强调反对上层勾结，甚至要求揭发上层反动领袖的欺骗，以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逮捕与枪决一切反动军官与汉奸”。罗登贤主持下的满洲省委的正确主张，被冠以“满洲特殊论”和“北方落后论”两顶大帽子。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指导下，在林伯渠等同志的影响下，王明才承认了自己观点的失误。1933年1月26日林伯渠参加起草的，《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文件发表了（《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最早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构想。周保中曾指出：“有了这个指示信，反日运动有了明确方向，同时方式方法也明确了”。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大会，也是一次世界反法西斯的动员会，总结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以后又作了题为《为工人阶级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结论和闭幕词，动员广大群众去抵抗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来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东方前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发表了演讲。吴玉章以统一战线为主题作了发言。孔原介绍了党在白区号召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情况。滕代远简要介绍中国红军情况。赵毅敏和宋一平分别简要介绍东北抗日斗争情况和中国共青团工作。

    大会会期间，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完成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7月14日，代表团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的初稿，9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了略经修改的文件定稿，并确定题目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告中华民族书》。10月1日，这个文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题目，在代表团创办于巴黎的《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由于当时注明的时间是8月1日，从此这个文件就以《八一宣言》的简称流传于世。面对民族危亡，《八一宣言》鲜明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方针：“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号召全国人民“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根据《一·二六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东北党组织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巨大发展。在我党坚决抗战，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旗下的影响下，团结了义勇军、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协同作战。

    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白山黑水严酷的抗日斗争中，拥护我党的革命群众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先辈们回忆 ；宁安小牡丹屯的姜信爱家是一个抗日的据点，多次掩护抗日同志，传送情报。在一次给山里运送粮食中，遭遇鬼子，被害身亡。李光林在战斗中牺牲后，不到半年，他妻子林贞玉和怀中的孩子在转移中被活活冻死。抗联母亲李大妈家孤零零的小草房是交通线的转运站。五军军长周保中经常来这开会。为保证开会同志能吃口饱饭，李大妈忍心卖掉了自己未成年的女儿，换来了二斗高粱。11岁就参加了儿童团的姜墨林，经常到日占区侦查，总能机智的完成任务。被敌人发现到处抓捕。组织上为保护儿童，将其送往游击队。13岁就担任儿童团指导员的黄小英，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机智勇敢。为粉碎日寇共产党都被消灭了的谎言，去敌人兵营散发传单。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出敌营，奔赴抗联五军。真是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

    意志与气节是对一个投身革命的人的最大的考验。抗联队伍中是有受不了苦，扛不住刑的孬种背叛了革命。但更多的值得称赞的是杨靖宇，赵一曼，投江的八位女中英豪。吉东特委组织部长孟泾清发现四军政治部主任罗英叛变投敌，带队抓捕我同志时，想到的不是保自己的安危而撤走。他宁可留下来应对日寇而被捕，忍受酷刑，英勇牺牲，而设法让人通知同志们撤走。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气节。

扬松

    1935年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东方大学设立了为我党培养骨干的八分校，任命赵毅敏担任校长。位于莫斯科30公里处的基地学校里，开设了军政培训班，学员大都是抗联干部。位于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特别短期训练班是准备派往白区工作特训人员。另一个训练班学习地点是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新别列维焦诺夫卡。军事课占教学计划中相当大比重（800小时），文化课包括自然、地理、数学、中文，核心课目还是国内问题。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学校确定，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长征胜利和遵义会议为重要教学内容。韩光、钟子云、李范五、刘仁、刘英等同志，都曾到八分校学习过。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化名毛永福、毛永寿到达苏联后，也在第八分校呆过一段。1938年４月，有一批长征干部，以休养的名义来到第八分校编班学习。其中有刘亚楼、方志纯（方志敏之弟）、杨至成、贺子珍、博古的夫人和李维汉的夫人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也在八分校学习过。

    随着东北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建领导满洲抗战的决策领导机关“满洲问题委员会”。成员由陈云、曾山、孔原、潘汉年、魏拯民、杨松、赵毅敏等九人组成。决定由杨松、赵毅敏共同负责写一小册子，专题宣传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整编的问题日益紧迫，早在1935年上半年，杨松和吉东特委就提议将东北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5年10月2日，举行了第二次“满洲问题会议”。刚刚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的陈云参加了会议，会议最终决定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

    到1937年，抗联陆续组建了11个到1937年10月，东北抗联扩编到了11个军，人数达2万5千至3万人。1军至7军为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夏云杰、陈荣久分别担任军长。柴世荣在周保中的培养和指导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秋，他接过重担，出任第五军军长。8至11军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第10军军长汪雅臣、第11军军长祁致中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把生命和热血贡献给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约10余万次。

    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纲领、有觉悟的人民抗日武装，它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标志着实现了由共产党主导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游击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阶段。

    从1936年至1937年是东北抗日联军大发展时期，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给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造成重大威胁。迫使日本关东军制定了三年肃正计划，在东北实行“三光”“无人区”和“保甲连坐”“配给制”等政策，以建立“集团部落”、政治诱降等手段分离东北抗日联军与民众的联系，瓦解抗联队伍。妄图断绝抗日军民的一切生存条件。组织大批日伪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讨伐，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在14年抗战中，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共歼、伤、俘日伪军20余万人，给日伪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

抗联第一路军布告

    到1938年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而就在这一年的5月份，苏联远东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苏联内务部远东地区的负责人留西科夫突然叛逃。随即苏联远东的对日情报系统遭到破坏。留西科夫所掌握的苏联边防军的佈防以及苏联肃反情况等重要情报都有可能被日方获取。这给苏联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隐患。苏联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其中包括调整边防军的军事部防、重建远东地区对日情报系统。

    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举行抗联工作会议，李延禄报告抗联工作。毛泽东讲话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任务是“设法找到东北抗日联军，了解它的活动状况”。主要成员有杨松（副主任，负责会议召集，实际主持工作）、王若飞、李延禄、李范五、朱光、孙三等。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对援助东北抗联作出安排和部署。1935年至1938年，中共中央曾力图派遣关内主力部队的一部分挺进东北。随着全国总抗战的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越来越把东北战场作为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关注。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任务之一。1938年后中共中央又多次派遣联络员到东北寻找和联系东北抗联。1938年10月5日，由杨松起草了六届六中全会给杨靖宇和抗联战士的致敬电，高度评价了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表达了党中央对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优秀儿女的深切慰问与崇高的敬意。致敬电给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和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指明了抗日斗争的方向，极大地增强了东北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不久，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交通站，专门负责联系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并曾多次派人到东北与抗联联系。1941年8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三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干部到东北寻找抗联和进行地下工作问题，并指定陈云等负责选拔干部派往东北。毛主席曾决定派陈谭秋、毛泽民等同志，去充实加强对东北抗战的领导。后因盛世才的叛变而未能成行。尽管中共中央和东北抗联长期失去组织联系，许多指示也未能及时传达到东北抗联，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重视和关怀。

周保中

    1939年4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洛西洛夫等人给远东地区发去密电指示将因越境被关押的抗联指战员解除关押，由赵尚志带领返回东北，李铭顺去吉东寻找周保中、张光迪去北满寻找张寿篯。希望与东北抗联建立联系。同年秋冬冯仲云、周保中、赵尚志先后达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经双方协商建立合作关系。即抗联向苏方提供侦查到的日方情报，苏方向抗联提供援助，并同意抗联部队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可以越境进行短期的修整。这是自“九·一八”之后东北党及东北抗联第一次与苏联远东党委及苏联远东军建立的正式合作关系。

    1940年秋抗联各部领导接到苏方联络员的信，要求抗联主要领导干部年底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开会，并声称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会议。年底前抗联各部领导干部先后达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但一直没有见到中共中央代表。会前苏方联络员王新林分别找抗联领导干部谈话，要求抗联脱离中国共产党，由苏方派一名干部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这一要求遭到了以周保中为首的抗联领导干部的一致抵制。周保中提出：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苏方只能是在抗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进行临时的指导。最终这一反取消主义的斗争由于抗联干部的坚决抵制而苏方作出让步（撤换了联络员）。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抗联领导干部开始准备带领因战斗失利而退入苏境的部队返回东北战场。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出于各自战略上的考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抗联部队除少部分在此之前返回国内，大部受到苏方为不引起苏日之间摩擦而劝阻。周保中就此与苏方联络员进行多次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即抗联部队改为以小部队的方式返回东北。在此后的4年多的时间中组织了十多支小部队返回东北开展斗争。周保中经考虑向苏方提出将滞留于苏境的其他指战员集中统一组成教导团进行系统的军政整训。这一提议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并提议将教导团改为教导旅（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为了保密，即不使东北抗日联军的字样出现在苏军的上下公文中，第二为保证这支部队的供给能列入苏军的财务计划。苏方提出给教导旅一个苏军番号即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

    教导旅成立后于1942年9月份召开了党员大会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北抗联教导特别支部局（后改为东北党委员会）。至此抗联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教导旅组建后除了参照苏军的训练大纲对部队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外，还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政治文化教育。尽管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包括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等许多党的文件作为政治教材。几年的军政整训使这支部队的军事政治得到很大的提高。

抗联教导旅官兵合影

    抗联干部在教导旅的任职情况是：

    旅长：周保中中校。
    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少校。
    旅副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大尉。
    第一营：营长金日成大尉，营政治委员安吉大尉。
    第二营：营长王效明大尉，营政治委员姜信泰大尉（后改名为姜健）。
    第三营，营长许亨植大尉（未到任由王明贵上尉继任），营政治委员金策大尉。许亨植在任命后两天牺牲，生前一直在东北坚持战斗。
    第四营，营长柴世荣大尉，营政治委员季青大尉 。
    担任各连连长和连指导员的是：
    崔贤上尉、彭施鲁上尉、乔书贵上尉、金光侠上尉、陶雨峰上尉、崔勇进上尉、朴德山上尉（后改名为金一）、金京石上尉、张广迪上尉、崔明锡上尉、隋长青上尉、李永镐上尉等。
    冯仲云授予上尉军衔，担任旅情报科长兼政治教员。

    1945年，教导旅在远东战役前被编入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几年中小部队开展的对日侦查获取的情报经汇总提供给远东方面军。战前，远东方面军从教导旅三百多名指战员分配到远东三个方面军做为先头部队的向导而直接参加了远东战役。8月28日为表彰教导旅有功人员，根据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命令，远东第二方面军为教导旅有功人员颁发勋、奖章。10人荣获红旗勋章、45人荣获红星勋章、51人荣获勇敢奖章、129人荣获战功奖章。

    由于远东战役的迅速结束，教导旅参战的任务不得不改变。1945年9月初，教导旅组成几十个工作组分别进驻东北及北朝鲜的苏军卫戍司令部，协助苏军的工作。东北党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各工作组到达指定位置后迅速的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9月上旬各工作组分四批返回东北，共进驻长春、哈尔滨、沈阳等57个战略要地的苏军卫戍司令部。冯仲云带领的工作组进驻沈阳。他担负的一个特殊任务是尽快与中共中央和关内的八路军取得联系。苏联为与中共中央沟通战后情况，特派专机飞往延安，以进驻沈阳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随机同赴延安。党中央在了解了苏方的意见同时也了解到抗联已返回东北。这一信息对中央战略方向起到重要作用。经请示在重庆的毛泽东主席决定调整战略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迅速组建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随机达到沈阳。冯仲云将这一情况立即通知在长春的周保中。周保中及崔庸健赶赴沈阳向东北局书记彭真、副书记陈云汇报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情况同时向东北局移交了东北党的组织关系、党费和档案。这标志着与中共中央失去多年联系的东北党和东北抗日联军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遂后周保中给分佈于东北各地的抗联领导干部:我们已中央取得联系，今后我们要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的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在白山黑水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新的工作中。白山黑水的抗战开始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敌我力量对比最悬殊，生存环境最恶劣，付出牺牲最大。历经十四年的在白山黑水展开的艰苦卓绝的世界反法西斯东方前哨战终于以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毛主席党中央对抗联给予高度评价。在1936年7月16日与斯诺的谈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斗争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并指出这些经验必将在全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发挥作用：“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传达到东北抗战前线后，受到东北抗联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成为东北抗战的指导方针。杨靖宇在了解到瓦窑堡会议精神后，敏锐地认识到“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把坚持东北抗战和支援华北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在得知中央红军东征消息后，杨靖宇于1936年6月和11月的两次组织西征，被党中央誉为“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联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同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东北抗日联军作出了赞誉，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联的斗争对于全国抗战的价值：“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接见周保中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除杨靖宇、周保中外，党中央、毛泽东对其他东北抗日干部也十分关心。1953年3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义，为担任过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二任军长、抗联教导旅第四营营长的柴世荣签发了烈士证书。

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近照
（她和杨之华、方志纯都是党中央准备派往抗联教导旅工作的干部）
（推轮椅者是李延禄的孙女李戈）

    194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中，明确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百战余生的抗联战士——我们的先辈们，又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贡献了毕生精力。土改唤起了“赵光腚”们保卫胜利果实的觉悟，忆苦思甜使解放战士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踊跃加入人民的军队。先辈们在毛主席党中央指导的辽沈战役中取得巨大胜利，锻炼了队伍，提升了战斗能力。在解放大城市的实践中增长了治理城市的宝贵经验。在平津战役中再立新功。向前，向前，取武汉，夺广州，跨越琼州海峡，粉碎伯陵防线，解放海南岛。白山黑水和延水、黄河、长江、珠江之水融合出了解放区的晴朗天空，取得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中，白山黑水又成了抗敌的前哨后方，和全国人民一道，保障打败美帝野心狼的胜利，雄赳赳的队伍中有我们的先辈。我们为他们参加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胜利而自豪。

    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庆祝建党10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把东北抗联精神抗的内涵阐释为：救亡图存、忠贞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执着、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爬冰卧雪、向死而战的英雄主义精神，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首创首行、独立自主的开拓创新精神，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把杨靖宇精神的内涵阐释为：勇赴国难的爱国情怀，绝对忠诚的理想信念，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的艰苦作风，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团结战斗的大局观念。在纪念党的百年大庆，学习党的光辉历史中，我们要认真的学习与领会。

1982年抗联老战士左起蒋泽民、张英、李范五、王一知、季青、黎霞在抗联树前合影

我们到莫斯科政治历史档案馆寻找先辈的历史档案

    岁月流逝，我们的先辈已经走进历史，和他们的战友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建党百年之际，我们深情地怀念他们和他们的战友——抗联先辈们，尤其是怀念被习主席赞誉为“事迹震撼人心”的杨靖宇将军和被毛主席赞誉为“义勇军领袖”、“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的周保中将军，以及同样被习主席赞誉为我军英雄楷模的赵一曼和八女投江烈士；深情怀念为东北人民14年抗战鞠躬尽瘁的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瞿秋白、陈云、陈潭秋等领袖和先烈们。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榜样！

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

朱德总司令

    我曾到莫斯科政治历史档案馆寻找先辈的历史档案，我们也曾从走抗联路，到哈巴罗夫斯克维亚思克村抗联教导旅营地和烈士墓地祭奠，到八女投江纪念馆瞻仰。每次参观学习都给我们一次心灵的净化。

勿忘九一八

纪念李兆麟烈士诞辰100周年

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维亚思克村抗联教导旅营地

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维亚思克村抗联英烈墓地祭奠

八女投江英烈纪念碑与朔像

抗联后代向烈士致敬

    我们——抗联后代中的第二代，大多出生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烽火中，在宝塔山下、在莫斯科儿童院、在教导旅野营，当年还不懂事的我们，也曾和父母一起经历过那段艰辛岁月，毛主席关心抗联后代，给我们带来了党的温暖。我们得到陈云和陈潭秋、总理和任弼时的关爱，我们中的部分人得到了苏联党和人民的照顾。是党的抚育，使我们幸免于侵略者的屠刀，能够平安幸福的成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我们逐渐长大成人，享受到了先烈和人民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也从我们的先辈身上，感受到了什么叫共产党人。在“史无前例”的特殊岁月里，我们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也从先辈身上继续感受到对党的绝对忠诚，在人民对我们的抚育中感受到人民的伟大，在风吹雨打中保持对党的一颗红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岁月里，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党、祖国和人民贡献着微薄之力，我们的下一代——抗联后代中的第三代也成长起来。我们深知，我们先辈信任的革命斗争史，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拼图。无数的革命人的拼图汇聚在一起，才呈现出我们的百年大党的伟大形象。如今，我们已经步入人生晚霞，为了传承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自发组织起来，我们重走过抗联路；到哈巴罗夫斯克探访抗联营地，拜谒烈士陵墓抗联探访革命遗址；我们到莫斯科政治历史档案馆寻找前辈的历史档案；我们在十月革命100周年时，到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马列主义的圣地，到中国六大开会的五一村参观学习；我们向文博单位捐献出家中珍藏的先辈们的文物资料。为弘扬抗联精神、纪念先贤，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也产生了有益的社会影响。回顾历史，我们虽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贡献，但至少不会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们不能回报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于万一，但我们自信依旧保持着炎黄子孙的浩然正气和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我们没能更好地发扬光大先辈们的精神财富，但至少可以说问心无愧。一句话，我们的一生受党教育、为党工作，对党和人民怀有终生不变的真挚情感，我们永远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永远做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