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迎恩门
三十一就义
英魂断他乡
江上谁哭泣
花落悄无声
人书隔两地
初心照后人
尘封百年事

    看着曾祖父留下的唯一遗物——《中华大字典》，笔者思绪万千，总有两个问题在脑海里缠绕：究竟是什么促使一个家庭富裕，受到到良好教育的城镇青年教师，不顾小家，不顾安危，毅然参加韦拔群的农民革命运动，最后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就义而不留下任何历史记忆？如果他还活着，他今天是否后悔他当初的选择？

    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而地处边远的广西右江地区劳苦大众更为悲惨，由于山高皇帝远，国民党反动派之间争权夺利置广大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社会公正更难得以伸张和维护，地主劣绅更肆意妄为，贫富悬殊更大，农民革命的愿望更强烈。哪里的社会缺乏应有的公平正义，哪里就有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劳苦大众要改变社会现状，改变自身的命运，只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基于以上的历史，后来韦拔群在广西右江地区率先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以及在此基础上我党组织发动的“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些都是劳苦大众在走头无路之下唯一的选择，也是这一带无数革命志士和烈士一生的志向。

    程灵忠（笔者的曾祖父），汉族，祖籍广东南海县，1894年生于广西百色。从“粤东会馆”（红七军司令部旧址）数起右边第五栋房子（百色城解放街30号）就是他的故居。从事革命活动后曾化名黄三、韦义（意为：为了正义）或程步洲（意为：为革命起步走），被害前在田阳做老师（据说是教物理的，笔者曾跟田阳档案局查证，可惜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有关材料均无存档）。参加革命时间约从1922年起至1926年就义，多以商贩身份在外活动，常年外出、常来往于百色、南宁、梧州、广州和香港等，也常到东巴凤（东兰、巴马、凤山）等地活动。这一期间正好是中国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在开办，韦拔群正在东兰一带闹革命。作为一位走南闯北的热血知识青年不可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置身之外。

    程灵忠从事革命活动和被害时间与韦拔群有很多交集。韦拔群是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毛泽东、彭湃、韦拔群）之一，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

    程灵忠和韦拔群几乎同岁，两人都来自富裕之家，同是知识青年，同是教员，同是右江老乡。在韦拔群为了农民运动所需的武器而频繁来往于东兰、百色、南宁和广州的期间，也正是程灵忠奔忙于这些地方筹资购买运送武器的时间。为了方便革命秘密活动，程灵忠一家人常在南宁租房，就义前租用南宁临江街中段一位姓胡（广东人）的房子，当时南宁的房子一般不租给单身汉的，必须携妻带子。其妻李善华（百色人）曾对后人说：“在南宁时，有个姓韦的老师到我们租的房找过他（程灵忠），他（程灵忠）后来只说‘韦老师，东兰来的’。

    程灵忠虽然奔波在外，不但没有给家里带回什么钱财，还拿了家里的钱财资助革命活动，家里有的都是他父亲（程子英）做生意积攒下的，因而常被其父骂为“败家仔”。给五个儿子分家产时，作为第三个儿子的程灵忠得到的份额是最少的。被害后，他给家人留下的只有一套《中华大字典》（民国12年版）和一架帆布折叠行军床。《中华大字典》全四册定价银16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3200元。当时花一大笔钱买这样一套书是难以想象的。他为何要买这套书？他自己用过这套书吗？我们不得而知。上世纪80年代，笔者在“粤东会馆”（红七军司令部旧址）展示的展品中曾见过相似的帆布折叠行军床，最近笔者去询问时，工作人员告知：80年代曾展示过，但90年代因“百色起义纪念馆”的需要，展品做了调整。遗憾的是，在“百色起义纪念馆”也没见到这种帆布折叠行军床。

    本可以过着惬意的小家生活，却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参加革命，这不正应验了韦拔群的“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句话吗？

    程灵忠1926年2月的最后遇难和同时发生的桂系军阀对东兰农民运动进行的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东兰惨案”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佐证和印证。

    1925年初为了方便武器的运送和保密，程灵忠打算与百色朋友班友（百色人寿街班金的儿子）及同学黄栋臣（百色永乐乡）合资在梧州搞一汽船，但最后没能落实。1925年5月他与其弟程和忠，亦有一些朋友同去广州。8月间他们从在广州乘电船回到南宁，同时还带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大号脚踏风琴两台，父亲从其中一台里面取出两扎用禾草绑紧的乌黑黑的东西，当时我12岁，我没有过问，后来听我母亲说，才知道那些是枪支。”（程灵忠的大儿子程基业回忆）。

    12月25日晚，他在南宁接应的内弟李永华外出饮酒，酒后不慎泄密，次日清晨，程灵忠，弟弟程和忠、内弟李永华和同学黄栋臣四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被捕期间，程灵忠受到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出卖同志，保持了革命者应有的气节。

    被捕时，程灵忠暗示妻子：床底下藏有一包东西。并叮嘱她要保管好。结果人一被带走，惊恐中，她就偷偷从床底下取出那包东西，由于不懂其价值，也怕祸及家人，看都没看就急忙烧掉。可以推测那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或信件（证件）。

    1926年（民国15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四人在南宁北门（迎恩门）一带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时年，程灵忠31岁、程和忠29岁、李永华22岁、黄栋臣31岁。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屠杀，难道报纸没有报道吗？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慑于共产党的影响和监督，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镇压和对革命者的杀害都是暗中进行的，当时是不敢公开报道的，同时他们更不敢公开滥杀无辜。他们被捕期间，由于程灵忠的妻子已有身孕，只能偶尔去探监，平时都是大儿子送饭到监狱。最后去处理后事的主要是程灵忠的大儿子程基业（程伯平）和二儿子程吉业。在即将被杀害的前夕，程灵忠反复提醒他们：以后不管怎样，任何时候，千万千万不能跟任何人提及该事！这句话在程灵忠这边表面上是对亲人的提醒，但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事先对他的威胁：如果公开此事，全家人都要遭殃！这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做贼心虚和残忍性。他们也不敢公开同时制造的“东兰惨案（东兰农案）”。

    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在南宁处理程灵忠“四人惨案”和在东兰处理“东兰惨案（东兰农案）”时，他们对这两个惨案到底做了怎样的联系和联想？笔者无法考证，但他们至少知道涉案的都是右江地区的人，而且这批武器跟当时韦拔群的东兰农民自卫军必定有某种必然的关系。

    那么韦拔群本人是否知道此事，如果知道，他过后为何不做反应？应该说韦拔群不知道此事很正常，即使知道了不做反应也很正常。1926年初桂系右派当局派第七军龚寿仪团到东兰，勾结土豪劣绅团局疯狂镇压农会农军，惨杀500多人，焚烧50余乡村1000余户房屋；广西省府下令通缉韦拔群等农运领导人。惨案发生后，韦拔群率农军退入山区，并在西山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指挥农民抵抗龚团进剿。1926年春陈伯民等赴南宁请愿，印发快邮代电向全国各界揭露龚团罪行，要求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广西当局严惩祸首。从以上历史事实可知，如果韦拔群知道此事而不做反应甚至否认，都是出于对程灵忠“四人惨案”的家属的考虑和保护。显然，如果韦拔群公开把两个惨案联系在一起，对双边都不利。

    革命武装斗争既有拼杀的战场，也有看不见的战线。为革命秘密筹资购买和运送武器也是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由于看不见的战线必要的隐蔽性，保密性和危险性，后人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也很难找到旁证。所以大多数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是无名英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人真事。

    解放初，组织上曾派人跟程灵忠的妻子了解程灵忠的真实身份，由于丈夫死前有了郑重的提醒，作为一个目不识丁，对政治也是一片空白的家庭妇女，再加上惨案本身一直带来的恐惧，她没有胆量跟组织说出真相，因而一直是家人的一个禁忌。直到1974年她77岁临终时，才跟后人说出最后一句话：程灵忠是因为参加革命而被国民党杀害的！   

    程灵忠参加革命而被国民党杀害可以从以下几位亲属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程吉业，是程灵忠的二儿子，1912年生，在百色中学读高中，后到桂林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曾在百色行健中学和隆林某中学任教，是程灵忠“四人惨案”的经历者和直接见证人。解放后他为了求证父亲之死与“东兰韦老师”是否是韦拔群或相关联系人，主动提出到东兰中学担任数学教师。在东兰期间，经常到韦拔群烈士墓拜祭，笔者曾见过一张他和他妻子在韦拔群烈士墓旁的留影。不知他是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57年他写大字报说：“我父亲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我和当时的军阀黄绍竑（黄绍雄）有杀父之仇！”，因为这句话，当时即被打为右派，1959年含冤而死，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黄银清，1987年去世，是程吉业的妻子，在笔者大学毕业刚出来工作时，她专门约笔者私下谈了曾祖父被害一事，她指着压在台上的玻璃框里那张在韦拔群烈士墓旁的留影，对笔者说：“你太公是跟韦拔群干革命的，你是大学生，希望你能把真相写出来！”。我们连续谈了两个小时，由于当年笔者没能把这事放在心上，所以没有专心听讲，更没有意识去探究。现在回想，真是遗憾！

    程洪亨，程灵忠其中一位孙子，小时常跟祖母李善华在一起，她私下跟他讲过：

    “你爷爷当年看不上国民党，他崇拜共产党。”

    “看到京剧电影《红灯记》，就想起你的爷爷，你爷爷那时和家人的相处和最后的诀别，就像搞地下工作的李玉和跟他家人一样......”

    “记住你爷爷这句话：永远不要说对不起共产党的话，永远不要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程翠莉（程灵忠的一位孙女）：“文革前，家里的神台上摆有他的半身像，是戴着眼镜的。”这佐证了他的书生和教师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