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4岁的父亲自去年开始，因视神经萎缩和老年白内障影响，视力下降严重，至今，双眼只能看见人影，主要靠听觉和触觉来生活了。去年11月底，83岁的母亲也因脑溢血瘫痪在床，靠护工和兄妹们轮换来照顾了。清明节前的一天中午，父亲自述感觉头晕胸闷不适几天了，担心有什么意外，叫我到三楼把他与母亲结婚时，母亲作为嫁妆的铜质手炉（冬天暧手用的器具）找出来，说要交给他大孙子。他认为这是很珍贵的东西，应传承下去。

    三楼未经装修的卫生间存放的是父母用过的衣柜、樟木箱、彬木箱、旧皮箱、纸壳箱之类的家用具。我们做儿女的知道，但从未去动过。翻箱倒柜一番，多是些旧衣服、旧棉袄、棉被，母亲健康时全部用报纸、塑料袋之类的东西把它们一层层包裹好，收纳其中。

    倒腾了整个下午，未见铜质手炉，却见父母双方的结婚证和他们夫妇自己工作时获得的奖章、奖状、证书和工作笔记本等物品。其中，有本党费证和专门用塑料袋包扎好的二枚奖章、一枚毛主席像章及一枚毛主席与朱德同框的像章特别醒目。里面还附有一张父亲说明此四章来历的手书。内容是：

    此四枚章

    一、一枚是一九五一年我的土改奖章
    二、一枚是一九五一年我的工作送粮模范奖章
    三、二枚（其中一枚瓷的）是五一年中央慰问团送给我的章

    要认真珍藏

    看得出，最后一句话，既是他对自己的提醒，也是他对我们后人的要求。他是个非常重视荣誉、重视传承的人。

图1：父亲的《党费证》--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制发

图2：父亲对四枚章来历的手书

    此外，还有我们兄妹小时或年轻时获得的一些奖状、证书。其中，还有我参加工作时获得的第一张奖状。这让我很开心！

    我把翻箱倒柜的结果告知父亲：手炉不见，重要是东西只有这些奖章、奖状、证书和一些工作笔记本。结果，他要我把这些奖章、奖状和证书负责保管好。当我问起他的党费证，奖章、奖状和毛主席像章来历的细节时，他打开了话匣子。父亲双目虽近完全失明，但思维还是比较清晰，过往之事仍记忆犹新。因为，这既是他年轻时参加革命工作艰辛的写照，每个证章都来之不易；也是他感到无上荣光与自豪的荣誉，经历过的重要事件都终生难忘！

    ● 培训五天开始工作，“老关系”原来是这些人

    1949年8月25日，瑞金全域解放后的第三天，新政府告示招收工作人员。当时宁都等邻县都还未解放。为解决解放军的供给问题，县里成立了支前委员会，招收本地青壮年组织支前工作队。新政府把全县分成象湖、壬田、武阳、九堡、黄柏、瑞林6个片区。每个片区派驻一个工作队，由南下干部带队，任务是组织捐粮支前。

    这天，父亲毫不犹豫的与几个相识青年一起报名参队。

    出生3个月亡父，5岁亡母，跟着奶奶要饭至8岁、14岁做童工的父亲，此时年方21岁。

    他记得，报名第二天，即参加学习班，时间5天，在如今的第四中学举办，当时叫瑞金中学。因时值学校放假，所以学习在礼堂，住宿在教室。用学生的课桌连成通铺，草席、被褥等生活用具一律自带。吃饭自盛，二菜一汤分好，没有饭桌。

    “参加培训的有100左右人，同我一起的记得有下塘街的赖辉柱，东坑的杨庆云、杨世财、杨衍听，叶坪洋溪的刘学群和刘华生等人。学校礼堂主席台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朱德的布画像。5天时间，主要由县委书记张哲和县长马加教我们学习《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丁文才教我们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组织部长叫郭挺富，负责管理我们。”父亲回忆说。

    “当时学习也没有纸笔发，全凭反复记忆。”

图3：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1949.7.20

    培训完后，父亲被安排到黄柏片区。带队的是四个南下干部。父亲记得三个，分别叫李翔、冯云祥、丁文才。加上他们几个当地青年共十余人。当时还没有建立乡、村政权，支前工作如何推进？父亲记得，第一天是本县的长征干部黄柏马脐岗人刘炳山带着他们十几人到黄柏柏村祠堂背后的一栋二层的房屋住下来。此房有四五间房，即是他们的办公地点，也是他们食宿的地方。不管是队长和队员，不管南下干部还是当地人员，均一起睡通補。没有床，就地铺上稻草和草席，外加被单。这样的条件还是找到原国民党政府（民国时期）的伪保长，要求他给办好的。

    接下来的工作，首先是寻找到当地的“老关系”，成立支前委员会。什么叫“老关系”？就是苏区时期做过共产党工作的人员。当时，黄柏乡找到二十余人。其次是以村为单位成立“屯”，指定屯长。因原国民党基层组织实行的是保甲制。为区别于国民党的叫法，加之南下干部是北方来的，故引用北方的叫法。屯长一般由“老关系”来当，或由“老关系”推荐的人选来当。最后，“屯”组织建立后，由屯长他们提供本地相对富裕人员的名单，再依据这些名单，上门做宣传动员工作。动员他们主动捐粮、捐谷十担或二十担不等。当时不准硬性摊排任务。与此同时，还要动员家里有洋枪洋炮和弹药的群众要主动上缴，不允许私藏枪支弹药。

    “因为工作比较好做。李翔他们说，没想到我们这里群众的觉悟与积极性都很高。”父亲回忆道。

    父亲还说：“当时没有工资，吃饭不是在“老关系”家，就是在工作地的老表家，走到哪吃到哪，吃完后写一张条据给他们。他们可凭此条据到我们的驻地领回米谷。”

    说到“老关系”这个称呼。父亲还讲述了另一段有意思的“官司”。

    “老关系”这一称呼，也是南下干部提出来的。因这一称呼在瑞金有多种解释，有褒有贬。在特定语境下贬义更多，比如说不正当男女关系，也叫“老关系”或“老伙计”。当时“老关系”们就觉得不习惯，为此也提出过异议，但未得到采纳。

    1956年6、7月间，父亲已在县民政局担任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当年有二个姓钟的“老关系”坐车到北京上访，大概是反映政府对他们这些原在苏区时期工作过的人关心、关照不够，没有什么待遇等问题，其中也反映了这一称呼问题。父亲记得，当时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瑞金人，长征干部）陪同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江西遂川人，全国解放后首任江西省委书记）一起来到瑞金。在老县委（原国民党参议会办公室）召开了300多人的“老关系”人会议。父亲是局里唯一党员，参会做会议记录。会议开了三、四天。食宿统一安排在麻袋厂（原河背街林业局隔壁杨氏财产）。按当时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5角，但朱开铨说提高到8角。当时活鸡才3角多一斤。因此这次会议伙食特别好。会上朱开铨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叫‘老关系’了，就叫‘老同志’嘛””。自此，“老关系”的称呼从此而改叫为“老同志”，成为一种尊称。他们的待遇和身价都有了显著提高，逐步还为不少老同志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鉴于当时上访的人坐车去的北京，很辛苦。因此会上朱开铨还说：‘以后有个么问题与困难，可以写信直接寄到北京，只要八分钱。’”

    “‘八分钱，到北京’，有段时间，朱开铨说的这句话，群众还把它还当歌唱。”父亲开心地笑着说。随后又一脸严肃道：“当时的领导是告诉群众如何反映问题，如何上访更方便。现如今，不少地方，不少干部怕见群众，怕群众上访，甚至还阻止群众上访。害怕群众，就容易变成官僚主义；害怕群众，就容易滋生腐败。”

    这是共产党领导干部当年敢于直视问题，面对基层，面对群众，敞开胸怀接受意见与建议的优良作风，难能可贵。

    ● 想立功第一次挨批评

    1949年10月的一天，天还蒙亮，父亲与同一个组的刘学群等5 个年轻人一起来到黄柏乡上段开展工作。刘学群提议，说他知道大柏地乡（间隔几座山，相距30来华里）的伪乡政府还有枪支和档案未上激，不如现在我们5人一起先去把他收缴过来，立上一功（当时大柏地乡和叶坪乡均是他们工作范围）。5个年青人异口同声赞同。因要越过土匪常经常出没之地的凌角山。父亲提议，5人按一字长蛇阵排列，间隔50米前行，万一遇到不测，不会一锅给土匪端了，留下人好回去找救兵。5人快速越过凌角山，来到大柏乡属地三工坑附近，到刘学群的本家（即同族人）刘学方家里吃早饭。

    刚吃过早饭，就有5、6个挑油到瑞金卖的宁都小商人来通报说，他们在凌角山遭到土匪抢劫。听说有土匪抢劫，前方的麻子坳又是一座大山坳，也常有土匪出没，群众再不敢往前行进。那天又正好是大柏地圩日（既集市日），不一会就聚集到一、二百人滞留在路两旁，七嘴八舌地在议论如何办？

    “此时，我们用上了刚学会的二招，即“虚张声势”和“依靠群众”。我们走到群众队伍中说：“不要怕，我们是工作队的。除我们五人之外，还有二十个便衣，都带了短枪，分散在我们队伍中。我们大家一同前往。”父亲说。

    于是，5个年青人在刘学方带领下与群众一起浩浩荡荡走过麻子坳到达大柏地圩镇。这是父亲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群众相信了他们，他们也依靠了群众。

    “到大柏地圩场后，刘学方找到当地一个熟人，写了张条子给家住杨古寨（离圩场长10余里路）姓杨的伪乡长家。说我们是工作队的，要求他把枪支和档案送到圩里来。结果，等了大半天还冇人来，反听说要派人来捉我们。”父亲接着说。

    “这时，大概下午半下昼子（四、五点钟左右）了，我们不敢走原大路返回。好在刘学方认路，带着我们赶紧弯道走小路返回。中途在刘学方认识的钟姓老表家中吃晚饭和过夜。第二天一早，我们赶紧赶路。快到黄柏地段的路上，碰到二十几个解放军的骑兵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一到区驻地，李翔就严厉地批评我们私自行动，目无组织纪律。原来我们碰到二十几个解放军骑兵就是他请来专门找我们的，说有五名工作队员失踪。”

    此次私自行动，不仅未达到目的，还虚惊一场，并被组织严厉批评。父亲也是第一次认识到组织纪律的重要性。

    ● 每月三万元生活费，旧棉袄就是工作服

    1951年春节后的第三天，父亲与赖辉柱一道到瑞林区（1951年十月改为第八区）报到，做宣传干事。这时，全县都建立了区乡村各级政府。瑞林区管辖了十几个乡，包括如今的下坝和丁陂乡。父亲回忆说，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是每年大年初三报到，初四召开全县开三级干部会议。开个二、三天，即回到各区乡工作。

    当时瑞林区工作人员已有二十余人，有书记，区长，组织干事、宣传干事、青年干事、民政干事、妇女干事、保卫干事、统计干事、财经干事、文书、管理员。只有宣传和组织干事各2人，余均为一人。  

    父亲说：不管是什么干事，都要下乡走村串户做工作，每到一地要召开群众会议。叫做“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所谓干事？就是什么事都要干。”

    “每人每月发3万元生活费（旧币1万等于1元），主要用于买电池和理发和其它零用。南下干部每人每月5万元，比当地人多二万元。”

图4：第一套人民币壹万园劵

    “区里吃饭不要钱。下乡在群众家吃完饭后写张条子给群众，注明几个人吃了几餐饭。群众可凭此条到区政府按每人一餐四两米结算领回相应米谷。那时是十六两为一斤的称。”

    “当时是如何安排休假的？有没有工作服发”我问。

    “没有规定如何休假。反正我没有请过假。其他人我不太清楚。”

    我知道，因为父亲是个孤儿。除与一个堂兄相依为命外，此时，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故，区政府就是他的家。关于工作服问题。他回答说：“52年还是53年，发了一套灰色中山装和一顶帽子，是新的。每人还发了一件旧棉袄。这些，就是我们的工作服。”

    说到节俭问题，父亲讲了三个小细节：

    一是严格区分便笺纸与信笺纸的用途。当时，区政府印刷二种工作用纸。一种是16 开用笺纸，另一种是32开的便笺纸。组织上要求，凡能用便笺纸写清楚的不能用信笺纸，否则就要挨批评。

    二是凡只用过一次的信封，必须再翻过来用一次。

    三是凡区里晚上召开会议，每人一盏煤油灯带到会议室，在开会前，灯火应调到最小。开会要记录时再把它调大一些。开完会大家还要对笔记。记得好的念，其他人补记。

    父亲讲到此处，我更能理解三楼小房间里母亲收纳好的旧衣物，更能理解如今仍然一碗旧饭、旧菜都不舍不得倒掉的那一代人的特质。

    此外，父亲还讲述了一个更耐人寻味的故事。

    他说，区委书记张洪涛是吉林人。1953年书记的老婆来到区里住了半年多，肚子大起来了，说要回家，可是差旅费都没有。这时副区长谢雄找到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结果在区里伙食尾子里拿出了六七十万元（即六七十元）给区书记的老婆作路费。

    这是父亲所知道的一次“特殊化”。“当时的领导干部与我们一样，身上也没有什么钱”父亲感慨地说。

    有点象“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梅开二度。这是我听完后的感觉。

    ● 抗美援朝募机款，群众热烈；剿匪反霸摸敌情，孤守十日

    1951年春，全县掀起了了抗美援朝运动。当时，县政府倡议捐献“红色故都--瑞金号战斗机”一架，任务是15亿元（旧币一万元为一元）。县里召开动员大会时，父亲与区里另一宣传干事赖辉柱参会，自高奋勇表态募集2亿元。父亲回忆说：“经过我们宣传动员，群众积极性非常高昂，有钱捐钱，无钱则用金银手饰当。有的妇女把结婚嫁妆唯一的金银手饰也捐献出来，场面令人感动！每村募集到的钱物，用“方罄”（客家人用于装嫁妆用品的器具）抬着，敲啰打鼓送到区里来。最后我们区募集到2.4亿元。全县最后完成20来亿元。”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父亲不愧是老宣传干事，虽然没有音乐天赋，歌词却还能完整地用“瑞金普通话”唱下来。乐得在旁听的曾孙子很开心。

    “这些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干起来很开心。最危险的是剿匪反霸工作。”父亲说。

    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败时，在各地留置下了大批反动武装和特务，与当地长期存在的土匪恶霸势力相勾结，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安宁。

    作为曾经的“红色首都”，在新旧政权交替时期，治安形势更加严峻。县志载：县境东、西、南、北都有股匪，活动于各山区。他们多则几十人，少则四五人，携长枪短枪或马刀、梭标，窥测时机，进行勒索、抢劫、谋杀、骚扰、破坏。此外，还有活跃在瑞金、福建长汀交界处的“中国人民反共自由军闽粤赣边区第三支队第五联队第一大队”股匪。

    从1950年3月起，经过2年5个月的艰苦战斗，全县共歼38股大小土匪，击毙、俘获、自新或投降的匪首50名、匪徒320名。至1952年8月底，县境公开活动的土匪才基本肃清。

    大概是1951年8月份前后，父亲分到瑞林区稳村乡驻村，发动群众、摸匪情。该乡包括上圆、下圆等5个村。乡政府在下圆村租用一间群众闲屋用来办公。该村地处一小山凹，只有三、四户人家，晚上他一人住在一间闲屋里。乡长叫吴习传，五六十岁左右。一天乡长向他反映说：解放前，稳村驻扎过几十个国民党兵，有时还会到河里用枪去打鱼，但解放前后又不见他们行踪，是走了还是潜伏下来了目前还不得而知。

    一天晚上，乡里召集村长会议汇报各地情况。山里的路上岽下坡，坎坷不平，且路窄弯多。故当地人出门，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均随身带着二样东西，一是用生铁铸成，里面烧松油枝的灯盏，用作走夜路照明用；二是一把镰刀，用于走路时隔开挡在眼前的茅草树枝或用于防范进攻性的野生动物或防其他不测。自然，这天各村村长也不例外。在快到约定开会时辰时，突然有一个村长一瘸一拐地跑到乡里，嘴里呼喊“有土匪”，大腿上血流不止。原来他在离乡政府一、二百米远的地方，突然遭人用梭标袭击。打斗时，他大腿上被对方梭标扎上。他趁此抓住梭标头，使劲与对方抢夺。所幸，俩人较力之下，标头与木把分脱。他手握到标头，还持有镰刀，对方见状逃离。当地人见他大腿上还血流不止，马上用烟丝与香灰和到一起，为之大腿包扎起来止血疗伤。

    散会后，父亲孤单一人睡到闲屋里，黑灯瞎火，着实有点害怕。他知道，如果真是国民党兵有针对性的报复，那他这个共产党的宣传干事就是被猎杀的首要对象。好在山区里房子的窗户为防范偷盗，都做得很窄小、很结实。他把床换了个方位，让它背对着窗户，另把门户用木棍撑住。既使自己给自己如何壮胆，这一夜也几乎“清眼到天亮”。

    为彻底摸清“敌情”，父亲硬着头皮，继续在那里呆了十来天。白天到各村转，晚上回来睡。

    “这是我一生中碰到最危险，感觉最紧张的十来个晚上。”父亲说。

    此后，县公安派人过来协同区中队和民兵一起搜山围剿。在一次搜剿过程中，一民兵队长在下坝乡被追剿对象打死。同时，县公安局也发现和镇压了几个窝藏犯。

    ● 三个模范一年得，孤儿加入共青团。

    1951年，是父亲最辛苦，也是最具荣誉的一年。一生引以自豪。除前述的几项工作外。还有：

    这年夏收夏种征收运送公粮活动。这时父亲分到离瑞林区政府五、六十华里的渡头乡组织公粮征收工作。组织上要求15天完成任务。当时是按田亩上缴公粮，提出的宣传口号是“送爱国粮”。经过父亲的宣传动员，群众积极拥护，任务很快就超额落实好了。

    “但如何能以最快的方式将“爱国粮”送到区里呢？我在中途设一停靠站，用接力方式挑粮，减少单向的体力消耗。结果一星期就完成了，获得全区第一名。“运粮模范”奖章就是这样来的。”父亲不无自豪地说。

    这是父亲参加革命工作获得的第一枚奖章。

图5：“送粮模范”--中共瑞金县委会，瑞金县人民政府

    这年秋天开始的土改运动。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就此在全国拉开了大幕。瑞金县于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律阳乡搞试点，第二年在全县推广。

    “1951年秋，土地改革在瑞林区进行。当时县里一下来了200余人的工作队。工作队进驻后，区里只留下我、文书、炊事员、通信员四、五人。其余全部人员都分组下去，包括书记和区长。首先是走村串户做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工作，然后是做没收征收和土地分配等工作。

    “我一人管土改资料收集、整理、上报工作。资料每天一报。从此后，加班加点是小事，且常常不分昼夜、通宵达旦。这样的工作坚持了半年。第二年又搞复查，颁发江西省统一印制的土地证。

    “此外，区里其他闲杂事情等一应都要我负责。包括看管各工作组收缴上来的枪支，负责监督区中队看管好有问题的人员等。

    “因为当时把历史上有问题和群众反映比较大的地主、富农、土豪劣绅都要看管起来。三个班房共住了几十个人。当时法院院长叫王家模，南下干部。他跑到那里，那里就要枪毙人。他来瑞林区二次，共枪决8人，一次5人，一次3人。”父亲回忆说。

    “枪决5人那次，区委书记张洪涛临时叫我上去主持公审大会。没有提纲，参会的群众有几百人。”说到这，父亲还比划手势，仿佛又回到当年：“没有任何退路和讨价还价。我当时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拿起口哨一吹，所有群众集合列队，禁止喧哗，押上犯人。这是我第一次主持这么多人的大会。”

    如今，父亲的思维方式，有时还会回归到那个年代，只要电视上看到或耳朵里听到一些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的人和事，就会愤愤不平地说：“为何不开公审大会。”他始终认为公审大会更具震慑力，更能达到惩治与教育的效果。

    土改运动的全面完成，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最大的公平和最大的正义，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父亲在这次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因此而获得了“土改模范”奖章一枚。

    “一个区只有一枚”父亲强调并自豪地补充。

图6：“瑞金县土改模范”---瑞金土改委员会1950年

    由于父亲在1951年工作业绩突击，1952年2月，父亲被瑞金县第二屇英模大会评为“工作模范”，并参会接受表彰。

图7：瑞金县第二屇英模大会“工作模范”奖状及代表证

    也是这一年，父亲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

    此外，父亲于1951年8月，还意外获得谢觉哉率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来瑞金的慰问。这天，区里来了几个慰问人员，父亲被召见。区委书记为褒奖父亲，代表区委和区政府专门给了他一对慰问团送来的毛主席像章。

图8：中央慰问团慰问像章，背铭文：中央访问团赠1951.规格：单人像：真经2.8cm  双人像：2.5cm (无背文）